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艳伟：傅振伦与方志序跋

提要:傅振伦是 20 世纪中国著名方志学者，其早年所著《中国方志学通论》是中国现代方志学名著。在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开展的首轮修志活动中，傅振伦热衷于为全国各地编修的新志撰写序跋。傅振伦一生撰写了百余篇方志序跋，他所写的方志序跋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各具特色。方志序跋是傅振伦阐发其方志思想的重要形式。探讨和研究这些方志序跋，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傅振伦的方志思想。

关键词:傅振伦；方志；序；跋

傅振伦 (1906—1999 年) ，字维本，河北省新河县人，20 世纪中国著名方志学者。早在民国时期，傅振伦就主持和参与《新河县志》《北平志》《河北通志》和《北碚志》4 部方志的编纂。1935 年，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该书是傅振伦在方志学方面的代表作。该书和同年出版的李泰棻《方志学》一书是中国较早的两部方志学理论专著，代表着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方志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早在 1935 年，万国鼎就在 《方志体例偶识》一文中对傅振伦的 《中国方志学通论》评价甚高。他指出:“书中条引各名家言论及批评各志优劣之处甚多，足证阅览之富与札记之勤，所论亦大都为方志学本身，故篇幅虽不及李氏 《方志学》之半，而内容之结实则远过之。”相反，他批评李泰棻的 《方志学》说: “惟是书颇芜杂，不相干之材料论列太多，而精彩转少。”1936年，张崟在 《最近三年来之方志学界》 一文中，回顾了近 3 年来方志的编纂情况和方志学研究状况。他指出李泰棻 《方志学》一书 “虽瑕瑜不相掩，然固前此未有之专书也”，又赞赏傅振伦的 《中国方志学通论》一书说: “盖可谓方志学界划时代之光彩，不第为此三年中之特色已。” 可见，傅振伦的 《中国方志学通论》甫一问世就好评如潮，也给他带来极大的声誉。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傅振伦和朱士嘉等在早年就蜚声学术界的老一辈学者，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首轮修志热潮中。特别是年逾 70 的傅振伦不顾年岁，积极奔走全国各地，在各地举办的方志培训班上讲学和各类新志评审会上发言。他不厌其烦地为各地新修的方志撰写序跋和审读志稿。傅振伦对新时期方志学界所取得的成绩欢欣鼓舞、兴奋不已。一直到晚年，傅振伦都始终关注着中国的修志事业，并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傅振伦作为方志学家，各地的修志者竞相向他求序或跋，因而傅振伦晚年撰写了上百篇方志序跋。

我国自秦汉以来，就有写作序跋的传统。如 《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文心雕龙·序志》等，这些都是自序。内容大致包括:作者的家世背景和生平经历、该书的内容结构、体裁体例、写作宗旨、编纂经过、材料来源等。刘知几在 《史通·序例》篇开头，即引用孔安国之语，概括序的作用说:“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起初，序一般置于卷尾，六朝以后又转而将序放置于卷首。方志的体例，自宋代基本定型以来，序就成为方志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部完整的志书，包括序、目录、图、纂修人员、凡例、正文等内容。序一般置于卷首，有的志书卷尾还附跋。序跋的作者，多为各级官员、修志者、本地名人。也有希望为志书增色，邀请外地著名学者撰写序跋。

明清以来，“州县修志，尤以多序为荣”。一部志书的序跋，少则一两篇，多则七八篇。顾炎武就批评这种多序现象说: “今则有两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两序非体也，不当其人非职也，世之君子不学而好多言也。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 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月可也……人之患在好为人序。”这些序跋，大多内容空洞，阅者索然无趣。章学诚就批评说:

“序跋虚设，于书无所发明。”但是，也有一些内容充实的序跋，特别是著名学者写的方志序跋，内含丰富的方志学理论。如章学诚的 《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为毕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为毕秋帆制府撰〈荆州府志〉序》《为毕秋帆制府撰〈石首县志〉序》《书〈吴郡志〉后》《书〈朝邑志〉后》《书〈武功志〉后》《书〈姑苏志〉后》《书〈灵寿县志〉后》等序跋，是研究章学诚方志学理论不可缺少的史料。其他如洪亮吉的 《跋新修 〈庐州府志〉后一寄张太守祥云》《〈泾县志〉序》、纪昀的《〈安阳县志〉序》等，都是探讨清代方志学理论的重要文献。

