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亲自主抓，福建省公安厅配合，反间计除掉叛逃台湾副师长

1958年12月24日夜，正是西方“圣诞节”前的“平安夜”，受西方文化影响颇深的台北也是一片节日的气氛。然而就在深夜时分，台北的“宪兵司令部”刑场，几名全副武装的台军宪兵将一个已经被打得不成人形的囚犯拖出刑车，这个血肉模糊的人似乎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正在拼命挣扎，用尽全身力气嚎叫：“我要面见“总统”！我要见“参谋总长”！我是冤枉的！我是英雄！你们不能这样子对我！”

这个正在哀嚎的死囚就是在一年前叛逃台湾的原解放军高炮63师副师长张清荣，这个建国后叛逃台湾的最大叛徒，是怎么在仅仅一年时间里就从一名“英雄”变成了“匪谍”并且上了刑场呢？这一切要从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的反间计说起。

张清荣1919年出生于河北省保定清苑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的家乡很快沦陷。当时才刚刚成年的张清荣不甘就此沦为亡国奴，他在八路军于1938年8月挺进敌后，来到他家乡清苑附近后不久，就报名参军。因为张清荣有文化，而且在部队表现积极，很受上级的重视和青睐，在当年11月又入了党。随后他从一个普通战士，逐步成长为高级领导干部。1954年张清荣被任命为炮兵师副师长， 1957年8月被调往福建前线任高炮第63师副师长。可他竟然在4个多月后就叛变投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1957年12月17日清晨，福州军区高炮63师的副师长张清荣借口到前线视察部队为名，私自来到漳州附近的海边，劫持了一条小渔船，逃往敌占区金门。

叛逃时的张清荣

张清荣是怎么一步步地从我军的高级干部堕落成一个令人不齿的叛徒的呢？原来张清荣在建国后，思想就开始发生变化，他骄傲自满，处处以“功臣”自居，对下级颐指气使，甚至在回乡探亲时对家乡的土改工作指手划脚，对地方干部横加指责，为那些在土改中利益受损的人出头等。由于他的所作所为在地方上给土改工作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写信给部队反映了张清荣干涉土改的事情，部队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他进行通报批评，并且记过处分，还勒令他写信给地方政府道歉。张清荣虽然不得不照办，但他此后怀恨在心，开始萌生二心。

福建沿海公安机关缴获的特务使用的折叠式小划子

在1955年我军实施军衔制的时候，上级在全面考虑张清荣的表现和所犯的错误后，授予他中校军衔。但张清荣认为自己对革命有“大功”，上级是故意打压自己，自己被组织上“嫌弃”了，此后他就变本加厉地堕落。此后他多次违规违纪，不断地遭到批评和处分，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他的不满情绪，最终他在1957年8月调动福建后不久，就决心叛变投敌了。

1957年12月17日清晨，张清荣携带着多份他窃取的机密和绝密文件，叛变投敌。彻底地走向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成了一名可耻的叛徒。

1958年1月14日，台军“参谋总长”的王叔铭亲自出席“欢迎会”，为张清荣发5万元的奖金，并且授予其上校军衔

张清荣的叛变让盘踞在台湾的蒋家小朝廷喜出望外，蒋介石亲自过问此事，并且给意欲改名，以示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张清荣赐名“张春生”，意思就是“如枯木逢春，获得新生”。他还指示所谓的“参谋总长”王叔铭要好生安置这个“义士”，在蒋介石关照下，张春生（下文统一称张春生）不但拿到了5万元的赏金，而且官升一级，被台军授予上校军衔，同时调到台军高射炮兵司令部担任副参谋长一职。

叛变后的张春生对台湾当局对自己的“厚待”感激涕零，立刻就死心塌地地为台湾当局效犬马之劳。他多次在台湾方面的记者招待会上对大陆的现行制度、对党和人民军队进行了无耻的攻击和诽谤，甚至口无遮拦地表示一旦“国军”反攻，“共军”就会土崩瓦解。张春生还在台湾当局的安排下四处活动，号召“军民一心”，为所谓的“反攻大陆”造势。

