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国际水道的冲突与合作

Wolf, A.,1998.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long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Water Policy. 1 (2): 251-265.

摘 要

世界上有261条国际河流，覆盖了地球总面积的近一半和无数的共用含水层。水一直是阿拉伯和以色列、印第安和孟加拉国、美国和墨西哥以及尼罗河所有十个流域国之间政治紧张的原因。水是唯一没有替代品的稀缺资源，有关水的国际法的发展很不完善，但对其的需要却是压倒性、持续地和直接的。因此，“水”和“战争”是评估的两个主题，并且频率越来越高。本文研究了水资源冲突历史的事实，并为未来“水战争”的合理性预测中汲取教训。运用冲突数据库探讨与水有关的事件- 本世纪只发现了七次小规模冲突; 从来没有战争过水战。相比之下，同期签署了145项与水有关的条约。这些条约在计算机化数据库中被收集和编目，连同谈判者的相关说明，据此根据冲突解决方式进行评估。水战争似乎既没有战略意义、没有水文效率，也没有经济可行性。沿着水道的共同利益似乎始终超过水冲突诱导特征。此外，一旦通过条约建立了合作水制度，在其敌对的沿岸国家之间，即便在其他问题上有冲突，它们也会随着时间推移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弹性。这些模式表明，对国际水关系的考察表明，国际水资源更有价值的教训是作为一种资源，它的特征倾向于促进合作，只在例外情况下才会引发暴力。

1. 导言：“水战争”

“水”和“战争”是两个被学者们评估的频率越来越高的主题。 261个国际流域覆盖了全球近一半的陆地面积，影响了全世界约40％的人口。 水是人类生存的重要资源，而且没有替代品; 它忽略了政治边界，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波动，人类对其使用上存在着多种相互冲突的要求。水管理问题在国际领域是一个复合问题，因为水治理的国际法很不完善，存在着矛盾和没有约束力的缺陷。因此，最近学术文献中的文章（Cooley 1984; Starr 1991; Remans 1995等）和大众媒体（Bulloch and Darwish 1993; World Press Review 1995）指出水不仅是历史武装冲突的原因，而且还是将战斗人员带入21世纪战场的紧缺资源。这些关于“水战争”的著作总是指向干旱和敌对的中东地区，作为最坏情况的一个例子，该地区军队实际上已因为这种稀缺和宝贵的资源动员起来并相互攻击。人们已经为该地区，特别是阿拉伯和以色列精心设计——也许不是错误命名——制定了“水压力致命”（hydraulic imperative）理论，并称水是军事战略和领土征服的主要动力。

“水战争”的基本论点如下：

水是一个国家生存的各个方面的重要资源，从居民的个体需要到经济发展。 干旱和半干旱环境中的水资源短缺导致了强烈的政治压力，通常被称为“水压力”，这是Falkenmark（1989）提出的一个术语。此外，水不仅忽视了我们的政治边界，还规避了制度分类和法律规定。 跨学科的本质，水的自然管理单位，流域内所有因素——水的数量、质量、地表水和地下水都相互连接在一起——使机制和法律容量往往超过能力。对国际水资源机构的分析发现，当前的现实是，数量决策中缺乏对质量因素的考虑，权利分配缺乏确定性，特殊利益导致的不成比例的政治权力，以及水资源决策对环境问题的普遍忽视。

法律原则同样缺乏（Wolf 1997中有更详细的描述）。经过了27年形成的1997年《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反映了法律和水文结合起来的难度：虽然《公约》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合作原则，包括合作和共同管理的责任，但它们也通过要求“公平使用”和“不会造成明显（appreciable）伤害的义务”，使固有的上游/下游冲突制度化。

这两项原则在国际水道的设置中存在着隐含的冲突：上游流域国主张两种原则之间的重点是“公平使用”，因为这个原则使得现在的需求与过去的需求相同。相比之下，下游流域国强调“没有重大损害”，这有效地保护了大多数主要河流下游普遍存在的先前存在的用途。《公约》还为分配提供了一些实用准则，这是大多数水冲突的核心。 分配将基于七个相关因素，这些因素将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处理。

