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泊头推介】第六十一期：《鼓楼街道辖区历史文化》一运河： 曾经的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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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航运

题记：“我家就在岸边住，出门爬河涯，堤顶看河水”。笔者自幼居住运河岸边，对对河中的船十分熟悉。

泊头镇因河而兴。

京杭大运河从泊头镇区蜿蜒穿过，繁荣了泊头经济，养育了泊头人民。中华民国年间的调查资料称：“南运河经过县属泊镇，一切货物南北运输悉由该处经过。泊镇之繁盛，实由该运河所赐，所以自古不衰。”

航运

《泊头市志》记载：市境内河运输始于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将流经境内的白沟和古清河改造为运粮河。隋大业七年（608），隋炀帝开凿永济渠，形成南北交通大动脉。五代时，“赵王熔于此河运粮故名运粮河，亦曰盐河”。宋金以后，运河多服务于军事需要，漕粮船只来往不断。明洪武二十二年交河知县武聪在泊头修新桥水驿，并派驻驿丞，驿夫等百余人；河间府设通判署于泊头，管理天津至德州的河运。泊头成为运河重镇，航运之盛前所未有。清康熙年间，运河水量不足，多次引漳河水接济。光绪年间，运河失于修治。进入20世纪，随着津浦铁路（今京沪铁路）、津徳公路（今105国道）开通，运河航运渐渐衰落。

运河航运的一大功能是运送漕粮，简称漕运。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它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调运粮食的一种专业运输。中国古代历代封建王朝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主要是公粮）经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运送粮食的目的是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调剂，这种粮食称漕粮。狭义的漕运仅指通过运河并沟通天然河道进行，故大运河又被称之为“运粮河”。明朝中叶，正统至正德年间（公元1426—1521年），每年通过卫河从江南到北京的粮食都在400万石以上（石，读旦。古时粮食的计量单位，一石约为75公斤，不同粮种有差别）。建设胜利上河城时，运河边出土的《漕院明文》中对漕粮、白粮（皇粮之外的用粮）的运输管理记载更为明确。泊头段运河作为必经之路，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漕粮之外，民用物资的运输也是航运的重要组成。

泊头以“水旱码头”闻名遐迩。明代已经是“桅樯林立，日泊百舟”。官舟、客船往返穿梭、停泊，形成了“卫水帆樯”的著名景致（明樊深撰《河间府志》）。那时，泊头码头在入夜之后，停泊的船只最少几艘，一般会有十几艘，多的时候有几十艘（现胜利桥北侧是停泊处），灯火闪烁，炊烟枭枭，确为一大景观。在泊头，船上卸下的货物有木材、煤炭、砂石、火柴厂用的大板纸等；装走的货物有西瓜、鸭梨、大白菜等，主要运往天津及山东沿运河城市。

入冬以后（约从12月上中旬），河水封冻，船运停航，直至翌年3月。在此期间，本地船队停靠河边，维修船只，待3月开航。

河中的船多为木制，一般是三五艘结队而行，偶有一两艘结伴的。总载重量一般是三五十吨，多时达百余吨。约1958年以后出现了机动船（人们称之为“火轮”）拖带木船的船队。这样的船队一般拖带五六艘木船，也有更多的。船过木桥（胜利桥、解放桥）时，鸣笛为号。

泊头段运河的航运有本地船只，但主要是南来北往的外地船队。

本地的船运主要是泊头回族人经营。以船运为业的回族船民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两种成分。第一种是“玩船的”，包括拉纤的。这些人是船民的大多数，以出卖劳力为生计。第二种是“养船的”，即大大小小的船业主。养船的又分两种。一种是养大船的，靠出租船舶或雇工的方式搞河运。他们具备了一定的资产规模，有固定的货主和航线，大船主虽然为数寥寥，但客观上反映出泊头回族船运的历史发展水平。另一种是养小船的，自食其力，驾用自家的船搞运输。养小船的劳动方式又分四种：一是摆渡，运送两岸过往行人。二是义渡，义务运送过往行人。三是搞小量运输，如为沿河村庄农民运输“街粪”（从泊头街上买的肥料）等。四是集渡，定时开船，定期到达，大、小船，长、短途都有。长途北到天津，南到河南新乡。如清末民初的天津“义和斗店”和西营门的“老老店”就专收泊头集船运来之粮食、干鲜货。

