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没有官架子的正部级所长

何其芳，是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我们把何其芳拆开来看，他的文字随着时代的变迁也渐渐发生着改变，比如在早期的时候，他的诗歌带着一种浑然天成的圆滑，那会正值国内时局动荡之际，他心中的一幕幕美好都被写进文字当中，沉浸在他独特的审美之中。

他的文笔相当惊艳，感觉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浪漫与美好的感觉也被体现的淋漓尽致，似乎在他的笔下，幻想的成分占据了很大的空间，颇有些理想主义的倾向。

后期的时候，何其芳渐渐变成了一个文艺理论家，很多文坛的泰斗在阅读完何其芳的作品后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觉得他从创作内容到质量上都有了递减的趋势，这其实跟他的身份有着诸多的关联。无论是哪种形式下的何其芳，都只是他的不同表现方法罢了。

作为老一辈文学家，他的地位摆在那里毋庸置疑，有很多乱世的文学家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来获得一些“职位”，何其芳则更讲究顺应自然。

正是这么一个人物，也受到了国家的重用，在建国后，他奉命组建了文学研究所，并且还出任了第一任所长，职位居于正部级，那可是相当的厉害，可是，他没有官架子。

生活的各个方面，何其芳从来不把自己当领导

说到干部，脑海中总是莫名其妙闪现出一些形象，他们或是风度翩翩，或是仪表堂堂，总之在外表上就能一眼让人看出，此人来头不小。可是，这要放到身居“正部级”的何其芳身上，那就不合适了。

因为老何从来不在任何场合刻意的打扮自己，他习惯了最初文人的标配，那件蓝布中山装也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这种感觉再平凡不过了，如果走到街上碰到这位部长，还以为这是哪个小单位的落难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办法把他这个人和“当官的”挂钩。

他的气质，也是那种最普通的知识青年气质，眼镜随时都停在鼻梁上，根本没有办法引起别人的注意，这种朴素的性格，让他的一生都没有很显眼，要不是那些专门研究文学作品的专家们，何其芳的名字或许早就被历史给埋没了。

特别是最初建国后的那段时间，不少领导干部看着天下已经太平了，自己也好不容易熬出了头，希望在各个场合都能展现出自己的过人之处，让大家都看到自己与众不同的一面。

别说正部级了，就连村里的那些小官，都喜欢颐指气使，而何其芳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了几天书的“农民”。

何其芳还有个非常特殊的爱好，买书。这就令人纳闷了，知识分子不都爱买书吗？这怎么到了何其芳这里反而变成了特殊的爱好了？

其实呐，何其芳的很多书本，都不是通过正规渠道买来的，而是专门去那些“跳蚤市场”淘来的，堂堂一位部长，手下掌管着文学研究所，连平时要看的书还都要专门去淘，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些旧书店和路边摊，都经常出现何其芳的身影，在他的眼中，正规的书店只卖当下的畅销书，作为一个文人，想要获得全方位的滋养，就要从多个角度去看问题。

有些书内容很好，只是时局不利，早已被雪藏，它们偶尔也会出现在这些跳蚤市场上，若是有缘，便能遇见，外人或许不懂，这些书很有可能就消失在世上了，每本书都是作者呕心沥血的产物，丢了是一件多么可惜的事情呀。

所以，当一身布衣，脚踩布鞋的部长出现在巷弄之中的时候，也没人敢相信，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所长何其芳。

他的眼镜或许戴了太久，早就不适合自己了，在淘书的时候，偶尔因为看的入迷而渐渐滑落，此时的他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猛然抬头，用地球的惯性调整一下眼镜的位置，这种感觉在其他人身上还真的看不出来。

如果说有些领导干部是自持清高，那么何其芳的表现足以给这些人上一课。

柳鸣九

最了解何其芳的，莫过于后来同样享誉文坛的柳鸣九了，在1957年的时候，柳鸣九奉命前往文学研究所工作，当时的一把手正是何其芳。

在去之前，柳鸣九的内心还犯了嘀咕，文人的脾气大多都很怪，这样一位身居要职的领导，会不会同样也是一位架子十足的人？要是几句话不对付，给人家惹生气了，今后的仕途就难走了呀！

