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袁老 | 禾下乘凉的梦，是用手一点点织成的

我以前有机会给外国华文学校的华裔孩子上课，讲解中国古代的历史。第一节课会讲“神农尝百草”的故事，里面用到了一段典故，《淮南子》里面说：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中七十毒，由是医方兴焉。”——神农氏亲尝百草，一天中了七十多种毒，带动了医药的发展，拯救了同胞。

当时这些孩子就问我：老师，这事儿是真的吗？一个人真的可以中七十种毒而不死吗？我告诉他们：这件事儿不一定是真的，但是这类事儿——这种舍己为人、以一己之力为人们谋幸福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存在，而且有很多。

5月22日，当代的“神农氏”袁老离我们而去。袁老扎根田间地垄将近七十年，他和他的团队为解决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的粮食问题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袁老的逝世让无数人为之悼念。为了中国的粮食安全，袁老可谓鞠躬尽瘁，特别是媒体报道，袁老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还在海南基地视察水稻生长情况，耄耋高龄躬耕陇亩，哲人其萎，功昭日月。

在此前国学茶馆的文章中，我们多次跟大家强调过一个概念：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所建立的文明是一个农耕定居文明。

农耕文明有很多特点，有团结与向心的社会结构——这与集中地进行工业生产离不开关系（尽管精耕细作小农经济发展，但不改变整体格局）；有敬畏自然与改造自然的人文心态（靠天吃饭，靠地吃饭，需要依托资源环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定居的居住方式。

因为有了定居，我们会大力的发展自己的居住地。也正因为有了定居，传统与文化才会更好的被传承下来——特别是人文精神上的传承。

作为杂交水稻之父，袁老有两个梦想，其中一个叫“禾下乘凉梦”粮食一直处于大丰收，禾苗高耸几可乘凉，百姓没有饥馁之患。实际上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人就有粮食丰收，百姓丰腴的梦想，而且未曾断绝。

中国，是世界上稻作文化与粟（旱）作文化发祥地，粟、黍、稻、萝卜、白菜、荞麦、大豆、黄豆、柑橘、荔枝……无数农作物都是诞生于中国这块土地上，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已知最早驯化水稻的文明，农业起源的时间都在万年以上（华南地区稻作超过一万年，华北地区粟作超过九千年）。而在七千年前，我们的水稻，就已经有了粳稻和籼(xiān)稻两种（河姆渡）。

驯化野生的动植物，不是一两年的事儿，而是要经年累月。一代甚至是几代的先民，为之努力。

三千年前，中国人在粮食问题上，为了增产、优产，就已经有了“育种”的意识。《诗经》里面就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的章句，要挑选颗粒饱满的种子去种植（古人所谓“嘉种”）。

到了春秋和战国时期，当时的先民不仅重视农业生产，还培育出了许多新的品种，《管子·地员》里面，把土壤根据粘性、土质，分成了十八种，每种土壤各自种植适合的农作物，当时的品种已经有了包括大华、细华、大邯郸、细邯郸、大苗、细苗、大荔、细荔、陵稻、黑鹅、马夫等等几十个品种；而《吕氏春秋》中，则有专门的篇幅，讲解禾、黍、稻、麻、菽、麦这六种种谷物的拣选方法，以上无不证明了古人对于农业，特别是育种增产的重视。

汉代之时，《氾胜之书》强调了田间穗选方法；南北朝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提出了类似现在种子田的良种繁育技术；隋唐五代的《四时纂要》，提倡窖藏种子的科学方法；元明之际，元代司农司的《农桑辑要》（五谷浮选标准）、王桢的《农书》、明朝时期的《国脉民天》（养种法）《天工开物》（宋应星对话袁隆平），还有徐光启的《农政全书》。

即便是八股取士，“思想僵化”到了巅峰的清代，农学家们对于农业的探索，增产增收的梦想依旧在编织着：到了清代，有著名的农学者杨屾(shēn)，搞“择种法”，专门培育种子；康熙朝时期，根据《康熙几暇格物编》记载，康熙皇帝尚在丰泽园，用具有优良性状的单株或者单穗儿培育新的“御稻”，在江浙种植四年之后，增产高到1.7倍；到了乾隆朝，更是编纂出收录最多的农作物的集大成之作《授时通考》。

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这片土地上适应自然改造自然，为自己和同胞谋取福祉，中国人吃饱的梦想，不是靠掠夺财富，积累原始资本，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开创。这种传承，这种梦想，千年不绝。

东风吹起禾头白，麦陇秧田半作窗。“禾下乘凉”的梦，不仅仅是袁老一个人的梦，更是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上所有的有识者共同的梦，其实梦谁都会做，梦不是黄粱空想，而是一点点用实际劳动编织而成的。袁老，还有古往今来一个个躬耕于陇亩之间的农学家们，他们在用双手一点点把梦织成。

让我们再回到开头的那个神农氏的故事：

古书里面说神农氏是医药之祖，也是农学之祖，教会了人们使用“耒耜”，稼穑耕种。其实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神话，也许就是由一个个“人话”——由真实的，人的故事组成。而这些神话（人话）的背后，凝结着中国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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