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在上海

图为宋庆龄在儿童福利站指导小朋友读书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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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中国福利基金会开始在沪西、沪东、虹口的贫民区建立儿童福利站。为了保障儿童福利站等机构的维持经费，中国福利基金会先后筹办数次儿童福利舞会。宋庆龄曾邀请外国使节和夫人作为共同主办人，以扩大社会影响。活动通过发售舞票、印发专刊等方式，募集了许多资金。不到3年，在儿童福利站得到免费识字教育、免费医疗和免费配给营养品的贫困儿童已达数万人次。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从重庆回到黄浦江畔，继续担任中国福利基金会（后更名中国福利会）主席。在申城，她不仅从各方面竭诚支援解放区，并尽力制止国民党扩大内战，还为帮助进步文化团体、救济灾区、关爱贫困儿童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帮助进步文化团体

1946年2月上旬，中国歌舞剧社进行音乐剧《孟姜女》演出，遭国民党特务刁难。该社社长袁励康就前往中国福利基金会，请求宋庆龄给予帮助。

袁励康的《忆宋庆龄主持音乐剧〈孟姜女〉义演》说：“在我们演出期间，特务们拿着伪国防部长何应钦的指令来，要我交代剧社的后台共产党人”“那时宋庆龄先生在上海，我便在1946年2月上旬到她的办事处南苏州路175号中国福利基金会去求见，向她陈述了我个人和剧社的遭遇以及我们办剧社的宗旨和目的”“孙夫人的秘书廖梦醒大姐在旁，孙夫人要我留下地址、电话，并说等研究后由廖大姐同我联系。后来廖大姐通知我，说孙夫人要亲自出来主持《孟姜女》的演出，把所得的票款作为救济贫困文艺界人士的‘文化福利基金’”。

3月27日，宋庆龄专门抽空观看首场演出，出席者还有宋美龄、孔祥熙和在沪美军高级将领、苏联武官及各界名流，社会影响很大。连续两天的义演，共筹集“文化福利基金”约8000美元，所得款项都用于资助进步文化团体。

此后，按照宋庆龄的指示，中国福利基金会又给予文化界人士不少帮助，如曾出面举办中秋游园会，为之筹集医药救济基金；争取到可观的赠款，作为翻译西方名著的基金。因而，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在向宋庆龄致谢时说：“您主持中国福利基金会，花费了许多心力，济助文化界的朋友，精神上感到的兴奋与慰藉是无比的。大家将更坚强地守住各自的岗位，为当前的和平民主运动努力。”

毅然发表严正声明

那时，国民党当局无视全国人民普遍渴望和平、民主，期待尽快治愈战争创伤，坚持独裁，发动内战。1945年12月，昆明西南联大等校反内战学生运动遭镇压；翌年6月，上海各界反内战赴南京请愿的代表遭军警殴打；随后昆明又接连发生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事件。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国民党当局向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迫在眉睫。

1946年7月23日，宋庆龄为了制止内战的扩大，她在上海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其中指出：“今天我们的国土已经没有外来敌人的威胁。但威胁却起自国内，起自内战。反动分子企图将美国卷进我国的内战，从而将全世界都卷入这个战争。这种内战已经是不宣而战地开始了”“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凡是具有人性的人都必须发言”“国民党必须通过联合政府、人民民主和土地改革来执行它的历史任务”“否则就要担负掀起内战的责任”“国民党是不能在这种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同时，也向美国朋友呼吁：“你们应当阻止所有的军事援助，并帮助一个属于中国人民的政府，来推动这样一个运动。”

宋庆龄的正确主张在海内外得到了热烈响应。1946年7月26日，何香凝等通电全国，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民主联合政府；8月初，重庆妇女联合会致函宋庆龄，“您的国事主张，代表着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呼声”；8月9日，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委会致电宋庆龄，“誓愿为其实现而奋斗到底”；8月12日，重庆136位各界人士向全国同胞发出公开信，拥护宋庆龄的声明。在美国， 美国共产党于1946年7月23日发表宣言，要求美国政府撤回在中国领土上的美国军队；7月27日，美国争取和平委员会总书记卡尔逊对报界发表声明，号召美国人民关注宋庆龄的声明；8月2日，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发表谈话，要求美国政府放弃对中国的军事干涉；9月下旬，美国不少城市的进步团体组织民众游行、集会，并联名致电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军撤离中国。

宋庆龄的声明有力推动了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和高涨。

筹备足球义赛赈灾

1946年春，湖南灾情严重，宋庆龄对此很焦虑。她在组织“国剧义演”筹款救济难民的同时，决定为赈灾筹备足球义赛，并邀请“亚洲球王”李惠堂从香港带队来沪。

李惠堂接到宋庆龄的信，立刻出面召集香港的几支足球强队合组“华南队”，成员中有李国琪、侯榕生、谢锦洪、郭英麒、梁荣照、卓石金、黎兆荣等名将。1946年7月17日傍晚，他带着这支足球劲旅乘飞机抵达申城。