近些年来，还出现了多种关于历代方志序跋的资料汇编。这也反映出这些序跋资料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如龙尚学选辑《贵州地方志序跋凡例选录》、王晓岩著《历代名人论方志》、朱士嘉编著《中国旧志名家论选》、《江西地方志序跋凡例选录》、《辽宁地方志书凡例小序选》、柳成栋和宋抵编辑的《东北方志序跋辑录》、《清代方志序跋汇编 (通志卷)》、王熹等点校的 《明代方志选编 (序跋凡例卷)》等。以上这些文献，基本属于资料汇编性质，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可靠而翔实的资料基础。

一、方志序跋的写作

傅振伦非常热衷于为全国各地编修的新志撰写序跋，几乎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他本着推动全国新志编修事业的初衷，积极从事这一工作。他说: “现在我虽年老目弱，视力仅有零点几，仍然逐字逐句一一严格批阅各地的史志书稿，并作了不少序言，因为史志乃我毕生热爱之事业。我希望青年学人能戒浮华之心，真正投身到学术事业中来。”他希望通过作序来鼓励更多的年轻学者投入方志学研究，他说: “我还为不少方志学著作作序，尽量鼓励后学……我始终深望研究地方文献者，都能这样下大功夫，先事广罗各方面的史料，进而刻苦钻研，从事撰述，为史志事业多作贡献。”傅振伦作为著名方志学者，各地的方志编纂者皆以得到他的序跋为荣，因而，傅振伦晚年创作了为数不少的方志序跋，详见下表。

傅振伦所撰方志序跋一览表(按发表时间为序)

从上表可见，傅振伦所写方志序跋数量多达 100 余篇，而且涉及的地域范围非常广泛。除西藏、福建、广东等少数省 (自治区) 外，傅振伦为大陆其他省份的方志都写过序跋。其中既有傅振伦为王复兴编著的 《方志学基础》、林衍经的 《方志学综论》、胡惠秋和刘光禄编著的 《方志学引论》、王复兴主编的 《省志编纂学》、黄苇等编著的 《方志学》等方志学论著所撰序文; 也有他为第一轮所修新志，如《赣县志》《霸县志》《哈密县志》《浦江县志》等所写序跋。还有为民国《冀县志》、弘治《徽州府志》、《黎城旧志五种》《钦定热河志》等旧志所写序跋。此外，还有为诸如《六安县文化志》《唐山市科学技术志》《新河县教育志》《新河县水利志》等专业志所撰序文。总之，傅振伦所写的方志序跋，涉及方志各个类型，具有数量众多和形式多样等特点。

很多接受傅振伦指导，并得到傅振伦所撰序跋的方志编纂者，都在新志后记中表达对傅振伦的感激之情。如 《冀县志》的 《编后记》、《运城市志》附录的 《修志始末》等都是典型例证。《山东地方史志纵横谈》一书也谈到傅振伦对该省修志的诸多贡献，说傅振伦曾多次指导山东省修志工作，特别是对该省修志的样板之一《庆云县志》初稿进行审订，除了为该志作序外， 还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可见，傅振伦的这些方志序跋，对推动改革开放以来的修志工作和方志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指导作用。

二、方志序跋的内容

傅振伦所撰方志序跋的内容丰富，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总体来看，这些序跋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如下 8 个方面:

第一，介绍该地的旧志编修情况。如傅振伦在《书〈偃师县志〉后》文中介绍乾隆 《偃师县志》的编纂情况说:

《乾隆旧志》，孙星衍志地理，详稽经典。纲举目张，首沿革，次建置、疆域、古迹，较他志琐缕划分者为尤善。知县汤毓倬亲勘地理形势，《自序》称:“遍历境内山川，升高望远，准道理，核形势，浩乎有得。复于深谷荒茔，搜剔金石，于是发史传诸书，悉心勘订。” 复以武亿 《偃师金石遗文纪》而为 《金石录》。

寥寥数语，简要叙述出乾隆《偃师县志》的大致情况。

再如，傅振伦在 《〈扬州市志〉序》中，介绍扬州修志历史说:

史志有关惟扬的记载，莫早于后汉王逸 《广陵郡图经》(见《文选》鲍照 《芜城赋》注、《隋书·经籍志》) 。地理之书，有诸葛颖 《巡抚扬州记》七卷; 谱系之书，有晋华融(一作鬲) 《广陵烈士传》(见两《唐书》志及章宗源 《隋书经籍志考证》) ，其书至宋犹存。唐有曹宪纂 《扬州记》。宋代方志益多，有 《(扬州) 图经》、绍熙 《广陵志》十二卷，又有宝祐 《惟扬志》三十六卷 (见 《永乐大典》) 。元末明初之方志多佚，《文渊阁书目》旧志有嘉靖《惟扬志》十八卷，还有扬州府并属县志，皆元时及明初所辑。清康熙以后所修扬州府县志、杂志以及小志，如焦循之北湖、董恂之甘棠 (即邵伯镇) 俱在 (见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1990 年以后，扬州新志亦问世不少，而近纂 《广陵区志》尤负盛名。

傅振伦这段话无异于一篇扬州旧志小史，逐一梳理汉代以来关于扬州史志编纂的大致情况。第二，介绍修志过程和编纂经验。如傅振伦叙述《应山县志》的修志过程说:

《应山县志》的编修，经过了五个阶段。在 18 个月的准备阶段中，县领导慎重从事，缜密考虑，布置周详，设立机构，课能分职，培训史志人才。在两年零两月的征集资料阶段中，拟定采访提纲及条例，派员分赴有关图书馆、档案馆、有关单位采访，先内后外，细大不捐，宁滥勿缺。在两年半的编纂初稿阶段中，先写专志及区镇概况，次及大事记，历史事件专记与人物志，在县内广泛征求意见，以成初稿。在一年半的总纂志稿阶段中，知人善任，健全工作岗位制，分工负责，完成送审稿 30 卷，计 97 万言。在最后两年的修订出版阶段中，通过省地县领导和本地区各县 (市) 志主编逐篇评议总体设计及具体内容。在全部编纂过程中，九订体例、篇目，六易其稿，精益求精，期于至善。

傅振伦这里用粗线条的文笔，描绘了一幅地方修志图景。阅读之后，读者就可感受修志过程中的艰苦，理解和体会地方修志者的辛勤劳动。

除了介绍修志过程，傅振伦还总结出方志编纂的经验。如傅振伦在《〈湘乡县志〉序》指出，该志编纂成功的三个原因是: “一为党政领导的重视与大力支持; 二为全县内外乡人及专家的协作;三为参加工作全体同仁的夜以继日地辛勤采访、编纂，立言之功，实不可没。”又如，傅振伦在《〈河北科学技术志〉序》指出，该科技志的编纂对于本省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编纂者筚路蓝缕，最终编纂成功，傅振伦介绍其成功经验说: “先草创凡例。对于省志科技专志的体例、内容、篇目、指导思想、叙事原则与方法以及某些重要问题及编写细则，都有明确要求和具体规定。更与省直和地市科技单位密切合作，先促成地区科技志，以备取材。” 由于众手合作修书，铨配得当，所以效果良好。傅振伦认为，编纂 《河北科学技术志》的 “这些经验诚可取法”。傅振伦所指出的这些成功的修志经验同样值得当今修志工作者借鉴。

第三，介绍该地的历史和地理沿革。如傅振伦在《〈额尔古纳右旗志〉序》中这样写道:

亚欧北方冻土带森林苔原地带，水草丰美，林木参天，是骑马民族一大好天然牧场。漠南东端有额尔古纳河，旗因此得名。额尔古纳河流本为蒙古族发祥之地。右旗濒中俄界河，在内蒙古自治区内纬度最高，乃我国北方极边，自昔即通中国，见于历代史籍。其民远居塞外，初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南徙。汉为匈奴左王庭所辖，其后居乌桓、鲜卑，建庭立制，附属魏晋。隋唐为蒙兀室韦部落驻地。辽属乌古烈统军，金代为扎答兰和翁吉剌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以为其大弟拙赤哈撒尔封地，元建立后隶岭北行省合林路。明属奴尔干都指挥使司坚河卫。清隶呼伦贝尔副都统，康熙二十八年 《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额尔古纳河东岸属中国隶黑龙江，雍正五年沿河置十八卡伦。民国 9 年始设室韦县及奇乾县设治局，翌年设治局改县。伪满设额尔古纳左、右两翼旗。1945 年苏联红军进驻三河。1947 年 11 月， 中国共产党进驻三河街; 翌年元旦接管额尔古纳两旗，1 月 30 日设旗人民政府。1966 年分设两旗，右旗政府设于三河街，1971 年迁至拉布大林镇。