随着时代变迁和水道变化，泊头回族船运业屡经兴衰，至1946年泊头解放前夕，计有回族养船户31家，船主以石、李、曹、朵、穆五姓为主。其中，有100吨位以上的船主2家，80吨位以上的10家，50吨位以上的11家，30吨位以上的2家，15吨位的小船主6家。玩船的、拉纤的回族船民数目没有具体统计数据，但为数肯定比船主多得多。

往来运河的船，最多的时候一天可达千艘。可以想象：白天船只在河中穿梭经过；入夜船队靠岸，船上灯火闪烁，炊烟渺渺。而运河西岸遍布餐馆、旅社，还有剧院、浴池等等。客商、船工纷纷上岸，或洗去一天疲惫，或品茶、或听戏、或小酌，各处熙熙攘攘，该是多么的繁华景象啊！这种“灯火闪烁”、“熙熙攘攘”的景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还可以见得到。翻阅有关泊头的史志资料，“商贾云集”、“日泊百舟”之类的词汇比比皆是，这确实记录了当年泊头的繁荣。

外埠船队以江苏的居多。

纤夫

现今，航运停止，即便通航也是动力船拖带。

从前，船行河中，什么是动力？顺水行船，水流是动力；顺风行船，风是动力。逆水、顶风行船，人是动力。船主根据船的大小、载货量的多少，雇用不同数量的纤夫，少则一两人，一般五六人，也有十多人的。逆水行船时，纤夫上岸拉纤；顺水行船时，纤夫上船摇橹。

纤夫拉纤，傍着水边不过一两米的距离艰难行走。一根主纤绳，系有若干纤板，纤板斜贴在胸前，众人一起弯腰用力，拉着船前进。逆大风大浪时，纤夫的头几近挨地，拼尽力气，汗流浃背，甚是辛苦。

在航行中，使用多少纤夫上岸拉纤，要根据航行途中的情况而定。如：逆水、逆风行船时，使用的纤夫就多；顺水、顺风行船时，使用的纤夫就少。

当使用纤夫多时，位于最前面的“纤头”和位于最后面的“纤尾”，共同掌握着行走方向，以使纤夫们与船的走向顺直，形成合力。当过桥时，受桥桩的限制，要摘去纤绳；此时船上的船工与纤头喊号子互相呼应，以协调行动；过桥后再挂纤航行。这一过程紧张而有序。笔者幼时，每逢有多名纤夫组成的“长纤”过桥，总要到河边观看。

旧时，船运从山东临清到天津是一个区段。根据行业规矩，临清是一个类似换乘站的地方。船到临清后，船上的纤夫下船在此等活儿干；而已经在此等活儿干的纤夫则上船顺水北上。他们有时很快就能找到活儿干，但有时也要等上一两天。

船工都有“号子”，号子分若干类：拉纤的、摇撸的各有各的号子。他们在上水（南行逆水）、下水（北行顺水）、拐弯、过桥等不同情况下，所唱的号子各不相同。现在泊头会船工号子的有李书元、石同武两位老人。李书元还能唱，石同武年已90多岁了，身体还好，但是毕竟年事已高，唱不了了，只能说“号子”。这位老人熟知临清到天津船行经过多少站；在哪一站上水，上水多少；在哪一站下水，下水多少。他至今仍然记得一清二楚。他说，上水与下水的停站是不同的。行船时，到站就停；不因天气、行走快慢而“随机应变”。

泊头的船队在1956年南运河航运管理体制调整时，分别归属了山东德州、河南新乡和当时的河北省会天津河运部门，船主也大多随同迁往彼地。泊头没有了自己的船队。

新乡不靠运河，泊头的船为什么会落在新乡？近访从新乡回家探亲的表哥李恩田（生于1943年）。他说，去河南也是泊头船的河运“买卖”。行走的路线是：先走南运河，到临清转向西，进卫河（卫河是海河水系南运河上源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是华北平原的重要内河航道）。沿途地点是：临清、馆陶、大名东南方的龙王庙、进入河南的内黄境内（河道在内黄东南）浚县、滑县、卫辉，到新乡。