中国福利基金会作为足球义赛的主办方，在第二天下午假座国际饭店举行大型欢迎会，热忱地向申城体育界和新闻界介绍“华南队”。李惠堂激动地说：“此次承孙夫人之邀，来沪举行义赛，得与旧雨新知晤聚一堂，曷胜欣幸。”

然而，国民党当局认定这场足球义赛是为了支援解放区，竭力加以阻挠。7月20日，宋庆龄召开中国福利基金会会议，商定再次提出足球义赛的申请。兼任上海体协会长的国民党要员吴绍澍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假惺惺地对足球义赛“破例接受”，但规定“交足球委员会积极筹备”；接着，上海体协足球委员会又在申城各主要媒体公布，“华南队”将与上海“西联队”“东华队”“青白队”各比赛一场，并提高球赛票价。

宋庆龄闻讯很气愤，决心不让国民党当局这个阴谋得逞。7月24日，她在会见李惠堂时明确表态：“你们是我请来的，不让我给你们比赛，那么送你们回去，是我的责任。”李惠堂则在当晚向申城新闻界发表谈话申明：“本人率队来沪，乃团体行动，非私人行动也，一切听诸福利会。”至7月28日中午，李惠堂毅然带着“华南队”离沪返回香港。

建立儿童福利站

当年，上海贫民区的无数孩子在苦难中挣扎，他们或食不果腹，或体质虚弱,或一字不识。这种悲惨状况，宋庆龄看在眼中，痛在心里。她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想办法建立一些面向贫困儿童的文化福利机构。

1946年10月，中国福利基金会开始在沪西、沪东、虹口的贫民区建立儿童福利站，它们融教育、保健、救济工作为一体，内设识字班、图书室、保健室和营养站，旨在救助贫困儿童、培育未来新人。

其中，第一儿童福利站设于沪西胶州路725号晋元小学，第二儿童福利站设于沪东许昌路811号通北公园，第三儿童福利站设于虹口乍浦路245号昆山花园，它们接受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工作组直接领导。宋庆龄非常重视儿童福利站的工作，曾亲临检查、指导，并辅导年仅7岁的吴方小朋友看书识字。她在对外宣传画册《上海儿童工作组》卷首语中写道：“我们的3所儿童福利站就成为它们附近居民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不管他们遭遇个人的疾病或火灾的祸害，想读书或做一个舞台演员，无论他有怎样的要求，他们知道他们都会从福利站方面得到同情合作和可能的解决办法。”

为了保障儿童福利站等机构的维持经费，中国福利基金会先后筹办数次儿童福利舞会。宋庆龄曾邀请外国使节和夫人作为共同主办人，以扩大社会影响。活动通过发售舞票、餐饮服务、印发专刊、登载广告、接受捐献等方式，募集了许多资金。不到3年，在儿童福利站得到免费识字教育、免费医疗和免费配给营养品的贫困儿童已达数万人次。

另外，鉴于社会上贫困儿童极多，为了比较稳定地解决救助经费，宋庆龄曾创办“三毛乐园会”。当年，张乐平创作的连环漫画《三毛流浪记》影响很大，流浪儿童“三毛”家喻户晓。1949年1月，宋庆龄委托冯亦代和夫人郑安娜出面，诚邀张乐平在上海见面，请他一起举办“三毛原作展览会”，为筹备“三毛乐园会”开展宣传、筹措资金。张乐平闻讯马上应承，正在病中的他仅隔数日就拿出方案。4月4日，“三毛原作展览会”在大新公司(今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A馆)4楼正式展出，宋庆龄亲自莅临。展览会为期6天，观众如潮，成果丰硕。

在迎接上海解放的过程中，宋庆龄也作出了杰出贡献。杨逸的《陪宋庆龄北上参加开国大典》回忆：“1949年6月至7月间，中共中央派邓颖超来沪，接宋庆龄去北平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邓大姐亲自到上海，拿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这两封信现在上海宋庆龄故居陈列展出)。她当时没有想去北平，她想的多啊：孙中山是在那里逝世的，那里是她的伤心之地。她说我去干吗呢。后来一看是毛主席、周总理请她去，她也就答应了……大概在8月28日下午到达北平后，毛主席、朱德、周总理、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到北平火车站站台上来迎接。”

今年5月29日，是宋庆龄逝世40周年纪念日，人们将永远怀念这位伟人。

（作者系宋庆龄陵园管理处副处长、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理事，九三学社上海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