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盛极一时的朝贡贸易，朝贡各国心怀鬼胎，日本更是挑战权威

综述

朝贡贸易由来已久，发展到明代可谓是登峰造极。

明王朝一反前代大力发展海外贸易的旧制，将对外贸易严格限制在“朝贡贸易”的唯一渠道下，最终盛极而衰、逆势而亡，衰亡原因至今仍为学者们津津乐道。

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看看和明朝进行“朝贡贸易”的有哪些国家，其中日本在朝贡贸易的边缘反复横跳，一直挑战着两国关系，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何为朝贡贸易？

• “朝贡”的概念

要了解“朝贡贸易”，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朝贡”。

“朝贡”首次合并作为一词使用见于《汉书》所记载西域诸国与汉之间关系时所用的“修奉朝贡，各以其职”一语，此时“朝贡”已经作为专门用语来表示官方的对外交往。

到了南朝宋时期，范晔在《后汉书》就已经频繁使用“朝贡”一词来描述乌桓、鲜卑等国与汉的对外关系，清楚展现“自鲜卑、乌桓、夫余、秽貊之辈，皆随时朝贡”之态势。

至此，“朝贡”已然作为对外交往的一种表现形式，体现了当朝者与周边王朝的政治关系，其中既有对内的中央与地方的交往，也有对外的君臣与交邻的交往。

美国学者费正清首先使用了“tributarysystem”来描述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体系，既可以翻译为“朝贡体系”，也可以翻译为“朝贡制度”、“朝贡体制”，乃至引申为费氏的“中国的世界秩序”。

他对“tributarysystem”定位为从古代中国传统的一种“处理贸易与外交关系的制度”。

从东西方在对“朝贡”概念进行阐释时就能看出来，中国的统治者更看重朝贡的政治象征和礼仪，在我们眼里，朝贡是一种具有强烈等级观念的政治隶属关系。

而西方的学者受亚当斯密“自由市场”和功利化价值观的影响，更看重朝贡制度的经济意义。

• 朝贡贸易

既然我国认为朝贡是一种政治隶属关系，那么为什么会和贸易相结合呢？其实“朝贡”与“贸易”合并为朝贡贸易一词使用由日本汉学家滨下武志开始的。

滨下武志开辟了朝贡贸易研究的新方向，他认为朝贡交易的“贡品和馈赠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做是一种商业交易”。

不过滨下武志的定义没有对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做明显的区分。而国内学者们对朝贡贸易的概念就有所不同，基本达成了这是一种“特殊的官方贸易制度”的共识。

以明朝为例，大多数学者都将朝贡贸易与官方垄断贸易相联系，以区分私人海外贸易。

比如怀效锋认为，明朝官方控制的海外贸易为朝贡贸易，即海外诸国与明贸易必须以朝贡为先决条件。

因此，我们所述的朝贡贸易，就是以官方为主导与周围国家先“贡”后“易”的结果。

明朝的朝贡贸易

为什么说到朝贡贸易，就要以明朝为例？这是因为与传统的朝贡贸易不同，明代的朝贡贸易极具特殊性。

明代朝贡贸易的特殊性之一就在于将朝贡与贸易相互拥绑，以官方主导的朝贡形式为各朝贡国与明朝贸易的唯一合法渠道。

在明代以前，中外的贸易都有正常的来往渠道，比如茶马贸易、市舶贸易等；但到了明代，统治者为了抵御倭寇骚扰和垄断贸易之利大行海禁，长时间切断民间贸易渠道，以朝贡贸易为必要条件进行交换财物等商业活动。

明代朝贡贸易的特殊性之二在于改变了朝贡原本的单一政治职能。

在明代以前，朝贡制度主要是为实行政治职能以及统治者寻珍纳宝的目的而服务，但明代正式将朝贡贸易变为朝贡名义下的对外贸易。

自此以后，明政府在朝贡过程中，可将朝贡物品与赏赐物品之间进行不等价互换，并特许朝贡国附带一部分商货，在政府指定地点进行交易。

这种贸易方式不仅代表了地方藩属国对中央王朝的政治归顺，而且蕴含着双方互惠互利的经济色彩。

朝贡国也分三六九等

虽然朝贡贸易已经带着很浓厚的经济色彩，但其本质毕竟是先“贡”后“易”，并不在平等贸易的基础上发生。因此有国家真心纳贡，那必然也存在有国家假借“纳贡”，其目的为经济利益而来。

学界对朝贡贸易国的分类有多种标准，比如李云泉将朝贡国分为三种类型。

一、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国，有较强政治隶属关系，如朝鲜。

二、一般性朝贡国，即不定期来朝贡的国家，不具有君臣主从关系，如真腊、暹罗、日本等。

三、名义上的朝贡国，是指纯粹借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来往朝贡的国家，这部分国家数量最多，明会典记载有100多个。

我们借鉴学者们的分类方法，今天从政治恭顺的程度，为明代与朝贡国的类型进行分类。

一、积极向化的朝贡国；二、为追求贸易利益而来的朝贡国；三、特殊的朝贡国，即参与、游离、挑战朝贡贸易的朝贡国。

• 积极向化的朝贡国

积极向化的朝贡国是指与明朝具有较强的政治隶属关系，受明朝的文化影响最深，接受明朝的思想理念和制度组织的内容最多，态度上最为恭顺的朝贡国，尤以朝鲜和越南为典型。

朝鲜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明代各朝贡国唯属其最为恭顺友好，故从明初即享受明代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洪武元年，朱元璋就遣使向高丽国王邀贡，次年高丽来贡祝贺朱元璋登基，且请封爵并贡方物，自此两国的经济交往即纳入朝贡贸易。