但是，运河的水运大动脉的地位并未因此而改变。南来北往的船只仅山东临清至河北天津一段，就不下千艘，运河上仍然一片繁忙。1965年，运河出现近代第一次断流，船运随不同年份的水位时断时续。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半期，船运宣告结束。

1948年的泊头运河航运

《河北航运史》载：泊头镇是南运河上的著名码头之一。津浦铁路经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泊头镇带来严重灾难，民船运输也惨遭破坏。1946年5月，泊头镇获得解放；冀中行政公署发布命令，将泊头镇改为市的建制，隶属于冀中行政公署。从此，泊头市回到人民手中，地区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运河船舶运输也出现了生机。

当时，津浦铁路运输中断，南运河航线的船舶运输，成为南北物资运输的主要通道。为了扶植和发展民船运输，泊头市政府纠正了冀中地区土地改革中，把船户做为地主、富农进行斗争的错误做法，明确规定，船主按工商业者对待，不得进行斗争。这一政策深得民心，使原己离开泊头的船户重新回到了泊头镇。国民党统治区天津的许多船户，在解放区政府政策影响下，也纷纷逃离天津，来到泊头参加解放区的内河运输。1948年3月至5月，由天津来泊头镇登记户口的民船46艘，随河船51艘；6月至7月又有天津船35艘，随河船63艘，来到泊头。短短五个月，泊头就增加民船195艘，总运力11975吨，占当时泊头镇船舶总运力的百分之八十八。解放区政府对民船执行"团结、教育、管理、扶植、发展，为建设解放区服务”的政策，调动了民船参加运输生产的积极性，对恢复和发展解放区水上运输事业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民船运输管理上，泊头市政府建立了由政府交通科、工商联合会、公营商店、水上派出所、运输站共同组成的"运输委员会"，研究处理有关民船运输的重大问题。市政府还建立了由冀中运输公司和市政府双重领导的、以管理内河民船运输为主要业务的运输站。明确规定，“运输站的任务，是为了壮大扩展航运事业，为战争与经济服务，便利工商业户所调剂运输，繁荣泊市......为建设解放区服务"。运输站承担着组织民船参加运输、揽货成交；了解货源、组织民船承运；代客存放货物，组织回程货；结算运费，以及与水上派出所共同实施对船主的管理和教育的重要任务。

与运输站实施对民船的管理相配合，泊头市总工会组建了“船业工会"，负责对船主、船工进行教育，关心他们的运输业务和经济利益，帮助船主组织货源，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民船船主都视船业工会为自已的家。船业工会则团结、教育船户，组织他们为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经济服务。与此同时，市总工会还把700多码头装卸工人组织起来，建立了码头工会，担负起“领导教育工人，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组织工人的业务活动、福利事业与副业生产”的任务，为民船运输进行有组织的装卸提供了很大便利。因此，码头工会的建立，同建立运输站、船业工会一样，也是繁荣民船运输必不可少的条件。

泊头市政府积极落实私人船舶政策，以及在管理上的不断完善，使濒于断航的南运河民船运输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48年7月，泊头己拥有木船231艘，13205吨的载重能力，超过了滏阳河、滹沱河、子牙河航线的船舶总运力（见下表)成为晋冀鲁豫、晋察冀解放区的一支重要力量。

