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反击卢梭：好人与疯人的撕扯

作者：郑渝川

本号原创首发

所评图书：

书名：《异端与教授：休谟、斯密与塑造现代思想的一段友谊》

作者：（美）丹尼斯·C.拉斯穆森

译者：徐秋慧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5月

“休谟-卢梭事件”出现于18世纪60年代，一度被列为英法两国思想界最杰出人物的对决。

大卫·休谟是18世纪英国最为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但这位学者在23岁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人性论》就被指斥宣传无神论，所以在宗教意味浓厚的苏格兰地区招致了持续的敌意。休谟本人毕生都没有获得学术职位，因而也不得不持久蒙受糟糕的生活状况，直到他本人受邀创作《英国史》并大获成功后，才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富人。

18世纪60年代，休谟已经是名扬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思想家，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人为数寥寥，能与其相提并论的思想家的范围更是被缩小到以让-雅克·卢梭为代表的几个人。

如果说休谟在苏格兰受到（大众）不满、漠视和（同行）敌视，那卢梭在全欧洲引发的争议，则包含着强烈的憎恶和仇恨。专攻政治理论与政治思想史的政治学家、美国雪城大学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丹尼斯·C.拉斯穆森在其所著的《异端与教授：休谟、斯密与塑造现代思想的一段友谊》一书中介绍指出，卢梭以《论科学与艺术》名满全欧，《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奠定了思想家地位，《社会契约论》则质疑了当时所有国家合法性，因而让卢梭的著作在巴黎和日内瓦都被列入“下架”乃至焚毁的处置。

卢梭本人极度敏感、近乎偏执，所以在他被日内瓦当局追捕后，布尔莱尔伯爵夫人致信休谟，希望后者帮助解救卢梭。休谟爽快答应请求，但卢梭本人因为不喜欢英国而拒绝了启程。

这里插一句，卢梭和休谟有着很大的不同。休谟为人平静安详，随遇而安，能够融入上流社会，喜欢城市生活；而卢梭却激动易怒，总是生发被窥视、被跟踪、被迫害的念头，怀疑到处都有人要暗害他，喜欢乡村生活，避免参与社交生活。

更大的差异在于，休谟肯定了现代、自由、商业社会，而卢梭则认为这些要么虚伪，要么根本不是进步。

1765年12月，卢梭在此前再一次受到生命威胁后，和休谟在巴黎相会。休谟初见卢梭，一度被卢梭的风采所折服。虽然有朋友提醒休谟说，后者将很快意识到“是在用自己的胸脯温暖一条毒蛇”。很快，休谟将沮丧的意识到朋友所说皆为事实。

1766年1月，在去往伦敦的路上，卢梭声称自己听到了休谟用法语在睡梦中高喊自己抓到了卢梭。虽然卢梭抑制了马上分道扬镳的想法，却在抵达伦敦后与休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间隙。在当年3月，卢梭确信休谟在编织一个针对他的大阴谋，所以离开，此后致信痛斥休谟，并叙述了他意识到的休谟的阴谋，还宣称休谟援救他不过是为了从英国国王那里获得年金，并让卢梭背负沉重的友情债务。卢梭还宣称，休谟捏造了诋毁他的信件并安排在伦敦各大媒体刊发，还私拆他个人的信件。卢梭承认这些指控都没有证据，但自己有直观感受。

休谟对这些无厘头的指控感到困惑和愤慨，但更感到心有忌惮。卢梭编织着虚假的记忆，而这种做法很可能摧毁长期受到思想界同仁敌视而不得不悄然经营个人信誉、品行的休谟的名声。

《异端与教授：休谟、斯密与塑造现代思想的一段友谊》书中谈到，休谟为此主动整理了和卢梭之间的往来信件，并将之告诉了自己的几个朋友。尽管休谟的终生挚友亚当·斯密劝告休谟不必“就卢梭的疯狂行为对公众发表任何文字”，因为回击卢梭“恰恰迎合了他（卢梭）的期望”。

休谟本人在很多情况下都听从斯密的建议，但这次却执意整理完成了反击卢梭的小册子，包括休谟与卢梭两人之间的所有通信，以及休谟自己的辩解。

休谟的小册子给了卢梭以沉重一击。卢梭作为思想家的道德名声一夜破产，即便回到巴黎后，也几乎没有人问候、拜访和谈及，所有人都担心像休谟那样关照卢梭，却遭反噬。这起事件发生后，大多数观察家，哪怕那些那些高度赞赏卢梭思想共享的人也承认，“休谟-卢梭事件”主要责任在于卢梭。

《异端与教授：休谟、斯密与塑造现代思想的一段友谊》书中指出，“休谟在卢梭需要帮助时以自己的方式慷慨相助，对于卢梭疯狂强加于其身的疯狂指控，休谟似乎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但）最招致非议的，是他出版卢梭和他往来书信的做法，此举毫无必要”，因为事实上卢梭自己完全清楚事件情况，所以在后来的著作中并没有进一步诋毁休谟，甚至将那段年月的经历隐去不谈。所以休谟的反击之举倒是显得有些多余，才真正影响了他作为“好人大卫”的美誉。

需要指出的是，“休谟-卢梭事件”并不是《异端与教授：休谟、斯密与塑造现代思想的一段友谊》一书的主要内容。单独将这一事件摘出来，其实是因为笔者看来，休谟在英国（苏格兰）思想界受到的对待，其实多少与卢梭对他的疯狂臆测相似，而这极大的损害了休谟个人的健康，使之不得不收缩个人锋芒，甚至变得高度警惕，减少作品出版，生怕授人以柄。

也正是因为此，休谟格外重视品格上信得过的挚友斯密。两人在哲学、经济学、历史观念上有着诸多的相合之处，从两人1749年初次见面，到1776年休谟去世，都是彼此的最好的朋友。《异端与教授：休谟、斯密与塑造现代思想的一段友谊》详细讲述了在这20多年里，休谟和斯密是如何作为彼此思想上的演示场、催化剂、放大器，给予彼此以赞赏和肯定，从而鼓励了两人各自的伟大作品问世。两人也给予了彼此在精神上的最终庇护。通过书中的介绍，我们也从而得知，斯密的宗教观念，与休谟很接近，而休谟在经济学、斯密在哲学领域的造诣以及对好友的影响，也要比我们通常所认为得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