此外，国际法只关注国家的权利和责任。因此，一些可能主张水权的政治实体将无法反映在其中，例如约旦的巴勒斯坦或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库尔德。此外，只有在有关各方同意的情况下，国际法院才能审理案件，除了最极端的情况外，没有任何实际执行机制来支持法院的判决。因此，具有紧迫国家利益的国家可以完全否定法院的管辖权或调查结果（Rosenne 1995）。鉴于所有这些复杂性和局限性，国际法院目前只有一项有关国际水法的案件作出裁决就不足为奇了。

把所有这些特征放在一起 - 国际水作为一种关键的，不可替代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流动和波动，其法律原则是模糊和矛盾的，国际水资源会随着人口或生活水平的增长而变得相对更加稀缺 - 人们发现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用世界银行副行长伊斯梅尔·塞拉杰丁的话来说，“下个世纪的战争将与水有关”（引自《纽约时报》，1995年8月10日）。

本文提出了反对未来“水战争”合理性的四个论点：1）历史论点; 2）战略利益论点; 3）分享利益论点; 4）制度弹性论点。采用了冲突数据库来探讨了与水有关的事件，同时描述了最近在解决国际水纠纷方面的尝试，并以146个跨界水条约和14个流程案例研究展示。

2. 反对水战争的历史论点 2.1水和冲突

如前所述，越来越多的文献历史性或推断性地将水描述成国际战争的未来原因。Westing（1986）认为，“对有限......淡水的竞争......导致严重的政治紧张甚至战争”; Gleick（1993）以约旦和尼罗河为例，将水资源描述为军事和政治目标; Remans（1995）使用来自中东、南亚和南美洲的案例研究，将水作为武装冲突原因的“众所周知的例子”; Samson和Charrier（1997）写道，“很明显一些冲突与淡水有关”，并暗示“冲突在未来会日益严重”; Butts（1997）认为，“历史上充满了与水有关的暴力冲突的例子”，并指出四个中东水资源尤其危险; Homer-Dixon (1994)引用约旦和其他水资源争端，得出的结论是“最有可能刺激国际资源战争的可再生资源就是河水”。

对作为历史性国际水冲突引用的案例进行仔细研究表明，这些案例研究在分类存在一些松散性。 例如，Samson和Charrier（1997）列出了18起水纠纷案件，其中只有一起案件被描述为“武装冲突”，而且该特殊案例（在Cenepa河上）根本不是关于水，而是关于共享边界的位置，该位置恰好与流域相吻合。Remans'（1995）描述的任何“众所周知的”案例都没有发生武装冲突（除了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案例，如下所述），也没有出现任何与水有关的紧张局势。

最广泛引用的例子是以色列和其邻国之间的战争。 Westing（1986）将约旦河列为1967年战争的原因，在同一卷中，Falkenmark（1986），主要引用Cooley（1984），将水描述为1967年战争和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原因。迈尔斯（1993）引用中东水作为他 “终极安全（ultimate security）”的第一个例子; 他写道：“以色列开始1967年战争的部分原因是阿拉伯人计划转移约旦河系统的水。” 事实上，自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的那几年里，描述追求水资源作为以色列军事征服动力（1979年和1982年的黎巴嫩，以及更早的1967年戈兰高地和西岸）的“水压力致命（hydraulic imperative）”理论，在学术文献和大众媒体中发展起来（例如，Davis等人1980; Stauffer 1982; Schmida 1983; Stork 1983; Cooley 1984; Dillman 1989;和Beaumont 1991）。

这些理论的唯一问题是完全缺乏证据。 1951年至1953年和1964年至1966年，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因为水问题而进行的军事攻击中，最后一次军事攻击，包括1966年7月14日的坦克和飞机，阻止了叙利亚建设有争议的分流项目，有效地结束了两国之间的水紧张局势 - 而1967年的战争在一年后爆发。1982年的入侵在水文和军事决策之间任何关系提供了更少的证据。在调查水战略和地缘战略因素之间联系的论文中，Libiszewski（1995）和Wolf（1995b）都得出结论，水既不是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的原因也不是战争的目标。