泊头市船舶数量及载重吨位统计表 表7 3-2

船 主

船 舶 数 量

100吨级

75吨级

50吨级

35吨级

20吨级

合计

公营东兴商店

1

3

8

12

公营广粮商店

1

1

公营广华商店

1

2

3

天津民船

9

35

27

5

5

81

随河民船

9

40

39

17

19

124

泊头民船

1

4

5

10

合 计

19

81

72

30

29

231

民船运输的主要物资有食盐、粮食和煤炭等。运输中，运输站首先将黄骅、盐山、海兴所产食盐用马车运到泊头或沧州，再安排民船沿南运河而上，远至山东德州、临清、馆陶，以至河南道口等地，供应晋冀鲁豫解放区。同时，运输站派人到德州等地组货，使南去船舶返航时装载煤炭、棉花、羊毛、猪鬃、花椒等，运回沧州或泊头等地。运输冀中解放区的粮食，同样是先由马车集运到泊头，尔后装船运往山东德州、临清等地，以供应解放军前线部队。就物资流向分析，由于天津尚未解放，航运货物主要从沧州、泊头向南，北运货物较少。因此，在船多货少的情况下，一些民船难免出现竞相压低运价的情况，但整个水运市场的秩序还是比较好的。据记载，从1947年9月至12月，民船共发运货物11104吨。1948年的运量虽无资料记载，但从大批天津来船参加运输情况分析，运量肯定会大大高于1947年。以船主张立成为例，1948年，他使用一艘载重35吨的木船参加70天的运输，先后在姚官屯至德州、德州至馆陶、泊头至捷地、沧州至泊头、泊头至德州往返运输，共运送货物146.4吨，运费收入2475.9万元（边币），除去开支，得纯利423.4万元（边币），像张立成使用的这种小型民船尚且如此，其他大型船舶的运输状况肯定会更好些。冀中行署运输调查组调查的4个船户运输情况充分表明，民船参加运输的积极性很高，完成的运量和盈到水平都不断增加。由此可见，泊头一带的民船运输事业，同整个解放区的水运交通一样，正处于日益活跃和不断发展之中。

运 河 船 号

运河船号，是指曾在南运河水运航段流行传唱的船工号子。在漫长的南运河航运史进程中形成的船工号子，至今保留在泊头市区为数不多的老船工记忆里，是南运河航运史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化留存。

民船长途运输用槽子（对槽）船。这种船船形扁平、体长身宽，吃水浅，行进时利用风、水流、人力撑篙、摇橹和拉纤行驶。行驶过程中，不但要求头工、舵工配合（行话称头舵）好，还要与岸上的纤夫协调一致。船与岸上的联络方式，就是船号。船号的作用是统一指挥协调动作，调动情绪等。指挥行号者为头工。此人的职责就是站在船头观察水流，不但用篙调动船向，还随时用号协调各方，保证让船行驶在最佳的水流上。

运河船号主要分打篷、撞阳、加油、摇橹四个方面（指成系统的能唱整段唱词的音律），诸如转弯、吃饭、停船等，另有简短号户。

打篷号：船只准备启程，第一项是升帆。但船家忌讳“翻”（谐音字），所以升帆叫“开阳”，帆叫“阳面”。南运河上最大的“阳面”高七丈二、宽四丈多（十尺一丈，一米三尺），最粗的桅杆一人搂不过来。要把这么重（也忌讳沉字）的“阳面”升上去，需要众人动作协调者共同发力，打篷号的作用就在于此，此号又分大号与蹲号。一般时候用大号，双手拉拽牵“阳面”的绳，拉到弓下腰，再起身重复同样的动作。但有时，如雨后“阳面”湿重，或有大风干扰，需用更大的气力，后面加用蹲号，即更用力地拉到蹲船面，再起身重复动作。当然，大的“阳面”二号并用，先用大号；越升越高越重时，用蹲号。一般情况下，一个“阳面”升上去，用三四号（船家行话，为一段号词唱三四遍），大的用六七号。打篷号调为C调。

撞阳号（又叫拉号）；船家把顶流（逆水）行驶称上水，顺流为下水。逆水行船用纤夫，撞阳号就是督促使劲儿拉纤的。行驶时，船上有三人：头工、做饭的和舵工（叫驾掌）。站在船首的头工边观察水流，边用篙调整船头的走流（逆水走二流，顺水走中流），同时也号令纤夫的方向节奏等。一只船一般用16个纤夫（最大船20个），他们后面跟一个号工，专接头工的号令领唱船号。此人身份较高，不拉纤，职责就是使出招数，调动纤夫最大潜力，像“一个人背一码砖似的那么使劲拉”。撞阳号多用在启程和转弯时。启动时，数吨重的船需要大借外力。这时起阳后的纤夫已经下船登岸，把纤板绳（叫弹tán尾yǐ儿）钢勾挂在船桅伸过来的绳上，听头工一声“哦号——带起来呦”，蹬蹬蹬往前跑七步，撞动“阳面”拉上了劲儿，船缓缓启动。纤夫开始背手弓背，随着号工往前拉。船家把此过程概括为“七尺杆子（篙）八尺线（纤绳），弯弯铜勾撞开了船”。再就是弯转时，如南行中向西拐弯，为避免擦岸搁浅或侧翻，先让大半船身调向东南，纤夫则在另一边的北岸拼命向西北拉劲儿！头工、舵工、纤夫各自一连串的调转船头，动作更需紧密配合。此时这个阳刚气十足的撞阳船号，变成了不讲情面的鞭打使力保安全的严厉督促。南运河弯多，像“甲马营，一盘绳，曲里拐弯到武城”，是对相邻两个码头河湾的形容；像“三望沧州，六望德州，十二望临清州”，是对大弯的形容：即随河行走间，却发现与刚走过的地方又处在同一平行线上。南运河到底有多少弯，谁也说不清，所以，撞阳号一天不知唱多少回，船工不知遭多少罪。撞阳号调为B调。