朝鲜与明的关系不能简单用贸易利益来概括，因其与明绝不仅是经济往来，更重要的是政治合作和文化输出。

“朝鲜”二字都是由朱元璋为其更名，朝鲜的体制也大多是与明所学，并且朝鲜也是隆庆开海之后鲜有与中国维持着朝贡贸易往来的国家之一，一直到天启、崇祯年间仍一年两贡，直到崇祯十七年清军入关明朝灭亡朝鲜才停止与明的联系，由向命朝贡变为向清朝贡。

• 与利益共进退的朝贡国

明会典记录的一百多个朝贡国中大多数都是属于为追求朝贡贸易利益而来的朝贡国，比如暹罗、真腊、爪哇等等国家，用现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称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朝贡国自身的利益所在往往成为左右朝贡贸易兴衰的关键，琉球是最为典型的与利益共进退的朝贡国。

以琉球为代表的国家或地区或外商大都巡利而来，正所谓有利可图则门庭若市，无利可图则拂袖而去。

洪武五年，琉球国“三王皆遣使奉表笺贡马及方物”，琉球正式成为朝贡国。成化十年，明政府为专门接待琉球贡使而特在福建福州修建柔远馆。

琉球本是弹丸小国，自身经济并不发达，但为了谋取朝贡贸易的暴利，不惜远渡重洋购买奇珍异宝求利。

琉球从东南亚各地购买香料等物品进贡给明，同时还将与明朝贡贸易获得的丝绸、瓷器、铜钱等物品又转口于东南亚、日本等地。在最夸张的时期，甚至把开展朝贡贸易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永乐二年就有琉球山南王贡使带着银子在景德镇购买瓷器被当场抓获，但成祖亦给予宽大处理的记载。

“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之禁令？朝廷于远人当怀之，此不足罪。”

琉球从这种转手进出口贸易中获取了巨额利润，使之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弹丸小国，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

随着朝贡贸易活动的衰落，弘治年间明政府取消了琉球的会同馆开市不受期限限制的特惠国待遇，广东的朝贡贸易也被叫停。曾经和中国关系密切的朝贡国真腊、安南、占城都未再来贡。

• 参与、游离、挑战朝贡贸易的朝贡国

朝贡贸易中，明代与日本的关系最为特殊，日本对于朝贡贸易的态度既有向化又有背离，经过了参与、游离、挑战朝贡贸易的过程，因此，日本是最特殊的朝贡国。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用金钱买恭顺”的朝贡国。尽管明政府一直寄希望于用朝贡贸易手段来笼络日本，但自明建国伊始到嘉靖二十七年100多年时间，两国关系一直充满了不和谐因素，甚至还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倭寇之乱”，正所谓利益需要时则迎来送往，不绝于道，利益淡薄时便视若仇人、断绝来往。

洪武初年，中日朝贡贸易曾短暂发生，但因为“时寇海上”屡却其贡，洪武七年，朱元璋关闭宁波市舶司，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又因为胡惟庸“通倭”而“怒日本特甚，决意决之，专以防海为务”，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还在祖训中将日本定为“不征之国”。

永乐年间成祖即位中日关系即得到了较大改善，并在此后一直维持着正常邦交。

永乐元年，日本遣使入贡，明成祖厚礼之，赏赐颇丰，并对日本贡使违反禁令私带刀枪视而不见，表示“勿拘法禁”，还让官府出钱买下。

永乐四年，明成祖还为日本封山勒铭，中日关系达到一个友好顶峰。

永乐九年因为日本对明使臣的不友好态度，后日本数年没来朝贡，直到十六年又遣使入贡，请求“自今许其朝贡如初”，明成祖“以其词顺”，遂既往不咎，“礼使者如故”。

好景不长，一年后即发生望海涡之战，朝贡贸易中断直到宣德八年才恢复，自此中日朝贡贸易又走上长和平态势。

据田中健夫《倭寇与勘合贸易》的研究，从建文三年（1401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将近一个半世纪内，日本遣明使节所率领的船队，共计十八批。

直到嘉靖“争贡之役”影响，主张厉行海禁的给事中夏言声称倭患“祸起市舶”，明政府趁机下令关闭宁波市舶司，官方合法渠道被堵塞后，为海上走私贸易提供了一个有利时机，两国邦交又进入艰难时期。

嘉靖二十八年，日本最后一次来贡，此时日本政府也无力约束日本海寇来中国沿海抢劫，“三十年后，时入寇掠，自是朝贡未有至者”，中日朝贡贸易终于走到了历史尽头。

对日本朝贡贸易的变化与日本经常行贪得无厌之事有着莫大的关联。

成化年间，在朝贡贸易巨额利润引诱下，第一批日本贡使带赏赐物品已经回国，余下没走的日本贡使又奏称：“海上遭风，丧失方物，乞如数给价回国，庶王不见其罪”。

成化皇帝补赐绢和彩缎以后，该贡使又“奏讨”铜钱，皇帝只好又赐铜钱5000贯，谁料还不满足，皇帝只好再赐500贯方才回国。

由此可见，这样的贸易关系走不长久也很正常。

结语

自古以来，我们就是一个有着繁华文明的泱泱大国，周围小国我们也一直秉持“王者不治夷狄”的原则进行外交，朝贡体系也因此得以长足发展，明朝更是把朝贡体系发展成为一种官方贸易形式。

根据各国对于明朝“朝贡贸易”的态度不难看出，“朝贡贸易”或许适应当下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先“贡”后“易”带来的结果也必然有国家只被利益而趋势，亦没办法达到公平、共发展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