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间谍杨登瀛，陈赓的落魄朋友，临终前痛呼：我不是叛徒

1969年12月9日，一位老人在病榻上表情痛苦，嘴里一直嘟嘟囔囔地低语：“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内奸，我到底是一个什么人，我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周总理是知道的......”随后他永远离开了人世，这个人叫杨登瀛。

1950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南京市公安局在这次运动中抓捕了一位犯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发现，此人曾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过较高职务，还曾经跟随汪精卫，在汪伪政府任职，并且在解放后也不主动登记自己的历史，肯定是个反革命分子无疑，随即要对他从重判刑。

但是这个时候此人却一直大声喊冤，他说自己曾经对共产党做过很大贡献，从来没有背叛过组织。自己还曾经和开国大将陈赓同狱，利用自己的关系对他多加照顾，想要让陈赓来为自己作证。

法院一看他连开国元勋都搬出来了，为了不冤枉对组织做出过贡献的人，南京市法院讨论后决定向陈赓发函求证。几经辗转后，陈赓接到南京市法院的信函，他回信说：

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有联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其同狱，此事表面上还好......

陈赓的回信显然证明了犯人自称对党有很大贡献的说法，而信中提到的鲍就是鲍君甫，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杨登瀛。他是民国初期在上海可谓呼风唤雨的名人，确实曾经在国民党政府和汪伪政府中任职，这样一个人怎么会与陈赓相识，他又为组织做出过怎样的贡献呢？

杨登瀛出生于1893年广东香山的一个商人之家，很多族人当时都在日本做生意，杨登瀛本人也在16岁时前往日本留学，后来还考入早稻田大学学习。1919年春，他从日本回国，来到上海的一家日本公司任职。他因为曾经在日本呆了很长时间所以对日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有很深了解，可以说是公司里的“日本通”，也因此在上海内的日本社交圈有紧密联系。

回国后，杨登瀛先后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后受孙中山先生思想的影响加入国民党。瞿秋白、恽代英等进步人士都和他相识，上海各个工会负责人也都和他有些来往，一直被人认为是国民党左派人士。

在这期间他还认识了一位好朋友，那就是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两个人是广东老乡，一听乡音就成为了朋友，两人感情一直都很好，即使是后来杨剑虹南下跟随陈立夫成为国民党右派都没能影响两人的感情。

虽然两人政治取向不同，但是他们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甚至还在杨剑虹的帮助下认识了国民党三大派系中CC系（中央俱乐部）骨干成员张道藩。张道藩在当时正郁郁不得志，有一个政敌总是堵在他的路上阻止他升迁，在某次酒后，张道藩借酒消愁对杨登瀛倾诉自己的苦恼。几天后，张道藩的这个政敌就离奇身亡了，死因是车祸。自此之后张道藩就当他是至交好友，对他无话不谈，还一度成为杨登瀛的保护伞。后来，在张道藩的引荐下，陈立夫也对杨登瀛信赖有加，杨登瀛就这么联系上国民党高层。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这一行为引起杨登瀛的强烈不满，他对这一行为大加批判，因此被逮捕入狱。这个时候还是张道藩，他东奔西走最后说动了党内元老蔡元培出面将杨登瀛保释出狱。

四一二政变后，我党在上海的各个组织都受到极大破坏，面对这种严峻而险恶的形势，由陈赓担任情报科科长的中央特科成立了。这个刚刚成立的新生组织情报来源非常有限，更是没有任何敌人内线的情报。每次都只能在意外发生后才能开始被动采取措施，这明显大大不利于保卫工作，情报科当时急需一名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

杨登瀛正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情报人员，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交际，和各个方面的人都能成为朋友，是个天生的情报员。再加上他一直都很机灵，做事也不循规蹈矩，很容易受各方赏识。

当时，蒋介石为了打倒自己的政敌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中统，陈立夫担任负责人。陈立夫任职后打算扩张组织，在上海也建立起情报机构，早就跟随陈立夫做事的杨剑虹就是这个计划的负责人。杨剑虹接到这个任务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好友，在上海一直都很有人脉的杨登瀛，他想让杨登瀛担任自己的副手。