被押赴刑场的特务

张春生利用自己“副师长”的特殊身份对大陆的攻击，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台湾岛内外舆论的注意力，而且他善于伪装自己。加上的确了解大陆的情况，使得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如获至宝，反复炒作其叛变一事，一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长期旅居海外的部分不明真相的侨胞和华人中间煽动对大陆的不满。

为了除掉这个可恶的叛徒，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大将决心打掉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除掉张春生，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罗瑞卿亲自命令锄奸工作主要由公安部一局来负责，他自己则负责协调和调动公安部以外的资源进行配合。但张春生此时正是“红得发紫”，在台湾既升官又发财，正享受这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他出入各处皆是前呼后拥，有副官、警卫、秘书陪同，很难以传统的方法下手将其除掉。在经过缜密考虑和仔细计划后，公安部一局决心使用反间计锄奸，并且得到了罗瑞卿同志的批准。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大将

张春生叛变后过了几个月的“辉煌人生”，随后从1958年下半年起，由于他的宣传价值被用完了，台湾当局开始对其进行冷处理。公安部一局注意到张春生在海外媒体上出现的次数明显减少了，也不再公开场合露面了。结合可靠的内线情报，我方获知张春生在叛逃一段时间后，已经开始滋生出对台湾当局不满的情绪，首先是他认为当局给自己的“奖励”太少了，才5万元而已，没法过上挥金如土的生活；其次这个所谓的副参谋长是个有职无权的虚职，平时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发呆，同僚和下属虽然很客气，但是明显看不起他；此外安排到张春生身边的一群人多半是来监视他的，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报告上去，这使得张春生觉得自己不受信任，没有自由。

一个巴掌拍不响，张春生开始对台湾产生不满情绪，而台湾当局也开始怀疑起张春生了。台湾方面发现这家伙成天对台湾军队内部的一些做法指指点点，还时不时以“共军”的规定要要求“国军”，结果自然是激起了许多人的不满，时间不久，他就被上司、同僚和下属视为“另类”。这使得疑心很重的台湾特务机关开始怀疑张春生叛变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到底是真心投奔，还是来搞“诈降”的？

正在讲话的张清荣

1958年8月，公安部截获了台湾“国防部”二厅发来的潜伏绝密情报，要求潜伏在河北省的特务到张春生的河北保定老家去探听他的家属的情况。因为特务机关估计张春生要是真心投奔台湾，留在大陆的妻儿老小这些家属肯定会被人民政府定性为“反革命家属”，不但会被开除军职或公职，并且遣送原籍，还会受到当地公安机关和人民政府的严密监管。但如果张春生是“诈降”，那家属多半就不会受到牵连，肯定会留在原单位，或者调动到其他差不多的单位。在获取情报后，公安部一局立即行动起来，密令河北省公安厅一处，令其一组被我公安机关破获并且控制的台湾特务展开反间计，打掉张春生！

这组特务是台湾“国防部”二厅在大陆解放后，吸收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在经过特工培训后，再以“探亲”等借口从港澳地区潜回国内，然后寻找自己的亲属和前同僚，通过各种手段将其拉下水当特务。

叛逃后的张清荣最初升官又发财，一度以为自己步入辉煌

在掌握其罪行后，我公安机关在1954年初趁着其中1名特务再次入境企图窃取情报时将其秘密逮捕。在审讯中，这个特务交待了所有罪行，并且表示愿意将功赎罪。随后这个特务就在我公安机关的掌握之下。1956年初，这个被我控制的特务配合公安机关诱捕了另外1名入境的特务。在随后的审讯中，刚入境的特务也表示愿意为我所用。

此后这组特务就根据敌特机关的命令进行了长期“潜伏”，等待时机。由于我公安机关对案情严格保密，台湾方面完全没有发现他们已经被捕，这就给我方实施反间计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公安部队搜捕敌特分子