寥寥数语概括出额尔古纳右旗的地理位置、历代行政区划沿革和历史变迁等情况，融历史、地理、方志等学科的素养于一文，非大手笔不能为。

再如，傅振伦在 《〈商丘县志〉序》中介绍商丘的历史沿革云:

归德商丘，是古代名都大邑。黄帝曾孙帝喾兴于高辛，代高阳氏。喾子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丘(在今商丘南) ，尧封帝喾子阏伯 (即契) 于商丘为火正。十三传至汤，灭夏称商朝。迄至汤八迁其都。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振迁于殷，报丁 (或报丙、报乙) 复归商丘; 汤始居南亳，从先王居。亳 (今商丘东南) 亦商丘地。周初，封商裔微子于宋，汉为梁国，皆都于此。商丘在隋唐为宋州，天宝间，睢阳太守许远与张巡死守以蔽遮江淮者即此。睢阳是宋太祖归德军发祥之地，故升应天府，号南京，为国之陪都，文人荟萃，蔚为礼仪之邦。金朝始改为府，领一州八县。明代嘉靖升州为府，名贤辈出，文物称盛，以至清代。

上文短短不足 300 字，就把商丘这一历史文化名城的悠久历史展现出来。

第四，介绍该志的体例和内容。如傅振伦在《〈石泉县志〉序》一文，介绍该志的体例云:

此志以概述、大事记发其端，勾画出全县今昔概貌; 次以建置沿革、自然地理、土地、人口、农业、工交、商贸财经、政治、民事、军事、教科文、社会民俗、古今人物，各为专章、从详而书; 更以有关地方文献附其后。纲举目张，井然有条。

再如，傅振伦在《〈金县志〉序》叙述该志的体例和内容说:

全书分为 30 编，首概述、大事记，以包举大端; 次为专志 28 编，以述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等。间以图表，以附录殿于尾。纲举目张，秩然有序，略古详今，记事翔实。述往事，诏来者。既叙述了先民辟疆拓宇、缔造灿烂文明之伟绩，又备载了强邻侵凌的原委旧事和人民饱经的忧患酸辛。文字跃然纸上，生动感人。

又如，傅振伦在 《〈巴林左旗志〉序》中，介绍该志的体例和内容说:

一为地理门，以大事记等 5 篇述本地历史、自然、人文等地理环境; 二为基础设施门， 以水利、能源、交通、邮电等 5 篇述基本建设大端; 三为产业门，以经济总体等 10 篇，分述农牧工商及财税金融各业; 四为政治门，以政党、政权等 6 篇述党务、政务并兼及军事; 五为事业门，以教育等 6 篇述教科文体卫各项事业; 六为民情门，以风俗等 4 篇述民俗、方言、宗教及人物。篇目井井有条，且具新意。

我们在阅读原志之前，只要稍加浏览傅振伦的这些序文，就可对这些志书的体例和内容，提前有个宏观认识。

第五，介绍该志的特色。如傅振伦在 《〈庆云县志〉序》中，指出该志的 5 个特色:

我尝一再拜读全书，以为这部县志具有以下特色: 内容真实详审，文字通俗流畅，引人入胜，此其一。记事略古详今，切合实用。对于 1840 年以来，特别是五六十年来党领导的全县人民革命记录最为详细，对新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更有深刻的意义，此其二。采访的重要报告及回忆录，多附录原件，既不掠人之美，也便于征信，此其三。修志同志或为历史学者，或为文艺干部，或为新闻工作者，所以文字生动，富于感染力，且文字多是民间流行的方言世语，而不模拟经典深奥之词，深合刘知几 《史通·言语篇》的史法，此其四。全书有概况，有大事记，有专志，有人物列传，“竖写横穿，条块结合”，以时代为经，以人物、事件为纬，承前启后，上下联系，能使读者既有深刻印象，又可以进一步详考史事。为了节约篇幅，绘图列表，并以分见各类，而能收到图文并茂的效果，此其五。

再如，傅振伦指出 《临安县志》具有 3 个特点: 一是重点叙述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并侧重叙述临安县的茶叶、蚕桑、造纸等特产与纺织工业、医学工业、鸡血石等特色产业，体现该县山川之美和物资之丰，突出地方特色; 二是以图辅文，“今志善用图表，文图并茂，以图表概括事物现象与发展变化及对比关系，亦具科学性，且加强了信息的形象，并废新志通行的‘概述’，也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又节约了繁文”; 三是巧于构思，编制有要类索引和表格索引，便于读者检索。另外，该志 “在编排上力求明晰美观，分编均有隔页，配以书法美术，增加艺文内容， 做到版面美观; 书页眉线不仅标书名、编目，还标以章目”。傅振伦认为这些都是应当推广的特点。