公平地说，“水战争”的这种分析只描述了国际武装冲突与作为稀缺资源的水资源之间的关系。内部争端，例如利益团体或国家之间的争端，以及水是战争的手段、方法或受害者的争端都被排除在外。 还排除了争议中附带水的争议，例如有关捕鱼权、进入港口、运输或河流边界的争议。许多作者，特别是Gleick（1993），Libiszewski（1995）和Remans（1995），对这些区别非常谨慎。 然后，上面引用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关于政治紧张局势或稳定而不是关于战争，或关于水作为武器冲突的工具、目标或受害者 - 都是重要问题，只是与“水战争”不一样。

为了切断对水冲突历史的流行轶事方法，我们调查了围绕水资源本身的武装冲突威胁和已经发生武装冲突的国际冲突案件。我们利用了最系统的国际冲突数据集合 - 国际危机行为（ICB）数据集，由Jonathan Wilkenfeld和Michael Brecher收集。该数据集仅包含主要调查人员认为属于国际危机的争议。他们对国际危机的定义是，争议包括（1）基本国家价值受到威胁（例如领土，影响或存在），（2）作出决定的时间有限，（3）军事敌对行动的可能性很高。利用这些指导方针，他们确定了1918年至1994年期间的412次危机。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Joey Hewitt在ICB数据集的文本文件中搜索了与水有关的关键词，并发现了水至少是部分原因的四个争议。 阿拉巴马大学的其他三个研究人员对此进行了研究和补充。（完整列表了描述的七个争议，图1：国际水冲突历史）。

时间

争端国

事件概览

1948

印度-巴基斯坦

印巴分治把印度河流域分成错综复杂的两块。两国灌溉水冲突使本已剧烈的克什米尔问题矛盾加剧，把两个流域国带到了“战争的边缘”。世界银行12年的协调导致1960年印度河水条约缔结。

1951.2-1953.9

叙利亚-

以色列

叙利亚和以色列为以色列在胡拉平原的水利工程开展零星的交火，以色列后来把取水口移到加利利海。

1958.1-4

埃及-

苏丹

在尼罗河谈判的间歇，苏丹大选以及埃及苏丹联合的议题进行中，埃及派出军事远征到两国争端土地。当一个亲埃及的政府产生时，争端平息（尼罗河水条约签定）。

1963.6-1964.3

索马里-

埃塞俄比亚

1948年边界使索马里屈从于埃塞俄比亚规则之下，两国在Ogaden沙漠争议土地上有零星的交火，沙漠上也包括一些重要的水资源（因为双方也都觊觎该地区的石油资源）。在停火之前，有几百人丧生。

1965.3-1966.7

以色列-

叙利亚

以色列和叙利亚因“All-Arab计划”（使约旦河源头改道）交火，该计划意图阻扰以色列国家输水计划（对加利利海进行流域外调水），1966年叙利亚的计划停止。

1975.4-8

叙利亚-

伊拉克

在幼发拉底河的历史性低水位期间，叙利亚要注满上游水坝，伊拉克抱怨到其领土的水流“不能容忍”，要求阿拉伯联盟出面干涉，叙利亚说那年有近一半自然水流已经越过边界。经过一轮双方互相的敌对声明，阿拉伯联盟被拖进来调停。1975年5月，叙利亚关闭了飞往伊拉克的机场场，两国有报道称双方都陈兵边界，沙特出面调停后才打破了不断升温的僵局。

1989.4-1991.7

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

两个塞内加尔农民在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界河边争夺水权被杀死，这引起了地区的种族和土地紧张，几百名河岸两边的平民被相互杀死，直到双方都派兵维持秩序，1991年外交恢复前，两国都还有零星交火。