不久之后，被公安机关监视的2名敌特收到了台湾方面要求对张春生的家属情况进行调查的密电。我方的反间计随后展开，公安机关以被控制特务的名义先后发去多份密电，向台湾特务机关报告了张春生的家属并没有被遣送原籍，也没有听说被组织上处分，不但如此，我方还向台湾方面提供了部分可供敌人“丰富联想”的细节，加深敌人对张春生的猜忌。

公安人员在审讯被捕的敌特

台湾方面在收到这些信息后果然非常高兴，一方面嘉奖了送出“情报”的敌特，一方面又再次让敌特进一步提供有关张春生的其他方面的情报。于是我公安机关利用这个机会，逐步地将更多更详细的“情报”提供给台湾方面，比如隐隐约约地提到张春生当年在北京受过秘密训练，这次叛变是被我方派遣打入台湾内部等。

张清荣在记者会上

而其他地区的公安机关也积极配合河北省公安机关，如福建省公安厅也利用被捕但未被台湾方面察觉的潜伏电台向台湾方面发出假情报，声称张春生在叛逃到金门之前，曾经乘坐小汽车到福州，随后才去向不明。这环环相扣的假情报形成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证据链”，死死地套住了敌人，牵着台湾特务机关逐步陷入我方的圈套。

就在我方的反间计紧锣密鼓地实施之时，张春生也在继续“作死”。由于他的作风和台湾军队格格不入，因此在他身上那层所谓的“义士”的光环淡去后，就开始被上司无视、同僚排挤和下属回避。张春生不死心，他还想继续挣扎，以求得“出人头地”。因为他的宣传价值被榨干了，他就想在“反共”的理论研究上有所作为。

台军为张清荣授上校军衔

于是鬼迷心窍的张春生在1958年10月前后纂写了多篇文章鼓吹所谓的“两岸和平”，以及要求对台湾社会进行“改良”。这些文章很快就被安插在他身边的特务交给了上司，这些在台湾当局看来是“大逆不道”的文章加上之前台湾特务机关从大陆潜伏特务那里获得的“情报”，似乎坐实了张春生就是一个假借叛逃的名义打入台军内部的“匪谍”，于是在1958年10月30日，张春生被宪兵202团逮捕，随后便押往台北的宪兵司令部。

在宪兵司令部的牢房里，张春生遭到了非人的折磨，很快被各种刑具打的不成人形，他拼命喊冤，苦苦哀求要面见“蒋总统”和“王叔铭参谋总长”辩解。宪兵们见实在逼问不出什么，也只得将案情上报给王叔铭。

今天的台湾宪兵已经沦落为类似仪仗队的存在，在当年可是制造了“白色恐怖”，令人谈虎色变的机构

王叔铭在先后仔细审阅了特务机关从大陆获取的“情报”、还有宪兵提交的案卷和台湾空军对张春生“异常行为”的记录后，陷入了两难境地。王叔铭不太相信张春生是所谓的“匪谍”，因为如果张春生是“匪谍”的话，那岂不是说台湾当局识人不明，连个“间谍”也看不出，之前大吹大擂张春生“起义”、投奔台湾的言论要怎么收场？

但王叔铭不得不考虑到张春生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而且他触犯到了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底线，竟敢宣扬什么“和平”，而且宪兵、特务机关好不容易“破获”了这起匪谍案，一堆人正等着吃张春生的“人血馒头”。王叔铭不想也不敢挡大家“升官发财”的道。

“案子”似乎破了，苦恼的却是敌人，在经过了反复权衡利弊后，王树铭最终做出了一个的决定，他把张春生定性为“有精神病”，“思想受“共党”毒害太久，难以转变。已无价值，决定予以秘密处置，由情报局执行。”王树铭又将提交给蒋介石，蒋介石很快批准执行。于是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张春生在台湾宪兵司令部被秘密处决。此时距离他叛变不过才刚刚过了1年。

至此，这次由罗瑞卿部长亲自指挥和领导的反间计终于获得圆满成功，我公安机关成功地“借刀杀人”，用敌人之手除掉了叛徒张春生。这场“暗战”是如此地成功，以至于台湾的宪兵机关将这次“破获匪谍案”作为自己的功绩一直吹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