杨剑虹带着杨登瀛一起到陈立夫家里做客，陈立夫亲自对二人交代称要在上海建立清共机构，把租界内的反党分子全部消灭。

杨登瀛顿时心里犯了难，杨剑虹是自己的好友不假，但自己在中共，那边也有不少朋友。真要自己和他们刀枪相见，自己心里过意不去不说，最后恐怕命都难保。

陈养山就是杨登瀛在中共的一个朋友，当时他正好来上海办事，就住在杨登瀛家里。左思右想之后，杨登瀛将这个情报告诉了陈养山，并表示自己以后可以向中共提供情报。

陈养山将这个消息上报给中央特科的领导周恩来。周恩来在思考后认为，虽然杨登瀛在政治上未必可靠，但在隐蔽斗争中确实能发挥很大作用，就让陈赓和杨登瀛联系。杨登瀛成为中央特科在敌人内部的第一个内线。

1928年8月，杨剑虹因为贪污案自杀，杨登瀛接替杨剑虹的位置成为国民党中央驻上海特派员。陈立夫还亲自为杨登瀛造势，这让杨登瀛在上海成了呼风唤雨的大人物。陈立夫、徐恩曾等人极少过问上海事务，杨登瀛在上海有很大的自主权，也就是说，国民党当时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是由我党掌控的。

1928年4月15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原主任罗亦农被捕。杨登瀛找到租界探长兰普逊，最后得知是罗亦农的秘书霍家新夫妇出卖了他，他们手上还有一张300多人的名单。中央特科得知后决定武装劫狱，同时处理叛徒。

罗亦农可不是什么小人物，陈立夫得知消息后亲自处理此案，在发现拷打无用后将罗亦农杀害。中央特科忍痛寻找叛徒，最后夺回了名单。

后来杨登瀛又几次传递情报查出了我党内的多名叛徒，其中还有人曾经出卖过周恩来等高层领导。再后来，杨登瀛因为地位不断提升，行动也要更加小心谨慎，提供情报不如以前积极，为此陈赓还敲打过他：“能为我们办事的人还以有很多。”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他出卖了杨登瀛。杨登瀛因此下狱，在狱中他信守承诺，没有出卖组织。可令他没想到的是陈赓在几天后也被抓起来关进狱中。当时陈赓被关在丙级号房内，条件很差。杨登瀛利用自己的关系给陈赓调到了甲级号房里，陈赓很感动，承诺绝不会忘记杨登瀛。

经过大半年的调查后，特务对杨登瀛百般折磨后也没在杨登瀛身上找到什么线索，陈立夫因为党派斗争的关系考虑到政治影响将杨登瀛保释出狱。杨登瀛出狱后因为还在被人怀疑通共，生活更是小心谨慎，不敢再和组织联系。

1949年，杨登瀛和以前已经天差地别，在多年来的战争和变革后，他沦落为一个街边小贩，靠卖茶水和烟为生。

1950年，镇反运动开始，杨登瀛因为害怕没去公安局登记，后来被抓捕归案。最后陈赓的一封来信救下了他。

杨登瀛当时家庭条件很差，1954年后因为一场大病掏空了他所有的家产，他无奈之下给陈赓写信求助。陈赓当时不在，李克农得知情况后就联系了公安部，让南京公安局多多照顾杨登瀛。

1956年3月，陈赓给杨登瀛写信，想要安排他来北京参观，还在信里叫他“同志”。这让杨登瀛激动得痛哭流涕，一晚没睡着。在北京陈赓和陈养山对他非常关心，为他添置新衣，新家具，还带他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从北京回来的那段日子是杨登瀛落魄以来最开心快乐的日子。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更加激烈的运动随后展开。杨登瀛被人押到北京受审，那群人让杨登瀛供出一批中央特科领导人的黑料。他们对杨登瀛百般折磨，把他严刑拷打地几乎不成人形，杨登瀛的妻子哭着求杨登瀛，就照他们说的认了吧，早点认还能少受点罪。

可是杨登瀛面对妻子的请求只是摆了摆手：“都是没有的事，我怎么能瞎说，我这么说，那不是害了别人吗。”

1969年12月19日，杨登瀛在痛苦中死去了。

1975年，周总理在弥留之际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叫到身边。在这次谈话中，周总理提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周总理说：“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不要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