第六，评价该志的作用和意义。如傅振伦评价 《石泉县志》的功用说:“这部县志，为行政领导可提供地情，为科研单位提供翔实资料，堪称为资治、存史和恢弘文化、教育人民的良好乡土教材。” 接着，他分析了该志各篇具体所能起到的作用，他说:

今 《石泉县志》中，有 《自然环境志·自然景观》一章，可为振兴石泉旅游事业之一助。还有，其中 《自然资源志》可供四化建设作参考。川陕多地震，地震篇有考察记实之作，有观测之法。孟子三宝，以民为贵，今立人口、土地、计划生育等志; 经济管理志有资源优势，有经济优势，还有不利因素诸章，都大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可作凭借。农业志首述生产关系的变革，并评论森林保护、水利水保、防汛抗涝。工业交通志注重环境保护，都具有政治远见，实亦当务之急。档案事业列于政权志，合教科为一志; 编史修志篇则入文化志; 卫生篇中，中、西医药并举，叙及地方病防治及民间中草药; 社会志·方言篇中有谚语、歇后语，虽当代新志之常例，然都具地方特点。附录中有图表索引，时见新编志乘中，今亦仿行，实可推广。

再如，傅振伦在 《〈湘乡县志〉序》指出，该志为“向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珍贵乡土教材”。又如，傅振伦称赞 《临安县志》曰: “史实完备，翔实可信，可作提供地情、征文考献及发扬爱国主义教育之作用，对两个文明建设尤有借鉴的现实意义。”傅振伦特别强调方志的实用性，希望方志能为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

第七，指出新志存在的失误和值得改进之处。如傅振伦称赞 《五台县志》有诸多优点，如篇目清晰、井井有条、内容充实，“是部有用的好书”。同时，傅振伦指出该志存在的一些失误。如人物表的第一表，对于烈士的生前事迹、牺牲于何场战役等情况都记载不详;第二表和第四表等，也没有著名人物的事迹或事略; 第四表冠以“著名” 二字和第六表冠以“知名”。傅振伦认为，既然人物能够进入人物表，就多属知名之人，因而 “著名” “知名” 等字均可删除。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五代人所绘五台山图，傅振伦认为可以将其拍摄制成彩色照片，并印入书中。他建议删除该志 《后记》及一首诗。傅振伦称赞该志的《县志编纂始末纪略》简明扼要，并建议将其列在旧志简介之后，且可与末页的修志人表联系。此外，他还提出建议: “修志的有关文献， 似可加精简。来函选登，大部可以删去，小部分可摘要制版印出。这些领导同志的履历、事略可记载人表之中。提供资料人员及其题目可否在本志有关章节下注明? 我的意见未知当否。”傅振伦以一种商榷性的语气提出建议，体现出他谦虚谨慎的治学品格。

再如，《崇庆县志》专门设立备考，用以记录那些难以记入正文的资料。因为该志以辛亥革命为断限之始，所以军事篇兵事章中的历次农民起义等大事，被排斥于正编之外，都被列于备考。人物志中，也没有记载名贤、名宦、流寓等重要人物，这些人物也被列于备考。傅振伦指出《崇庆县志》的这种做法 “失去方志通古今之要义”。此外，傅振伦还认为，该志应当增加民间流行验方、传统武术击技等，要能够体现崇庆地方特色的内容。他还建议该县拍制卫星影像图， 以记入志书。该志有时将“崇庆中学” 简称为 “县中”，傅振伦认为应当用全称，要不然后世的读者就不明白 “县中”是什么意思。傅振伦以上所说的都是一些深富建设性的意见，切中肯綮，值得后人修志时参考。

第八，叙述自己和该地的联系。包括傅振伦本人在该地的见闻与生平经历，以及与该地人士的交往、联系。如傅振伦在 《〈冀县志〉序》云:

余不敏，未及弱冠即在冀县省立第十四中学求学，时多严师，教以为人做事、治学济世之道，师长教学育人之恩，终生不忘。今日喜逢新修 《冀县志》定稿之际，因欣然命笔序之。

再如，傅振伦在 《〈南宫市志〉序》中，叙述他和南宫之间的渊源云:

我隶籍新河城召村，明嘉靖是成贤乡，去城 30 里，而去南宫旧城仅 15 里，是以姻眷多在南宫城厢和城西北近郊一带，且在城内开设商铺厂坊。吾少时每岁时探视或随家长赶集、赶会，多行经扁鹊庙和普彤塔间，常捡拾唐宋残碎瓷器以自娱，每值洪涝则绕道大风亭休憩，是以对南宫有特殊的深厚感情。

又如，傅振伦在 《〈哈密县志〉序》中说: “1940 年夏，我因事逗留哈密三日，目击当地民生凋敝，戚然情伤。今读新志，目睹哈密新貌，大快心意。”傅振伦在 《〈石泉县志〉序》中回忆说: “1946 年 10 月，余由剑南出川，别巴山，历秦岭，见其地社会凋敝，民生疾苦，我忧心忡忡。今读 《石泉县志》，而知石泉巨变。解放以来，曾几何时，贫困之区一变而跻于万民小康之治，大有隔世之感，因乐为之序。”

又如，傅振伦在 《〈扬州市志〉序》中，回忆他在扬州的游览经历说:

1983年，我曾讲学于扬州文物干部培训中心，登观音山，观唐城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及东渡日本的鉴真大和尚的遗迹，游览瘦西湖景色及名刹古建，谒史公祠，陟防英炮台。其地文华天宝，物阜民丰，饮膳精美而价廉，实旅游观光之胜地。流连数日，大快心意，至今犹怀念不已。

傅振伦在新志序文中，叙述他和该地的渊源及生平见闻，使序文体现出更多的个人色彩，富有人情味。而且傅振伦本身作为名人，他在该地的驻足观览，本身也成为当地名人轶事。同时，他的志序也为后世修志者留下一份宝贵的资料。

三、方志序跋的特色

傅振伦所撰写的方志序跋，数量庞大，令人叹为观止，这在当代方志学者中是首屈一指的。此外，还具有如下特色:

一是写作态度客观公允，敢于指出该志存在的不足和失误。对于方志的优点，傅振伦从来不吝 赞赏之词。但是，对于方志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他也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一般的方志序跋多为修志者请求有名望者所写，以便为志书增色，所以序跋以请托之作居多。写作者多碍于情面，在序跋中对方志不吝赞美之词，只说好不说坏，有的甚至言过其实，整篇序文充斥着溢美之词。欧阳发在《略论方志评论》一文批评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当学风时说: “近年来，我浏览了一些评论集，感到许多文章就事论事的多，捧场的多，隔靴搔痒的多，甚至表现为圈子内‘哥儿们’评论，很少以新鲜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方志现象，确有真知灼见的有理论分析深度的评论文章则凤毛麟角。从表面看起来热热闹闹，实际上显得有些浅薄和鄙俗。”傅振伦本着客观公允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既指出该志的优点，也从不讳言该志存在的不足和失误。如傅振伦认为《石城县志》虽有不少优点，但是 “金无全赤，世少无瑕白璧，是书也不免一些缺点，如个别部分记事不探其源，沿革不详，脉络欠明。专志颇觉简略，不无遗憾。《志存》文件摘录尚可收入《共产儿童读本》原文”。更值得称赞的是，傅振伦从来不以方志学权威待人，而是心平气和地以商榷的语气指出方志存在的不足。如上述傅振伦对《五台县志》和 《崇庆县志》的批评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二是傅振伦的方志序跋，往往从方志编纂的整体形势着眼，而不是局限于某一部方志，就该志而说该志。如傅振伦 《〈北京交通史〉序》一文这样写道:

我国前贤修史，约分三体。一为编年体，如左丘明 《春秋左氏传》、司马光 《资治通鉴》之类。编年纪事，“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惜粗举大纲，而简于叙事，皇甫持正所谓“多阙载，多逸文”。二为纪传体，如司马迁 《史记》、班固 《汉书》之类，综合本纪、表谱、书志、列传为一史，记事详备而颇有重复。三为纪事本末体，如袁枢 《通鉴纪事本末》之类， 每事一编，详述始末，远因近果，大都可见，章学诚谓其 “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近人修史，多采用篇章节目之体，既可说是纪事本末之体，也可说是仿自纪传体中书志之例，刘知几以为“首尾具述，源流毕彰”。《北京交通史》即取此法。我以为编写历史，可以因事制宜，不拘一格，择适而从，不限旧规。只要叙述详明，揭示其发展规律，能资当今建设的借鉴，可以信今而传后，就达到了作史的要求。百家争鸣，正是昌明学术繁荣科学研究的好办法。