因此，武装水冲突的实际历史并不像“水战争”文献的那么引人注目：共发生七起事件，其中三起事件没有开火。就我们所能找到的案例而言，从未有过一场针对水的战争。

但这并不是说没有与水有关的暴力的历史 - 事实恰恰相反 - 只是这些事件发生在次国家层面，通常是在部落，用水部门或州之间。事实上，内部水资源冲突的例子非常普遍，从沿着印度Cauvery河的州际暴力和死亡，到加州农民炸毁洛杉矶的管道，到美洲土著人民和欧洲定居者之间的大部分暴力历史。在1934年，亚利桑那的沙漠州甚至委托一艘海军（由一艘渡船组成）并派遣其州民兵停止在科罗拉多河上的一座大坝和分流（Fredkin 1981）。

另外，我们应该看到，在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的关系中，内部不稳定可能是由国际水纠纷引起和加剧的。两国之间的争议是印度在法拉卡建造的一个拦河坝，它将一部分恒河流从其河道转移出孟加拉国，向南100英里进入加尔各答，以便从该城市的海港冲走淤泥。上游流量减少对孟加拉国的负面影响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的退化、地形变化、航行阻碍、盐度增加、渔业退化以及对供水和公共卫生的危害等。受影响地区的环境难民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在孟加拉国的移民在印度找到了避难所（Biswas和Hashimoto，1996）。

因此，虽然没有发生“水战争”，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缺乏清洁的淡水会导致偶尔的政治不稳定，并且在很小程度上可能导致严重的暴力。 事实上，我们似乎发现，地理规模和冲突强度是反向相关的。

2.2水与合作 2.2.1. 跨界淡水争端数据库

与冲突相比，水争议解决的历史更令人印象深刻。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已经确定了805年至1984年间的超过3,600项与国际水资源有关的条约，其中大部分涉及航行的某些方面（UN FAO 1978; 1984）。自1814年以来，已经谈判了约300项涉及非航行问题的条约，包括水管理、防洪或水电项目的、或国际流域消费或非消费用途的分配。排除那些涉及边界或捕鱼权的条约我们以本世纪签署的处理水资源本身的条约为内容，我们在俄勒冈州立大学以及世界银行和美国和平研究所资助的项目协力的跨界淡水争议数据库中收集了145份条约的全文。

我们还收集了谈判笔记和许多条约谈判的公布说明。我们以类似的格式，详细描述了14个案例，以方便比较并进一步开展工作。这些案件包括九个流域 - 多瑙河，幼发拉底河，约旦河，恒河河，印度河，湄公河，尼罗河，拉普拉塔和萨尔温江; 两个含水层系统 - 美国 - 墨西哥共用系统和西岸含水层; 两个湖泊系统 - 咸海和五大湖; 和一个工程 - 莱索托高地项目。现在埃默里大学的杰西·哈姆纳（Jesse Hamner）开发了这些条约的系统计算机汇编，这些汇编由流域，相关国家，签署日期，条约主题，分配措施，冲突解决机制和非水联系编目。Wolf（1997）和Hamner and Wolf（1998）更详细地描述了数据库的分析。统计摘要见表1：条约统计汇总表。

签署方

双边124/145(86%)；多边21/145 (14%)

主要关注点

供水 53/145 (37%)；水电57/145 (39%)；防洪13/145 (9%)；

工业9/145 (6%)；航行6/145 (4%)；污染 6/145 (4%)；渔业 1/145 (<1%)

监控

提供78/145 (54%)；没有/不可用67/145 (46%)

冲突解决

理事会43/145 (30%)；其他政府单位9/145 (6%)；

联合国/第三方14/145 (10%)；无/不可用79/145 (54%)

执法

理事会26/145 (18%)；权力2/145 (1%)；经济1/145 (<1%)；

无/不可用116/145 (80%)

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是52/145 (36%)；没有/不清楚93/145 (64%)

信息共享

是93/145 (64%)；没有/不可用 52/145 (36%)

水分配

平等15/145 (10%)；复杂但清晰39/145 (27%)；不清楚14/145 (10%)；无/不可用 77/145 (53%)

非水联系

金钱44/145 (30%)；土地6/145 (4%)；政治让步2/145 (1%)；其他联系10/145 (7%)