加油号：一般用在平缓行驶中。船借八面风，因此时能随意“借”风力推进，纤夫不用使太多劲，甚至有时候能随船行走；但这时更容易松懈疲乏。为调节情绪，保持旺盛的精神头，号工相机行事唱起号来调节气氛。这时的号调平缓，段落较长，有时候“一个号子下来能走八里地”。加油号调为C调。

摇橹号：用在下水（顺水）时。船行中流水，很容易借水的力量推动船的行进，只靠摇橹就能保持高速，船号轻松而欢快。摇橹号调为G调。

不同的号工唱号有些不同，因文化程度不高，有掌握上的差别。一般讲，一个船号一个套路，只是词的内容有些不同，那也是根据当时情况临时发挥的“技术处理”。如泊头当年最有名的号工石桂富（已故），他音域宽广，嗓音宏亮，口齿清楚，头脑机敏，能根据不同场合临场发挥，用一个调号唱出不同的号词。为此，船家都愿意请他领号。

号词大都反映的日常生活。反映船工生活的，如“大船装的白粮米，小船装的青竹竿；大船能靠九江口，小船只靠河两岸”；反映社会平民生活的，如“王家庄的王员外，有三个眼带残疾的姑娘，分别嫁给了三个各有特点的“秃光光（秃子）”之类，调侃诙谐但不下作。总的说，上航（上水）走二流（水）吃力，曲调既铿锵有力，又沉重掷地；下航（下水）走中流，顺水行舟，则显得快捷、轻松。

运河船号每年唱十个月（小雪节气后封船）。直到1957年后，南运河上的木船改由小火轮拖拽，运河船号开始逐渐退隐到历史的时空中。

现在泊头唯一能全套唱颂运河船号的是2007年满72岁的李书元老人。他是《泊头市志》所载四姓大养船户之一的李姓养船世家的第四代。老人14岁开始“背帮走船”，一生中最好的岁月就是“走州过县”的船上生涯。他也是四姓中唯一健在的见过南运河航运最后辉煌岁月的老人。

老人讲，运河船号最早是从河南传过来的。不过，泊头音乐界人士听了后，认为曲调中已有不少河北民歌小调的音律。

船号凝聚了千年岁月，融进了船工生活的艰辛、沉重。从他们背向苍天汗洒纤道的命运低吼中，能时时感受到历史脚步的沧桑凝重，以及人类不向现实低头的乐观精神。即便是苦中作乐的哼唱，也充溢着让心灵震撼的生命力。

2012年天津记者团“寻根南运河”时，在清真寺采访李书元，老人演唱了船工号子。

纤道船影

泊头民船早年间只到临清，这与漕运制度有关。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经济制度。历代封建王朝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采用水路（主要是运河）调运粮食（主要是公粮）的专业运输，宋朝以前用民运，明朝先军运后改民运。成化七年（1431年）又改“长运”（直达），清朝延用明制，基本上都由官军承担漕粮全部运输。漕运的船叫漕船，漕船装的粮、米叫漕粮、漕米；驾驶漕船的军工和民工，叫做漕军、漕丁和漕夫，有时多达十余万人。光每年经南运河的“南省漕米运京，岁辄九千余艘”（不包括北运的军粮）。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漕运衰败，清廷改征漕粮折银两结算，官家“垄断”重要物资的历史结束。泊头船开始向河南运输，最远到新乡，朵家船还到过山东济宁。据说这时候泊头民间养船又有一个大发展。