在这篇序文中，傅振伦不是专门局限于论述《北京交通史》这样一部史志的体例，而是立足于从总体上回顾，中国古代几种主要史书体裁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优劣得失。然后再具体论述《北京交通史》一书在全部史志体例中的定位。所谓站得高，才能望得远，从而处处体现傅振伦方志批评具有宏观的学术视角和高瞻远瞩的气度。

三是所作方志序跋联系当地实际情况，体现地方特色。章学诚批评明清两代方志序跋的弊病说: “州县修志，尤以多序为荣，隶草夸书，风云竞体。棠阴花满，先为循吏颂辞; 水激山峨， 又作人文通赞。千书一律，观者索然;移之甲乙可也，界之丙丁可也。”在章学诚看来，明清时人所写序跋的内容千篇一律，同样一篇序言可以移置不同的方志中，缺乏特色。章学诚所批评的这种现象，在当代依旧存在。一些方志序跋多是泛泛之论，内容空洞，不着边际。傅振伦在作序时，力图避免这种缺陷，注意在每篇序跋中都联系当地实际情况，体现出当地的地方特色。如傅振伦会在序跋中，介绍该地的旧志编修情况、修志过程和编纂经验、该地的历史和地理沿革、该志的体例和内容、该志的特色、存在的失误、叙述自己和该地的联系等情况。不同的志书，体现出的这些内容也各不相同。因而傅振伦所写作的上百篇序跋的内容，也是篇篇不同，各具特色。这也反映出傅振伦在应邀写作序跋时，不是随便写一篇小文敷衍了事，而是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仔细阅读所要作序的志书。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在当代浮躁的学术中，尤其显得特立独行和令人肃然起敬。

当然，傅振伦所写的方志序跋，并不是毫无瑕疵。如傅振伦在《〈冀县志〉序》云:

近日作者所有言论与其撰著亦颇有不安于心者: 吾国词汇本极丰富，而作者或有孤陋寡闻，数典忘祖者直译外语，无信达雅之能，杜撰新词，什么软科学、微观、载体、窗口、杠杆数见不鲜。好奇立异，哗众取宠，不仅今人费解，亦使识者作呕。

这里提到的，如软科学、微观、载体、窗口、杠杆等直译外文的新词汇，现在为大家广泛使用。其含义通俗易懂，为人们心领神会，并非难以理解。不过，傅振伦提出这一批评时，已经是20多年之前。在当时，上述这些新生词汇的使用，还不够普遍。所以，傅振伦会有如上偏差的观点。这是傅振伦本人的局限性，归根结底，也是时代的局限性。

余论

方志序跋是傅振伦阐发其方志思想的重要形式。傅振伦一生创作的这些数量庞大的方志序跋，是我们研究傅振伦方志理论的重要文献。我们在研究傅振伦的方志思想时，除了要注意他的方志著作和专文外，也不可忽视这些方志序跋。邵长兴说他阅读傅振伦论著的读后感云: “重温傅老这些质朴无华的金玉良言，宛如聆听他振聋发聩之谈。‘澄湖万顷深见底，清水一片光照人。’读傅老华章，确有荡气回肠之感。为文者基于自身的阅历，通情达理，推己及人，立论公允，论证精辟，读者自然心悦诚服。”而对傅振伦晚年热衷于方志事业，关于其背后的原因，邵长兴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 “为历史树碑的是人，为人树碑的是历史。编修方志的人，在为历史树碑的同时，也应实录自身的足迹。志书质量之高低，取决于修志者的素质。刻意培养造就高素质的修志队伍，才是名志佳构源源而来的根本保证。傅老之所以再三为方志主编名录、辞典、传记大声疾呼，热情讴歌，其一片赤诚之心或正在于此。”邵长兴的这些评价，可谓极高，同样可以作为对傅振伦方志序跋的定论。

总之，傅振伦的方志序跋，是建立在他自己多年修志实践和深厚的方志学理论修养之上。对傅振伦在方志序跋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和反思，对我们全方位地认识傅振伦的方志思想非常重要。同时，傅振伦的不少方志序跋作为同类作品中的典范之作，值得后人认真品味和学习，对于我们今后的序跋写作也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本文责编: 詹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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