历史的现实与人们所相信的“水战争”文献描述的完全不同。在现代历史上，只有七次轻微的小规模冲突是有关国际水-其他相互关联的问题是参与其中。相反，历史上有关国际水的不同方面签署了超过3,600项条约，本世纪将近150项条约处理水本身，许多条约在处理这一关键资源方面非常巧妙而且有创造力（这并不是说没有发生有关水的武装冲突，只是说这种争端通常发生在部落、用水部门或地方州之间）。此外，仔细研究最常引用的冲突案件，提示了这些冲突中包含着正在进行的对话、创造性交流以及经常导致新条约形成的谈判。这里出现的、可能比“水战争”爆发更为有趣的问题是，考虑到跨界水道所有看似冲突的特征，为什么发生的国际暴力这么少呢？

3.反对“水战争”的其他论点

将未来的论点仅仅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是不诚实的。毕竟，未来“水战争”的部分论点是，我们对相对减少的清洁水有着前所未有的需求。其他反对“水战争”可能性的论点随之而来，尽管由于我们正在讨论未来，每一个论点的证据都比历史论证少。

3.1. 战略论证

如果一个国家要发动水战，那么目标是什么？ 据推测，侵略者必须是下游和地区霸权 - 上游河岸地区没有理由发动攻击，而较弱的国家这样做则非常鲁莽。（显然愚蠢不排除这种“不对称冲突”）。保罗（1994）研究了从1904年至1982年间的8个这样的案例，但指出，在这些案例中，没有一个较弱的权力实现了它的目标。然后，上游河岸将不得不启动一个减少数量或质量的项目，直到它将对抗一个更强大的下游邻居。

然后，下游权力必须决定是否发动攻击 - 如果该项目是一座大坝，那么摧毁它将导致一堵水墙冲回下游地区; 如果它是一个与质量相关的项目，无论是工业还是废水处理，摧毁它可能会导致比以前更糟糕的水质。此外，霸权将不仅必须权衡入侵行为，而且还要权衡整个流域的占领和减少人口，以防止任何报复 - 否则，污染入侵国的水源将非常简单。这两个国家都不可能是民主国家，因为政治科学家告诉我们民主国家不会相互开战，国际社会将不得不拒绝参与（当然，这是最可能的场景）。所有这些精力都将花费在这种水资源上，而这种资源只需要每立方米大约1美元就可以从海水中产生。

世界上“只有”268个国际流域 - 只有少数几个流域可能出现上述情景（尼罗河、拉普拉塔和湄公河会浮现在脑海中），其中许多流域都有条约或正在进行的条约谈判。找到一个“水战争”的场地，就像接受发动水战争的合理性一样困难。

3.2. 共享利益论证

通过阅读经由国际水谈判达成的条约，人们可以深入了解水的问题，即水往往会引起合作，这种合作发生在那些即使是在其他问题上怀有敌意的沿岸国家之间。每个条约对各自流域的独特环境和需求都极为敏感，许多条约都说明了共同航道将带来的共同利益。例如，较大的水道，理想的水坝站点通常位于上游，在那里谷壁较陡，水坝对环境的影响不是很大。主要农业用地通常在下游，梯度下降，冲积沉积物使土壤富集。因此，上游河岸的大坝不仅可以为上游河岸提供水电和其他好处，而且可以设法使下游农业的水流平衡，甚至为了共同河岸的利益而加强水运。

共享利益的其他例子比比皆是：没有合作就不能发展作为边界的河流；农民、环保主义者和海滩游客都有兴趣看到一个健康的河流系统; 所有沿岸国家都对高水质感兴趣。

这些共享利益在条约中经常得到例证：根据1957年的湄公河协定，泰国资助老挝的一个水电项目，以换取产生的一部分电力。在特别精心制作的1986年“莱索托高地条约”中，南非同意为莱索托的水电/分水设施提供资金 - 南非获得约翰内斯堡获得饮用水权，莱索托获得产生的所有电力。中国在湄公河，尼泊尔在恒河以及叙利亚和约旦在Yarmuk河上也提出了类似的安排。

