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实践指南，是给临床诊疗决策提供参考和指导的重要文件，是循证医学的最高级别的证据，可以系统地指导临床医生提升临床诊疗水平，改善患者临床结局，是医生的“指南针”和“口袋书”。
为提高中国高质量临床实践指南的编写制作和执行落地，5月22日，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复旦大学循证医学中心主任王吉耀共同倡议发起成立了中国临床实践指南联盟。
王吉耀介绍，中国临床实践指南联盟将是一个多学科团队加盟的、非盈利的平台，将联合各个医学机构和学术组织，以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 GRADE 方法为技术核心，为指南的制定者提供方法学、临床研究证据整合、综合项目管理等全环节支持。联盟将推动应用最佳证据和国际水准的方法学制作指南，以带动中国指南与国际接轨，同时推动中国指南以及相关的临床证据在世界范围的应用，提升我国临床研究的国际地位。联盟还将联合培养制定及解读指南的人才，为循证医学的技术创新提供支撑。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至2018年间，符合一定要求和质量的指南/共识解读类文献数量达到了1593篇，可以说中国医学界积极推动的临床指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如果引用指南研究与评价工具对这些指南进行评估，我国临床指南的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由于指南非常重要，从1990年提出指南到现在，我们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学会制定了很多的指南，指南制定的数量越来越多，质量有好有坏的，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据统计2013-2018年发表的消化内科的119篇的指南和共识，超过AGREE--China指南评价60分以上的指南数量有限，说明指南的质量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王吉耀在会上表示。
指南是指导辨别方向的依据，指向正确的方向是指南存在的根本意义，临床实践指南是医生的口袋书与指南针，是为临床诊疗决策提供参考和重要的文件，能系统指导临床医生，提升临床诊疗水平，改善患者临床结局。无论是对医生还是患者，意义非常重大。
“指南在临床实践操作过程中其实具有指导作用。既然具有指导作用，如果指南的级别很低的话，就起不到好的作用，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在会上表示。
樊嘉认为，随着我国指南制定在数量上迅速增加，如何提高临床指南质量变得尤为重要。我国迫切需要制定指南的规范和标准，以及对指南制定者进行方法学培训。
“由于指南里边存在着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想通过建立一个联盟，建立一个平台，能够把我们专家联合起来，然后引进方法学的专家和团队。这样在指南的整个制定过程中，更加规范化，让我们的证据跟推荐意见更加科学和透明，可信度就强了。建立这样一个平台，能够作为全程管理，帮助临床医生制定指南，目的就是提高我国指南的质量。”王吉耀表示。
科学制定的指南，对于规范医疗行为、提高服务质量、科学配置医药资源和保障患者权益等起着重要作用，具有高循证医学证据指南的推荐意见可让患者获益最大化。
如何让我们的临床指南更具有权威性和科学性？如何让我们的患者获益最大化？
那就是近20年来兴起的循证医学。基于循证证据，让我们的指南更具有它的权威性，更具有它的科学性。
循证医学不同于传统医学。传统医学是以经验医学为主，即根据非实验性的临床经验、临床资料和对疾病基础知识的理解来诊治病人。循证医学并非要取代临床技能、临床经验、临床资料和医学专业知识，它只是强调任何医疗决策应建立在最佳科学研究证据基础上。
1996年，王吉耀将Evidence based Medicine翻译成“循证医学”引入中国，已被大多数医生接受，大部分医生都会用这样的模式来治疗病人。这个模式具有三个最重要的元素，一个医生本身的专业、临床技能，然后治疗时必须要遵照当前最可靠、最好的证据，据此再结合病人自己的需求和意愿，来对病人进行诊断和治疗。这样的一个模式，对我们在现实中解决医患矛盾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所以，运用循证方法找到证据去制定指南极为重要，因为这个指南将是医生诊疗患者的依据。希望指南联盟的建立，将会让中国有更多高质量的指南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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