纵观泊头养船史，充满了沉重：

船家有船家的难处。常年受关卡勒索，有幸被官府包船，要受抑船官兵的盘剥。运送民间货物，货量时常不足，还要受土匪盗贼的恐吓干扰，不得已结帮而行，也要避免出事。某年，一船队刚出德州就有人劫船，年轻人想打，老年人相阻，眼睁睁看劫船人用一个破包袱皮网罗东西扬长而去。老船工说，常走水道，最好别结怨，也许那人真没饭吃，好歹又是一条命，算作行善保平安吧。

古代一般20公里设一码头。泊头跑长途的，往南拉的是盐，回路捎河南、山西、山东、河北的棉花、煤、瓷器等，都是当地贵重物资，为安全，只停靠中等以上的码头。南运河航道，出天津后只停杨柳青、独流、静唐官屯、马厂、青县、兴济、沧州、冯家口、泊头、东光、连镇、安陵、桑园、德州、故城、郑家口、甲马营、武城、临清；再向前走漳卫河，上河南，只停尖庄、北馆陶、南馆陶、小摊、龙王庙、元村、楚卫、武龙、浚县、道口、卫辉、新乡，别的码头不停，也不接小码头的货。

这么长的路，从天津到德州用八九天，到临清半个月，一般时候每天可走出70里，逆水逆风最多30里。李家船有一次上河南道口（距天津822.5公里）用了44天。李书元老人讲：行船跑马打秋千是旧时三险，每天都提心吊胆。即使有数条船的人家，也不敢养尊处优，妇女孩子只要能顶个力，都上船，尽量少雇人；自家的船也会精心护养。跑短途（叫集渡）船小载货量少，往北最远到沧州，向南德州也少去，更是自己驾船；除特殊需要，绝不雇人。

船家雇人相当挑剔。比如头工和舵工，除要求有经验，还要看双方是否合作过，关系如何。他们的失误或闹别扭会造成船损货丢。为此，“头舵合”非常重要。雇工分“常人”和“闲人”，一律“吃份儿钱”。一份儿约等于一公里四分钱（物价为一毛钱六个鸡蛋）。待遇的区别是：头工及舵工吃两份儿，头纤（第一拉纤人）和号工吃一份儿半，纤夫吃一份儿。这是“常人”。“闲人”指打杂的，如做饭，吃半份儿。四十年代一个纤夫从天津拉到德州是15块钱边区票，这是净赚。

行船期间，船家管饭，每天“三茶四饭”。早晨起来五点开船，到七八点钟吃第一次饭；再走一段，喝第一次水；中午吃第二次饭，然后走一段喝第二次水；四五点钟吃第三次饭，其后还有一次喝水；再一直走到天黑歇船，吃到第四顿饭，然后休息。

“三茶四饭”名声好听，其实，茶是白水。饭就是窝头、咸菜、小米粥，顿顿如此，天天不差样。船上空间小，锅灶也小，蒸出的窝头“瘦”而高，一只大手能抓四五个。吃饭也是抢吃，因为船还在缓速渐行。碰到吝啬的船主，图便宜专买发霉的棒子（玉米）面，又苦又涩，谁也吃不多，当然也吃不饱。

但这毕竟不花钱。到目的地后，不管多远的路途，结完账后，大多纤夫都要扛着小包袱自己走回来。饭量大的，剩不下多少钱养家糊口。

后来，饭食有所改善，加了“过州吃面”的待遇。南运河上只有沧州、德州、临清州这三个带州字的地方可以吃三回面。所谓吃面，就是面条汤，主食不变。就这么一点改善，有的船主也不痛快。一次，有个船主给请的头工盛面时，故意把汤盛满，筷子上挑着面片递过去。头工见状，心想这么接过来，面片掉进碗里准烫着手，所以他探出头，先凑到碗边喝了几口汤才接碗，算是没有出丑。但从临清启程后，因是顺风顺水的大晴天，又是空船，船速很快，头工突然下令撒前（左）后（右）锚，船“嘎嘣”一下停住，这一违反常规的、可能使船翻甚至解体的举动令船主大怒，头工却理直气壮解释这是试一下船：“我要不掌握好船的性能，出了事你负责吗？”这就是双方为吃面的事斗智、斗气。