每个流域的独特利益，无论是水文、政治还是文化，都通过会通过条约创造力而引人注目。1969年关于库内内河的协议允许非洲西南部的人类和动物需求的“人道主义”分流作为更大型水电项目的一部分。苏丹对埃及（1959年）以及美国对墨西哥（1966年）都提供水贷。 约旦将水储存在以色列湖泊中，而以色列租赁约旦土地和水井（1994年），印度在尼泊尔种植树木以保护自己的供水（1966年）。在1964年的一项协议中，伊拉克因“兄弟情谊”无偿“给予”科威特水。 另外，伊朗与苏联之间1957年协议中有一条款，允许在识别其共享河流中发现的尸体方面进行合作。

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边界水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需求发生了变化。尽管1941年修改了1910年的边界水协议，以允许加拿大和美国在尼亚加拉河生产更多的水电来支持战争，但两国仍然重申保护“这个伟大遗产的风景之美”是他们的首要义务。1950年的修订版继续允许水力发电，但在夏季白天，当旅游业达到顶峰时，两国能允许在著名的瀑布上游，留出更大的最小流量。

3.3. 机制弹性论证

增加国际流域稳定性的另一个因素是，一旦通过条约建立合作水制度，它们就会随着时间推移具有极大的弹性，甚至在那些可能敌对的流域国之间，在其他问题上发生冲突时也是如此。湄公河委员会自1957年开始运作，在越南战争期间仍然交换数据。 自1953年至1955年约翰斯顿谈判失败以来，秘密的“野餐桌”谈判已经举行，即使这些流域国直到最近仍然处于法律战争状态。 印度河委员会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两次战争中仍然起作用。中国和香港之间的协议在两地的紧张局势中幸存下来。

3.4. 经济论证？

人们很容易对“水战争”的非合理性提出经济论据。 水既不是特别昂贵的商品(鉴于其处理、储存和运输的经济成本），也不是特别稀缺。另一方面，全面战争是非常昂贵的，而“水战争”的花费难以估计。

在这一点上，1982年入侵黎巴嫩期间负责长期规划的以色列国防军分析员可能做得最好。当被问及水是否是决策的一个因素时，他指出，“为什么要进行水战争？一周战斗的花费，可以建造五个海水淡化厂。没有生命损失、没有国际压力和一个可靠的供应，你不必在敌对领域进行防卫”（Wolf 1995b）。

然而，为了令人信服地说明这种情况，人们必须表明什么时候战争是经济合算的，而这种事情如果可能的话，那么它就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4.0. 结论和警告

大量不断增长的文献对未来“水战争”提出警告 - 他们指出水不仅是造成历史性武装冲突的原因，而且是21世纪将战斗人员带入战场的资源。

历史的真实情况却完全不同。在现代，在国际水方面只发生了七次轻微的小规模冲突-其他相互关联的问题也总是参与其中。相反，历史上有关国际水的不同方面已经签署了超过3,600项条约 - 本世纪有145项关于水本身的条约- 许多条约在处理这一关键资源方面非常巧妙且极具创造力。这并不是说没有发生有关水的武装冲突，只是说这种争端通常发生在部落、用水部门或国家之间。事实上，我们似乎发现，地理规模和冲突强度是反向相关的。

发生水战争既不具有战略合理性，也不具有水文效率和经济可行性。因此毫不奇怪，Delli Priscoli（1997）将水描述为“人类建设社区的重要学习基础”。Alam（1997）恰当地将这种水概念称为有关与资源相关争议的超越传统思考的资源，即“水理性”。沿着水道的共享利益似乎压倒了水的冲突诱导特征，并且一旦水管理机构到位，它们往往具有持续的弹性。本文所描述的模式表明，关于国际水资源的更有价值的教训是，水作为一种资源，其特征倾向于促进合作，并且只在例外情况下才会挑起暴力。

必须明确：虽然“水战”可能是一个神话，但水与政治稳定之间的联系显然不是。 缺乏清洁的淡水供应显然会导致不稳定，反过来又会造成更有利于政治甚至军事冲突的环境。孟加拉国的不稳定和环境退化所带来的“环境难民”可能是最近最好的例子，而环境退化又是由印度的恒河水域引起的。 仅仅因为水战争不可能发生，不是减少为世界人口提供足够的清洁水供应努力的理由。

