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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2021/ No.100

流行病学中的地缘政治：对新冠肺炎的应对能否改革气候变化政策？

作者：詹妮弗·科尔（Jennifer Cole），克劳斯·多兹（Klaus Dodds）就职于伦敦霍威大学，从事政治科学、地缘政治学研究。

摘要：流行病学的地缘政治与气候变化之间存在交汇点。由于其跨国界性，两者都属于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来解决的复杂而迫切之问题。本文采用地缘政治学框架来研究2019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所反映的全球治理与合作方面的紧张局势。新冠肺炎对国际合作衰退中潜伏的危机起了预警作用。许多国家采取了令人费解的措施，不仅没有推进国际伙伴关系与合作，反而终止了合作。关闭边境、限制社会往来、为当地工商业购买公共卫生用品以及提供补助等措施，可能在国家层面提供了解决方案，但无法解决全球性战略问题。对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而言，新冠肺炎还伴随着一系列其他问题的出现，而资源短缺、人口密集和气候破坏的压力让其雪上加霜。新冠肺炎对承受环境压力（例如低空气质量）地区的影响不均衡，促使对公共卫生与气候变化的地缘政治交叉开展更全面的研究。通过对流行病学的地缘政治的讨论，本文旨在强调目前采取协调一致的全球性应对策略之迫切，以解决无法单方面克服的挑战。

要词：地缘政治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气候变化；

文源：Dodds K , Cole J . Unhealthy geopolitics: can the response to COVID-19 reform climate change policy?[J].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99(2):148-154.

收录：《大译编参》2021年第56期，总第56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创办。

编译：陈蕾，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审校：杨朔，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再审：张童沿，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

编译精选

一、 介绍

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是一次对全球公共政策的挑战。目前疫情对各国影响各不相同，也暴露出医疗保健、政治体系和地区、全国乃至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与脆弱性。各国感染致死率和处理疫情的能力有很大的悬殊，同非典一样指向了对新冠进程有巨大影响的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

疫情暴露出能够推动执行一致、均衡、统一的公共卫生措施的跨国机构的缺位。目前各主权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各自为政，而不是团结一致。边境封锁和禁令加剧了紧张局势，因为一国给他国贴上标签，但又憎恶被贴上不安全或危险的标签。雪上加霜的是，气候变化加快使得国际社会或在未来几十年面临更多的跨国挑战，包括大规模被迫的人口流动。

国家疫情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政策和社会因素的交互。国家社会亟需人类集体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过去国际关系问题解决的经验表明，国际社会还需要新的路径。例如，各国正在努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

本文将使用地缘政治框架来研究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全球治理与合作中的紧张局势和矛盾，为决策者和公共卫生专家提出指导意见，帮助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未来挑战和传传染病。

二、 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

新冠肺炎的爆发加剧了国内外政治，尤其是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现有文献主要专注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特别是那些仍在从多年内乱中恢复的国家——的卫生系统缺陷。然而，对公共卫生挑战影响公众舆论的途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争论削弱我们对专家意见的信心，这提醒着我们，仅仅因为似乎存在合作的强烈动机，并不意味着合作必然会发生。人们注意到，对于当前疫情，一些国家领导人反应迟钝、效率低下，在国内造成了大量病例和死亡，却倾向于淡化本国预防气候变化的责任。

可以预见，畜类感染和传播可能会发生，且疾病不分国界。这一事实暴露出国家主权的迷思：即任何政府有权在国家领土上享有独立控制权。然而，许多国家对新冠疫情反应中的一个显著因素是采取了非常措施，这些措施封闭而不是开放了国际伙伴关系与合作渠道。疫情使世界各国都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债务负担，这不利于缓解气候变化的长期计划，危及可持续进出口计划，并使能源转型复杂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放边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渴望全球市场的政府和企业的支持，而新冠疫情打破了他们对非限制人口流动的乐观愿景。过去的二十年里，世界各国政府已经加大了安全屏障和边境墙建设的投入，而疫情将加速这一趋势。公共卫生问题很少被独立解决：即使是最有特权的人也无法完全免于新冠肺炎的影响，而社会边缘人——比如非法移民，他们的健康已经或多或少受到住房和公共服务负担的影响——更不可能获得医疗援助。这些都涉及到地缘政治问题。

三、 理解公共卫生的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框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以下机制。

