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贫困问题是每个国家都面临的难题,各个国家也采取了不同的举措。比如美国和印度通过疫情自然淘汰一些贫困人口,而中国则通过脱贫致富来让贫困人口过上更好的日子。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不少国家连绝对贫困都没有解决,更何况引导全民脱贫致富。这一点问题在发达国家中也存在,就算是一些高福利的西欧国家也有贫民窟的存在。高福利养出了一大堆懒汉,他们不愿意工作只愿意享受国家救济,以至于福利越高贫困人口越多,政府越帮助人就变得越为慵懒,西方高福利国家的贫困人口照样居高不下。
目前的我国已经通过脱贫攻坚战摆脱了绝对贫困,但是想要摆脱相对贫困的状态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上次总理不是说过了吗?我们有6亿人月入在1000元以下,如何让他们摆脱相对贫困的状态,让他们也可以享受到国家发展的成果?面对如此多的相对贫困群体仅仅靠扶贫就可以解决吗?
劳动力市场是一个最复杂的市场,因为人的问题才是最难以解决的问题。
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哪些人属于相对贫困的人,想要提高他们的收入又该如何解决。
有人说这是一个废话,一般来说设定一个收入标准,只要收入水平低于这个标准那就属于低收入者。可是如果我们提出以下问题:一个月收入1万元的建筑业农民工和一个月收入3000元的服务业农民工,他们哪个是低收入者,哪个应该提高收入呢?
有人说月收入3000元的服务业农民工当然是低收入者,至于说月收入1万元的建筑业农民工应该算是富人群体。
那么我们再从工作劳动量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月收入1万元的建筑业农民工所付出的劳动量是普通服务业农民工付出劳动量的多少倍呢?他们的工作时间又是普通服务业农民工的多少倍呢?
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中,服务业的农民工可以在公司里面聊天侃大山,有客人来了他们就过去招呼一下,工作轻松而又惬意。可建筑业的农民工可以这样吗?他们只有挥汗如雨,没有八小时工作制的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月收入1万元的建筑业农民工相比月收入3000元的农民工来说才算是真正的低收入者,因为他们付出了更多的劳动。
所以如果国家要提高月收入3000元的农民工待遇,而认为月收入1万元的建筑业农民工属于富人阶层,他们的收入就不需要提高,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否公平呢?
所以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必须要正确区分谁才是真正的低收入者。
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针对相对贫困的人提供了极好的福利。但这些福利不是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而是通过直接给钱的方式养了一大堆懒汉。这让这些人直接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天天依赖福利生存,以至于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了劳动力紧缺,却又有很多人不愿意劳动的窘境,这就是高福利养懒人。所以西方高福利国家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搞清楚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最低收入者。
要把这些事情讲明白,必须要深层次地剖析一下现在的劳动力市场,我们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我们是希望通过工资来换取商品和服务满足自己的需求。工资带给劳动者的是需求和满足,劳动带给劳动者的是辛苦和受累。只有当劳动者权衡利弊,认为他劳动之后的收入会大于自己的辛苦和受累时,劳动者才会愿意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工资带来的需求和满足越大,劳动者就更愿意付出自己体力。
很明显,月收入1万元以上的建筑业农民工所要承受的辛苦和受累要明显高于月收入3000元的服务业农民工。可问题是为什么很多人宁可要3000元的服务业,也不愿意先选择1万元的建筑业呢?是因为他们不想要更高的工资吗?当然不是,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选择建筑业农民工会让他们更加受苦受累,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工资给他的需求和满足。
所以建筑业农民工的工资确实很高,一些能够吃苦耐劳的人也确实可以达到月收入上万,可是又有几个人吃得了那样的苦呢?
身上天天脏兮兮的,还要被人鄙视,还真不如拿着3000元的工资,天天衣着光鲜难道这样不好吗?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边际效应递减概念,所谓的边际就是新增的意思。意思就是当消费者消费某一物品总数量越来越多时,其新增加的最后一单位物品的消费所获得的效应通常会呈现越来越少的现象。也正因为边际效应递减,一定的实际工资给不同的劳动者所带来的效应是不一样的,一定的实际工资给劳动者所带来的效应会随着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求保障满足程度的提高,或者说随着劳动者基础消费量的提高而减少。
有些农民工属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类型,他没有什么经济负担,所以他的基础消费量就会更大。还有些农民工需要养家糊口,经济负担沉重,所以它的基础消费量就会更小。基础消费量越大,工资给他带来的效用也就越小,反而就越大。
大部分的农民工并没有一技之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属于被挑选的地位。由于底层劳动力已经足够使用,所以工资水平往往被限定在一个让资本家开心的水平上。这就是为什么在建筑业等工资水平极高的行业却很少有劳动者愿意涉足,涉足的那些人也都是家庭负担极重的那些人。他们为了满足整个家庭的需要,只能任劳任怨地接受剥削却没有任何办法。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就可以了解西方国家遭遇福利困境的原因。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后,西方国家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决定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公平公正。所以人们可以看到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的平均社会保障水平从不到20%提升到了目前的30%,可是贫富差距却仍然在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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