这样的矛盾在雇主之间也有。号工唱号，他越卖力纤夫越费劲。十六个纤头要报复，早晨下船故意多带衣服，途中以出汗为名，让号工抱衣服（这也是分工）；长途下来，让号工也弄个又酸又麻。

但是，尽管有隔阂，只要号子一起，甭管是谁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了。船的命运，养家糊口的本钱（个人职业声誉），把所有人的心劲儿绑在了一起。可以这么说，船号是生命里的放歌：它是命令，让人发挥到最大极限；它是鼓动，让人抒发出满身豪气。它是集体意志力的淋漓表现。就这样，在“走州过县”的南运河航运中，他们共同拉动着社会经济向前发展，拉出了一条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史。

虽说船家随船走，到哪儿都是家，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被分配走的人员恋土情绪依旧，不少人弃船回泊，后被集中分配到砖厂和建筑社（阀门厂前身）。李书元老人讲，工间休息时，他们这伙儿人唱的就是船号，“一唱就不累了”。据说，“文革”中有人批这是“封、资、修”的东西，是“四旧”，但老人们以这是在“忆苦思甜”相驳，事情不了了之。

至今，泊头能唱上几口船号的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总共也就20来位了。他们偶尔相遇，拉起船运岁月，还夹杂不少“行话”：把船叫条（船帮好儿称船），把养船称“养脚力儿”，称“玩船”；还有，船上的卧舱叫熬、桅叫篷，桅舱叫茶舱，舵叫舵压，船析叫赶，大篙叫碗子，停船叫撒锚等等。

这些行将消失的行话，和那不再轻易听到的运河船号，可以算作泊头这个古码头的“古渡遗韵”吧！

讲述人：李书元（72岁），石同生（74岁），杨庆山（77岁，现居河南新乡）。

参考资料：《泊头市志》，中国水运史丛书《河北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蚌埠吧”《民国时期的旅蚌》，《沧州回族》。

（选自《泊头风物》 夏增江、韩宝禄整理）

码 头

既有船运，装卸货物就要有码头。泊镇何时有了码头？人们有时会追根寻源。笔者认为，运河开通就应当有了码头，或者说就有简单的设施可以装卸货物（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其年代大概可以追溯到三世纪初曹操开凿这一段河道。上世纪六十年代运河边有两个码头，一个位于现胜利桥北侧约100米处，另一个在解放桥北侧。说是码头，其实就是一个固定的装卸货地点，并无固定设施。1964年秋或次年春，胜利桥北侧码头处修建了木制平台码头，安装了一台卷扬机（塔吊），一次可起重500—1000公斤。此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工人们再也不用肩扛重物爬河坡了。可惜码头建成不久，运河断流，船运停航，码头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运河边有几个码头，众人说法不一，有说三个的，也有说四个的。现在看，重要的是：泊镇是一个周边百里的货物集散地，老泊镇就是一个大码头，拥有多个卸货点。货物多了，固定的卸货点不够用，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卸货。比如去往南皮的货物就会在河东装卸。况且长达数百年的货物集散地，装卸货的地点会有变化。

泊镇“码头”的地位影响了市境内的河流航运，例如：老盐河、清凉江。看市境内的村名，有：位于寺门村南，清凉江两岸的杨码头、顾码头、苑码头、洪码头、孟码头、刘码头；老盐河边的席下码头、刘下码头、赵下码头、曾下码头；黑龙港河边的李码头。无疑，运河航运带动了周边的航运，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古镇码头

公元前602年之际，南运河曾是黄河故道，亦称清水。曹魏时期沿此修建白沟水运，隋代成为南北大运河的一部分，时称永济渠，又名御河。从那个时候开始，“泊头城区兴起于运河漕运，由运河码头发展而成”。中国水运史丛书《河北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说“泊头镇位于河北省中部偏南，是南运河上的著名码头之一。”