第一是正在运行的地缘政治机制，即21世纪初被描述为后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以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政治竞争回归为标志。引战言论和对病毒起源与传播的指责使得像世卫组织（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这样的机构更难展示国际领导力。

新冠早期的传播体现了生存威胁的地理框架及起源是如何被地缘政治化的。从世卫组织2020年1月4日首次宣布发现新型病毒，到3月11日宣布新冠疫情爆发，地缘政治框架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尽管1月30日世卫组织正式宣布其为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政客与媒体仍将其贴上“中国病毒”或“中国流感”标签，这同世卫组织的愿望相背。这种鼓励反华情绪的地缘政治框架可能会危及信息共享和集体行动，必须予以抵制。

其二，疫情只有在每个国家都被解决，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得以解决。环境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在开创性著作《公地治理》（Governing the commons）中写道，“长期可持续发展亟需体制框架来更好地理解用户和资源系统间的复杂关系”。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一味追求国家或战略优势是极其危险的。奥斯特罗姆清楚，这些棘手的问题需要专业的知识，包括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原理，以及集体选择和共同的伦理道德标准予以解决。

地缘政治势力间竞争的回归产生了双向后果。一方面，权力失衡鼓励国家向利益攸关方施行医疗和人道主义援助或介入式卫生外交 (如俄罗斯向塞尔维亚提供医疗用品，又如中国向意大利运送物资)。另一方面，竞争扩大了对供应链依赖的担忧，推动民族主义政府对本国公民疫苗供应的保护，以及扩大的自给自足要求，但优先处理当务之急的战略会使得未来环节气候变化更加困难。

疫情还使得公私卫生外交和软实力的展示巧妙融合。非政府组织、慈善家和私营企业等非国家行为者出现，以填补联邦或国家政府未能为本国公民提供服务的空白。中国政府已经调动资源，向世界各地提供新冠物资，包括呼吸器和外科口罩，而慈善家一直积极向非洲、意大利和美国捐赠核酸检测试剂盒。他们已请求世界领导人留意“本国人民优先的愿望”，不仅要与彼此，还要与私营部门尽早达成协议，这样投入的资金才能高效利用。这些行为体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作用值得深思。

其三，另一种地缘政治框架——被反叛和抵抗塑造的地缘政治正在出现。就全球健康和气候变化而言，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呼吁加强全球合作，不仅解决疾病问题，还解决背后的经济和环境动因。这些组织的成员经常逾越传统的地缘政治边界，激发全球共同体意识，推动整体性改革以实现和融合战略措施。实际上，人们认为这些行动实现了奥斯特罗姆所述的那种每个人都愿意遵循的关于最佳行动方针和实际规则的道德共识。

四、 公共卫生领导权的地缘政治

世卫组织在新冠疫情期间继续实行国际审查。该组织先前被指控对2009年的H1N1流感反应过激，而对2014年非洲爆发的埃博拉病毒反应迟钝，其外交角色挑战性可见一斑。其能力体现在咨询和召集，是世界应对卫生挑战的众望所归，并能利用成员的集体行动，并将其资源给予需要帮助的特定成员国。

这种地缘政治和全球公共卫生管理也为气候变化领导权提供了新视角。协商各国行权范围、克服防御性民族主义和对抗反科学叙事的能力，对于公共卫生危机和气候变化不可或缺。世卫组织在处理早期新冠疫情时受到批评，却无权向其成员国强加或执行行动。

针对全球威胁采取集体行动是可能的，特别是威胁较为直观且后果显而易见时，更容易获得公共支持。近代史中也有环境保护和人类健康产生联系的案例，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环境公约是《蒙特利尔议定书》（the Montreal Protocol），像新冠一样，单一议题（向大气中释放氟氯化碳气体）对健康构成了威胁，而高收入和更强大的国家没有比贫穷国家更好的防御措施，因而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以避免对公众健康造成风险。

全球公共卫生的威胁，不论是来自致病病毒和细菌还是环境破坏，明确说明了采取行动的必要性。然而，环境对全球卫生的作用可能会被遗忘，因为重点在药品和其他医疗措施上，而不是解决（全球）健康的根本原因。即便如此，我们不能忘记，空气污染、肥胖和糖尿病提高了新冠的易感性，而这些疾病与威胁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健康生活能力的食品和社会体系有关。

