广东新会地杰人灵，屡出大师级别的人物，如明之陈白沙、清之梁启超，近代的陈垣、简又文等等。
简又文治史，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太平天国史上。
1935年，简又文出版了《太平天国杂记》一书，意犹未酣，有心撰述一部《太平天国全史》，以全面记述太平一朝之始末和大事，遂留意收集与太平天国相关的文物。
1936年春，时任《文萃》记者的简又文到苏州观摩“吴中文献展览会”，意外见到了一个碑拓本，其内容记载的是太平军治下地区“军民颂德糜崖，黎庶歌功无尽”的人民安居乐业繁荣景象。
简又文大吃一惊，感到该碑文对研究太平天国苏福省政权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他一面用笔详细记录下碑面所刻每一个字，一面委托陪同考察的庞炳钧探访碑石的下落。
受此重托的庞炳钧随之展开行动，遍觅碑刻，却漫无头绪，后听好友吴子厚说，住在常熟小东门的王寿仁先生处也有同样的碑文拓本。
庞炳钧于是恳请吴子厚带路，向王寿仁借到拓本，以作访察原石碑的依据。
然而，纵有拓本在手，经过两个月的辛苦寻觅，查尽断碑残碣，终无所获。
说来也巧，某天，庞炳钧在挹辛庐茶楼与当地报界业人士钱笠夫谈及此事。
钱笠夫一拍脑袋，说，我曾经听琴南初等小学校长俞承莱说过他收藏过一方太平天国碑，不知是不是你所要找的。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俞承莱之名并不扬，但其有一笔名，为“天愤”，则提起俞天愤，当时文坛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俞天愤为中国侦探小说的先驱拓荒者，著有《法国女英雄弹词》、《薄命碑》、《镜中人》、《绣囊记》、《剑胆琴心录》、《中国新探案》、《中国侦探谈》等等，名重一时。
庞炳钧兴冲冲地前往拜访俞天愤。
俞天愤早已退休回家，忆起太平天国石碑事，无限悲凉地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我在位于常熟南门外米业公所的琴南初等小学任校长，某日途经“天朝牌楼”，正好该处有居民翻造房屋，掘出一块仆地的碑，细读碑文，知为太平天国遗物，于是雇了两名工人，抬到琴南初等小学，仆置于操场，并精心拓了数份碑文传世。现在，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不知石碑还在不在原处？
俞天愤所说的“天朝牌楼”，是清同治元年（1862年）春，太平天国常熟守将钱桂仁为歌颂忠王李秀成，将原位于王市严氏节孝祠中的“乐善好施坊”拆至南门外接官亭街北端，改建成“报恩牌坊”，民间俗称“天朝牌楼“。
庞炳钧听了，急得不行，赶紧驰往琴南初等小学。
可是，事经二十多年，哪里还有石碑的踪影？
庞炳钧又到米业工会及工会后园等处细细寻访，均无踪迹。
看来，两个多月的奔波辛劳，都付诸东流了。
一个月之后，庞炳钧不死心，再到米业工会寻访。
且说，米业工会的大礼堂当时被安置为民教馆阅览室，庞炳钧百无聊赖，到阅览室闲翻资料。
从阅览室出来，庞炳钧无意发现大礼堂东侧有一夹弄，便信步踱入夹弄。
总算上天不负有心人！
这一踱入，猛见有一石碑横置弄内。
是不是我要寻找的那块碑？！
庞炳钧一颗心怦怦直跳。
碑面全是泥垢尘土，字迹难辨。
庞炳钧赶回家取来从王寿仁先生处借的碑文拓本，按其四角字形及缺角地点一点点印证，最终结论就是：这块碑正是简又文委托寻找的太平天国碑！
该碑高1.61米，宽0.8米，厚0.24米，青石质右上角略损，碑文为宋体楷书，首行为“报恩牌坊碑序”6字，全文17行，足行41字，共391字。内容为歌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常熟的政绩，碑文中有“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春树万家，喧起渔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之句，全然一派繁荣升平景象。
庞炳钧想办法将该碑移至寺前街（西门大街）县党部的二门内，后又移藏于石梅图书馆。
简又文后来查《海虞贼乱志》，上面有记：“（钱桂仁）闻伪忠王奉召回京，遂于南门外建一大石坊，名报恩忠王坊，盖以忠王为伪天王檄召，特建此坊，谓忠王爱民如子，民不能忘，王虽去京，此坊如召伯甘棠之意。忠王大喜，加钱逆为受天天军主将，独掌常昭军民事务”。
即“报恩牌坊碑”是反复无常的地主分子钱桂仁所捣鼓出来的！
不过，简又文却提出，里面所记载的内容还真是当时在太平天国治下常熟地区人民安居乐业的真实写照。
查相关文献可知，当时在太平天国领域下的江苏、浙江两省的商业都很繁盛。
浙江的乌镇，“极大市肆，丝业所萃”。
江苏宜兴的大浦镇，“商贾云集，交易曰数万金”。
无锡的荡口镇，“往来贸易，货财充斥”。
吴江夹浦关“日税数千两”。
苏州更是“百货云屯”“船来日多，售亦日盛，乡民过午，满载而归，奚止利市三倍。”
外国商人到苏州来购买生丝停泊在角直镇的船只，也“帆樯云集”。
公元1863年春，英商怡和洋行上海支店负责人惠涛(Whittale)致香港仆希佛尔信说：“关于丝产的消息，仍旧非常之好，已有大量蚕籽孵化出来，桑叶亦盛，所以大量产丝的可能性极大。叛党（指太平天国）正在为一切努力鼓励蚕户。”
四月信又说：“美甲(Major)君刚从蚕丝区域旅行回来，他对我说，蚕是很美的，各种现象表示将有一次大丰收。乡村垦种面积极高，叛党是最急于鼓励商务的。”
这些，都说明了当时在太平天国领域内，未遭受中外反革命破坏以前，一般农村生产力向上发展的情况。
当时的苏州人王韬对于江苏一带商业繁盛的评价是：“盛于未乱时倍蓰。”
即远远超过清朝统治时期。
太平天国覆亡，邑人丁秉衡有记载：忠王遇害后，“民间焚纸钱，灰积如阜”。
“报恩牌坊碑”被清军砸去右上角，废弃于地。
清军去后，丰乐桥附近的群众，为防石碑再遭破坏，冒着生命危险，将之悄悄地移至桥堍的一家小理发店的屋旮旯里，藏了起来。
这一藏就藏到了1905年，因居民翻造房屋，被俞天愤发现，抬到琴南初等小学，拓了碑文，石碑才有了重见天日之时。
简又文意味深长地说，这块碑记载了太平天国境内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也说明了太平天国所行的商业政策的正确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现在，“报恩牌坊碑”存于常熟市碑刻博物馆，成为了常熟市重点保护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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