5.0. 政策教训

国家不会，也不可能发动水战争的。但是，国际机构也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决水纠纷。 管理世界国际流域的145项条约及其所依据的国际法都处于各自的初期阶段（Hamner和Wolf，1998年）。

这些条约中有一半以上不包括任何监测条款，可能因此有三分之二没有规定具体水分配，五分之四没有执行机制。 此外，那些确实进行特定水量分配的条约，如果为除一国以外的所有流域国分配固定水量，那么国家必须接受不变的河流流量，而不管其如何波动。最后，多边流域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双边条约的约束，排除了水管理者长期倡导的综合流域管理。（见表1）

为了填补这一制度差距，本文提出建立一个解决水冲突的国际机构的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与水事纠纷有关的决策者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经验教训：

5.1. 水争议减缓与解决冲突同样重要，成本也低。

大多数情况下，国际关注以及由此产生的融资集中在危机或冲突爆发之后的流域。例如，在印第河、约旦河、尼罗河和底格里斯 - 幼发拉底河流域就是这种情况。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模式的也有例外，例如湄公河和拉普拉塔委员会，它们在可能的冲突之前建立了联合管理和争议解决的制度框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湄公河委员会在流域国之间激烈的政治争端中持续开展工作的记录令人印象深刻，在所有其他流域中普遍存在争议的数据冲突的事实，在湄公河也不存在。事实上，亚马逊、拉普拉塔或湄公河等委员会的经验可能表明，当国际机构在水压力之前很好地建立时，它们有助于排除这些危险的爆发。如前所述，其他流域如具有弹性的机构，即使在其他问题上的关系紧张时也能幸存。

早期干预也有利于解决冲突，有助于将争议模式从昂贵的、以僵局为导向的动态转变为成本更低、解决问题的动态。在一些爆发点，如尼罗河、印度河和约旦河，在武装冲突似乎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人们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仅仅只是为了让各方对话。敌对行动是如此尖锐，以至于谈判不可避免地开始对抗，通常导致水分配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相比之下，湄公河委员会、中东多边工作组和多瑙河的讨论都已经超越了直接争议的原因，可以在一个综合框架内实施切实的实践项目。

当然，为了能够吸引早期的合作，必须为沿岸国家提供足够明确的激励措施。在上述所有情况中，不仅有强大的第三方参与鼓励各方聚集在一起，国际社会也提供了大量资金来帮助资助来自该进程的项目。

5.2. 水本质上是一种跨学科资源 - 伴随的争议只能通过学科之间的积极对话来解决。

正如水流完全忽视政治边界一样，管理层也会对制度边界的能力产生压力。虽然水资源管理者通常理解并提倡流域概念作为管理单元的固有力量，在流域内地表水和地下水、水量和水质都是不可阻挡的联系在一起，但信奉这些信条的资源管理机构只能是例外。

为了解决国际层面的这些不足，一些学者认为国际机构可能会发挥更大的机制作用。 Lee和Dinar（1995）描述了综合方法对流域规划、开发和管理的重要性。 Young，Dooge和Rodda（1994）提供了全球、国家、地区和地方各级管理之间协调的指导方针。Delli Priscoli（1989）描述了公众参与水冲突管理的重要性，并且在其他工作中（Delli Priscoli 1992），提出了替代性争议解决（ADR）在世界银行和外部支持机构处理水资源问题方面的潜力。Trolldalen（1992）同样记录了联合国的环境冲突解决方案，包括关于国际河流的章节。最近，世界水理事会的成立也包括了它的四个主要挑战之一——“全球水体制框架”。（WWC Bulletin，1995年12月）。

无论制度框架如何，很明显，没有单一的学科 - 无论是法律，还是经济学，还是工程学 - 可以为解决水事纠纷提供所有答案。 相反，决策者及其机构必须在这一关键资源的所有方法之间建立积极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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