疫情引导各国最大限度地扩大地方和区域领导机会，包括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如非洲埃塞俄比亚在2013-2016埃博拉病毒爆发后成立的斯亚贝巴疾病控制中心（Ethiopia）}，克服协作与资金的挑战，服务于疾病预防和规划。

五、 地缘政治、健康和气候变化

谈论疫情消退还为时过早。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资金不足和设备不良的地区，将会长期存在卫生不公现象。对于最贫穷的国家而言，疫情伴随着全新的挑战，而资源短缺、人口密集和气候破坏的压力让其雪上加霜。气候变化及其成因——尤其是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使用改变——使得新冠更可能在贫穷的农村、且远离权力中心的地方出现和传播。新冠暴露出了国家的系统性漏洞，并凸显了集体行动的桎梏。

及时采取行动尤为重要，因为地缘政治固有的脆弱性，故而亟需在危害变得不可逆之前得到解决。当务之急是即刻采取行动，但同时要预见可能的未来影响。封锁、隔离和拨款的行动缓解了疫情的威胁，虽然短期可以高效遏制疾病传播，但有效防治疫情需要长期的社会转型，需要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适应、缓解和复原力。除非气候变化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将对社会环境造成永久性破坏，包括未来的传染病。除非我们当即采取行动，否则不会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因此，我们应当从当前的疫情中吸取教训，了解未来地缘政治挑战可能如何演变以及在何种方面给我们施加压力。各国已迅速采取行动保护本国公民，例如设法在个人防护设备上出价高于竞争对手，或者为本国争取专用疫苗。外交官和谈判人员的网络虚拟会议减少了面对面的社交和亲密互动的空间，而这些互动本有助于建立共识。

新冠疫情暴露了气候变化外交中已有端倪的集体治理鸿沟，对世界在二战后极力争取的合作与协作施加了压力，而当前联合国和世卫组织等机构承担了这一角色。地缘政治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适应已发生根本变化的政治联盟以及生态环境，像加拿大、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担心其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地位会被突发变化所影响。针对其他环境污染物，诸如《鹿特丹公约》（Rotterdam Convention on Prior Informed Consent）、《斯德哥尔摩公约公约》（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和《巴塞尔公约》（the Basel Convention on the Control of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of Hazardous Wastes）等条约试图限制破坏行为，并支援脆弱的地区和国家。未来的疫情防范可能需要采取更多同样的行动。

六、 结论

人类社会的一大特点便是环境破坏，面对各国境内出现的威胁，人类需要持有更加开放和乐于分享的态度，以便向世界提供预警，也需要更多的合作和资源共享来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更多地保护自然环境，因为我们的健康同自然环境息息相关。

公共卫生方面的地缘政治和气候变化问题相交织。地缘政治框架对于理解各国和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和意愿至关重要。因为世界各国在执行代价高昂的新冠干预措施之后寻求经济反弹，气候变化的长期影响有放大疫情短期影响的风险。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便在许多人看来集体行动显然是必要的，也不能视其为理所当然。

译者评述

本文探讨了新冠肺炎期间各国的应对策略对于全球治理模式的改革，进而对于气候变化政策调整会造成何种影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皆不分国界，所以需要共同应对的全球性问题。各国固守传统的单边主义，我行我素地进行疫情管控，这不仅没有激励全球合作和集体行动，反而加剧了国家的闭塞和疫情管控的难度。

无论就人员还是财富损失，新冠肺炎都可以同两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各国由于疫情肆虐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中国由于其制度优越性和天然组织能力，很快便将疫情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相比之下，欧美各个发达国家却未能有效遏制疫情泛滥，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其直观地缘政治后果便是世界权力的转移，并且对全球变暖等气候问题的防治形成挑战。[1]面对新冠肺炎，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脆弱与不堪一击暴露无遗，要战胜新冠、其他传染性疾病或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亟需世界各国人民真正建立共同体观念，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全球治理挑战。

注释

[1]林利民，李莹. 试论新冠疫情对世界政治的深远影响[D].现代国际关系,2021,P15-23

问题互动

问题1、新冠肺炎疫情涉及到哪些地缘政治问题？

问题2、疫情是怎样有差别地影响世界各国和地区？这种影响的不均衡分配会有何影响？需要国家行为体做出何种应对？

如果您对大外交智库【大译编参】本期的“编译精选”、“译者评述”、“问题互动”有所思考或高见，请在文末留下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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