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文化交流再添重磅证据：仰韶类型彩陶惊现印度河哈拉帕文明！

一、仰韶文化类型彩陶惊现印度河文明

据《青海日报》2021年4月16日报道，由河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巴基斯坦的巴哈塔尔土墩遗址发现了大量与中国仰韶文化相似的遗存。巴哈塔尔遗址位于伊斯拉堡和塔克西拉之间，属哈拉帕文化早期，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800年。

仰韶和哈拉帕彩陶对比（图：青海日报）

从巴哈塔尔发掘出来的器物看，有与最早发现于我国山西西阴村“西阴纹”或称“四叶花瓣纹”纹饰极为相似的彩陶，同时在巴哈塔尔科塔·迪吉文化层中发现了与西藏卡若文化相似的“抹刷纹”。巴哈塔尔出土的陶手镯、菱形项链或纺轮，与甘肃马家窑文化出土的同类器物同样别无二致；曾经在马家窑出土的海贝和“费昂斯”（意译为“釉砂”）也同样见于哈拉帕文化中。[1]

马家窑文化和哈拉帕文化的盘状砍砸器比较（图：青海日报）

巴哈塔尔的考古发掘再次证明，至少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东西文化的交流已经发生。在这场史前时代的“东西互动”大交流中，来自东方的黍、粟、稻、荞麦、彩陶、丝绸、舟船等先后进入了西方世界，来自西方的大麦、小麦、黄牛、费昂斯（釉砂）、环纹海贝、马车等则进入了东方社会里。这场东西方的大交流、大互动持续数千年，促进了古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河等古代文明的发展，也促进了东亚地区中华文明的极速发展。

青铜时代的东西文化交流（图：搜狐）

二、新石器时代的东西文化交流实证

下面，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国的长江流域是新石器时代的世界灌溉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人工稻的栽培在一万多年前就起源自这里。[2]大约在七千年前左右，水稻开始向长江流域以外的地区扩张，先后到达东亚的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和南亚的印度次大陆地区，并在今天业已成为世界许多地区的主粮。我国的黄河流域是世界的旱作农业起源中心之一，至少在距今约8700年前，我国太行山东麓的磁山文化已经开始种植粟、黍等农作物。在距今4000多年前，黍开始出现在哈萨克斯坦的西天山地区，随后又出现在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土耳其等地的遗址中。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黍也出现了希腊的西北地区，并进一步向欧洲腹地传播。[3]

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扩张路径（图：东方历史评论）

考古资料显示，至少在约6000年前，中亚地区的哲通文化（公元前6000-5000年）和西亚的耶利哥前陶文化（约前6000年）以及印度河的哈拉帕文化（前3000-2000年）已经在使用海贝。随后不久，海贝也出现在我国的青海东部、西藏东部和四川西北地区，比如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青海柳湾遗址、青海孙家寨遗址和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进入龙山时代和青铜时代后，海贝的使用区域进一步向我国的东部、南部延伸，出现在襄汾陶寺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安阳殷墟遗址等考古文化中。[4]

史前中西交流的存在，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不是一个孤岛式的存在，而是在开放环境中形成的一个包容性文明。哈佛大学的胡博博士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和青铜觚的原始祖型可能来自巴克特利亚地区。[5]李学勤教授指出，出土红铜爵、觚形器的伊朗沙赫达德（Shahdad）遗址与巴克特利亚——玛基安纳文化群有密切关系。爵是中国青铜文化中的重要礼器，但“在中国的起源仍然是没有解决的疑难。伊朗出沙赫达德的爵形器，其形制与中国的爵有相似之处，有流和尾，深腹平底，在这两点上接近二里头文化的爵。中国的爵一开始就常与觚相配合，而沙赫达德同出的也有觚形器，这种类似的情况是重要的。”[6]

二里头和伊朗的铜爵和铜觚比较（丝绸之路考古）

在夏商时期的青铜文化中，三星堆文化具有的开放性更加突出。比如黄金权杖、黄金面具以及数量惊人的海贝都无不显示其与域外的交流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7]。最新的三星堆发掘表明，三星堆文化时期丝绸已经应用在祭祀活动中。张骞出使西域时曾在大夏地区接触到蜀布，而古埃及法老墓就曾出土丝绸[8]。丝绸原产于中国，埃及法老墓的丝绸来自三星堆文化的可能性非常大。

三星堆金杖及其纹饰

远距离活动的历史背景不但存在于三星堆文化中，同样存在于殷墟文化中。比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就大量使用了和田玉。[9]同时，根据四川大学何崝教授的研究，殷墟甲骨文中与印度河谷文字相同或相似者达到57个。这说明，今天我们所了解的殷商文化其活动范围也绝不仅仅是局限在我国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10]

印度河文字与殷商文化比较（图：《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第9章）

三、结语

总之，大量的考古事实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以及青铜时代，旧大陆的东西两端就已经出现交流互动是可以断言的。这种交流互动现象表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中华文明“西来说”固然没有根据，目前在一些学者中出现的过度夸大中华文明形成的“独立性”特征而几乎无视东西文化交流对中华文明形成造成的影响无疑一样失之片面。这两种倾向看似不同，实际上造成的结果却是相同的，即容易把中华文明形成时期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边缘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客观地看待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东西文化交流现象，不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也必将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华文明在早期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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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施兰英，水涛，向其芳，Mazhar Alam，汤惠生：《在印度河谷遥望河湟文化》，《青海日报》2021年4月16日。

[2] 吴小红，伊莉萨贝塔·博阿雷托等：《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早期陶器及其地层堆积的碳十四年代研究》，《南方文物》2012年第3期。

[3] 刘歆益：《史前时代的农业全球化》，《东方历史评论》（公众号）2019年7月29日。

[4] 彭柯，朱岩石：《中国古代所用海贝来源新探》，《考古学集刊》第12集。

[5] 胡博：《齐家与二里头：远距离文化互动的讨论》，《远方的时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6] 李学勤：《谈伊朗沙赫达德出土的红铜爵、觚形器》，原刊《欧亚学刊》1999年，收入《重写学术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9-233页。

[7] 段渝：《古代巴蜀与南来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3期。

[8] 李华：《埃及发现公元前十世纪中国丝绸》，《丝绸之路》1994年第1期。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14页。

[10] 何崝：《中国文字起源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5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