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饱经战争离乱的老百姓，终于过上了国泰民安的幸福生活，整个社会一片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然而，时代巨变，也必然会带来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其中最引人关注又最令人侧目的，就是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变质，抛弃原配妻子儿女，与年轻貌美的女子结合，成为一个个新时代的“陈世美”。
这种事的社会影响非常恶劣，也引起了我党的高度重视，决心要杀杀这股歪风，比如闹得沸沸扬扬的王近山“婚变案”。
其实，王近山这个案子虽然事实俱在，没有疑问，但实际上王近山的本意并非喜新厌旧，跟那些真正的“陈世美”还是有区别的。
王近山在抗战中负过伤，在医院里认识了女护士韩岫岩，情投意合，两人结为革命伴侣。
一开始，两人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但是建国后，王近山由于经常在机关参加舞会，妻子韩岫岩不放心，就叫妹妹韩秀荣陪伴王近山。韩岫岩的本意是想阻止其他女性接近丈夫，但是疑心太重的她，慢慢地又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妹妹，夫妻关系受到了严重影响。
王近山耿直刚烈的性格，是吃软不吃硬的，妻子越怀疑，他就越逆反，结果韩岫岩最终忍无可忍，向组织告发了王近山。王近山勃然大怒，索性提出了离婚。
在当时，干部离婚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也只有王近山这种不管不顾的“疯子”能干得出来，结果，连毛主席也惊动了，委托刘少奇亲自主抓此案，最后把王近山的职务都给撤了，军衔也从中将降为大校。
王近山明知事态的严重性，却依然坚决要离婚，明显是出于对妻子无端猜疑的愤慨和抗议，更多的是一种逆反心理，所以后人也不认为王近山是“陈世美”。
其实，当时真正被树立为“当代陈世美”的典型案件，是与王近山同属二野的“李民婚变案”。
1950年，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各部队机关陆续进驻大城市，结果也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
一些干部经得起国民党和日寇的枪林弹雨，但在进城后，却经不起诱惑，发生了种种让人不齿的事。这些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个别事件，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此也引起了二野政委邓小平的高度警惕。
一天，邓小平乘车外出公干，行驶在闹市区街道时，突然被一对衣衫褴褛的母女拦车喊冤。邓小平停车询问，原来又是一起状告干部丈夫强迫农村原配妻女离婚的恶性案件！
这个女子名叫丁华，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子，而是山东肥城的一个妇委干部，他的丈夫叫李民，原是山东肥城地委训练班指导员，1948年经组织介绍与丁华结婚，婚后育有一女。
1949年，李民随刘邓大军南下，解放大西南后，就留在贵州遵义绥阳县做县长兼法院院长。地位的巨大升迁，使李民飘飘然起来，热衷于享乐，尤其喜欢上了跳舞，还在舞场上认识了一个19岁的妙龄女郎。
这个姑娘出身于富商家庭，天生丽质，又受过良好的教育，更显得风姿绰约，仪态万方，令土干部出身的李民如遇仙侣一般，神魂颠倒，痴迷难舍。
李民首先把她调入法院，做自己的女秘书，后来的那些勾当就不用多说了，但是，这个姑娘知道李民在老家有妻女，就逼着他离婚，自己才能跟他长相厮守。
李民一想，也对，如果不先离婚，自己和这个姑娘终究不是光明正大的，早晚会出事，于是，就利用职权，以绥阳法院的名义假造公函，催促山东肥城法院办理他与丁华的离婚手续。
而蒙在鼓里的丁华，这时正带着女儿徒步几千里，南下贵州寻夫，历经千辛万苦，母女俩终于到了绥阳县，却得知李民已经另娶佳人！一路精疲力竭的丁华再也经受不了这个打击，晕倒在绥阳街头。
更恶劣的是，当李民听说原配妻女来到绥阳时，非但不念骨肉亲情，还找来社会闲杂人员，将母女俩关押在乡下一处偏僻地方。
好在丁华是一个经受过革命战争洗礼的女干部，意志非常坚强，就寻找机会跑了出来，四处鸣冤告状，终于像古代的秦香莲一样，遇上了“当代包公”邓小平。
邓小平问清楚情况后，勃然大怒，立即召开干部会议，痛心疾首地说：“当前，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享乐腐化思想在蔓延，社会上反映非常强烈！突出表现在男女关系上，到处闹‘婚姻改组’，有个市委9个委员有7个闹离婚，他们以婚姻自由为借口，无视党纪国法，不顾家庭妻儿的幸福，此风不刹住，后患无穷！”
在邓小平的重视下，1953年1月2日，重庆法院公开宣判李民重婚案，开除李民的党籍和公职，并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消息传出，大快人心！
当时，全国各大报刊都对这次案件进行了报道，影响非常巨大，也对很多干部起到了警示作用。
（参考资料：《开国将军轶事》《文史博览》《贵州都市报》《婚姻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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