明清时期，泊头的码头已经成为国家重要战略物资的转运地和民间物资的集聚辐散地。市区内有四个码头，最大的大王庙码头为国家所控，专供漕运官船用。其余三个（火神庙、东西汀、正太茶庄）码头为民用，供民间商贸船只往来。正是这么一个环境，促成泊头历朝历代出现不少的养船人家。《泊头市志》载：“市境内有朵、曹、石、李四姓养船”。这是拥有大吨位船的跑长途水运的人家，均居住在火神庙码头附近。据调查，还有一穆姓人家，养有两条150吨的大船，后因运河淤积严重，加之来水减少，近代搬到天津搞近海运输去了。以上人家均为回族。还有一杨姓汉族大户，居正太茶庄码头附近，因后人找不到，对其情况无从了解。《沧州回族》记，1946年，泊头当地回族养船户为31家，“其中100吨以上2家，80吨以上10家，50吨以上17家，30吨以上2家，15吨以下6家”。根据《支那省别全记》统计，经常航行在天津至临清的民船约1100多艘，其中有多少泊头船只？《河北航运史》介绍，“到1948年7月，泊头已拥有木船231艘，13205吨的载重能力，超过了滏阳河、滹沱河、子牙河航线的总能力。”1956年8月间，河南闹大水，当时泊头有20多家船正在那里转运盐、煤，全都参加了抗洪抢险。河南省指挥抗洪的副省长征用了李汉生家的船，新乡地区张副专员征用了杨庆山、李恩全、石广发三家合股（称三合号）的船。指挥机关和电台、物资都在船上。

由此可见，泊头不但养船人家多，船的载重能力也举足轻重。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能力和影响，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始，“设河间道判署于泊头，管理天津到德州的运河漕运。泊头成为运河重地，船运之盛前所未有”。而且，相传南运河河北段船业民间行会组织（名称不详）也设在泊头。有一佐证：

2004年5月，市区西南郊大何庄开发征用村北（原广电局东）那片坟地，其中一块东西60米、南北80米的地块为无主坟。经打听，是过去埋葬死亡船工的，为“江淮四帮”所购的义地。2006年，正值70岁的老阿訇马君禄讲，他小时候在这里见过一块碑，有“江淮四帮”、“道光X年”字样。清朝前半期，水路运输不太平，“运河船只，屡遭蔻劫；运粮官员，屡典王章”。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廷通过招榜，招收翁岩、钱坚、潘安三，“钦准三人各招徒弟一千三百二十六人，合带运粮船一千九百九十只零半”，组织一百零八帮（又称一百二十八个帮），总帮为“江淮四帮”。清廷委派翁岩等人的亲信为各码头官，当时民船多拜师入帮参加运输。由此可见，“江淮四帮”是带有帮会性质的官方组织。马君禄介绍，他当年曾问老师杨三阿訇（如健在应为120多岁），说一次南方船队往北运老米（大米），船上死了一个人，船队出资买了这块地把人埋了，并把这块地委托给地方照管，声言不管什么船队有人途中故去，均可在此埋葬。泊头船家回忆，这样的坟地在天津、临清还各有一处，都是当地船业行会代管。据说在这三个地方置义地，是因为码头大，便于记忆，以便告知亡人家属前往寻找祭祀。

江湖有句古话：“×州别打尖（短时休息、喝水吃饭），×县别换钱，泊头别喊船“，说明了泊头船帮的势力和影响。

泊头所有船家都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李家长年为八路军地下组织东兴货栈秘密运送枪炮子弹。1944年在往东光运送电台、钢笔、墨水时被告密，船被扣，人被捉。东兴货栈出钱买通东光日军宪兵队，说货是运给日本人的。船家被解救出来刚进泊头，又被汉奸旅长孙华军逮捕押往天津，经过一番周折才了结。但自此李家成了日伪军紧盯的目标，只好把船卖了，自此结束养船生涯。朵家船也曾有一次往杨柳青运子弹、电台时差点儿被查出的风波。解放战争中，泊头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运送了大量的军用物资，“成为晋冀鲁豫、晋察冀解放区一支重要运输力量。”冀中运输公司的70多艘木船运送第四野战军医院的人员、设备和药品到临清时，也有不少泊头船。尤其是解放沧州，泊头船全部出动，运送枪枝弹药和人员，并承担了用船驾浮桥的全部任务。

1956年，泊头船完成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二年上半年，根据国家水运船分归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分管的决议，泊头船分别划分到河南新乡、山东德州以及河北省会天津，泊头人自此结束了养船的历史。

（选自《泊头风物》夏增江、韩宝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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