可是，见到了何其芳本人，柳鸣九内心悬着的石头才渐渐落地，他甚至一开始压根都不敢相信，面前这个穿的简简单单的男人正是文坛上赫赫有名的何其芳，待人接物的模样，跟那些平头百姓的礼仪相差无几，几乎没有任何文人的繁琐，居高临下，他也没有任何优越感。

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柳鸣九还记得何其芳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欢迎你来文学研究所工作。”这句话一下拉近了二人的距离，何老写出了如此多令人研究良久的作品，可是他本人没有任何想要炫耀的意思，有的时候还会怪人家过分解读。

人家都是想方设法的去往自己脸上贴金，何其芳倒好，只要是跟“高干”挂钩的东西，他是一样都不愿意沾，人家有车马驾舆，他有，但从来不用；人家有考究的官服，他有，但从来不穿。在他眼里，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唯有思想，才是伴随自己一生的东西。

我们从何其芳先生的很多作品中，能够略为解读出他的思想变化。

他从“五四”一路走来，感受了那个时代的“孤独”，后来他忍受了太多“孤独的路”，最终到达了延安，在这段时间内，他的心中有了太多思索，写了很多标准的“延安文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篇，当属是《多少次呵我离开了我日常的生活》。

随后的那些日子里，随着他人生经历的不断增加，思索的角度也越来越宽广，后来他终于想通了，文学和政治之间的联系，究竟是怎么样的。

他的“没有架子”，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他的“自我救赎”。

“架子”本就是身外之物，文学和政治不应画等号

在后来，随着对何其芳的深入了解，社会上多了一种“何其芳现象”。

通过文学去追寻政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了文人们的捷径，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国内涌现出了很多进步的文学艺术创造者，其中夹杂了不少“为了艺术而艺术”的人。

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曾经风风火火的五四启蒙运动开始向左转向，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先生也在这一段时间内果断放弃了文学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声望。早在那个时间段，何其芳本人就在思索，究竟什么是“传统”？究竟什么是“现代”？

当年有不少艺术家，希望把“传统”当做一个阶梯，去攀爬到一个新的高度上去，他们把“现代”当做一种目的，所写的文字中，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些人的功利性；也有不少人在为了逃避“政治”而单纯的追求艺术，把艺术当做是一种遥不可及、高不可攀的东西。

早在那个阶段，何其芳就已经了然了，无论是政治还是艺术，都是要更好的服务于百姓的生活。

当他将“艺术”和“政治”的关系研究透彻以后，后来所写的一切东西都是把文学当做自己内心的灯塔，让这些东西化作自己前进的动力，所谓政治上的地位，无非就是随之而来的东西，何老本人也从来没有刻意追求过。

当何其芳用了两年多时间，呕心沥血的打造出歌颂英雄、歌颂工农和伟大祖国的《回答》时，突然给人一种时光倒退的感觉，诗句中的隐喻与含蓄，让人看到了何其芳的精神世界究竟有多么的顽强。

在那个时间段，出现了很多文学巨匠，没有办法站在一个标准上去评价谁对谁错，艺术本就该这样，在不同人的解读下有着不同的韵味。

比如在1920年的时候，郭沫若一篇《天狗》问世，一石激起千层浪，文中他极端“自我崇拜”，拉开了中国新诗的序幕，他的崇拜者和批判者从那时起开始就展开了互相攻击。

可是他们争论还没有结束，郭沫若突然宣布自己从此以后相信马列主义，并且在1924年代的时候写了一首《太阳没了》歌颂列宁。

所以，艺术家们不断改变的过程中，唯一持续前进的，就是他们的内心，这一点何其芳也不例外。在何其芳的人生阅历到达了一定程度，他的诗歌也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很可惜，最初了解她的那批人并不接受这种改变，反倒觉得何其芳走了“下坡路”。

也正是这种极度追求精神净土的何其芳出现了，形成了一种“何其芳现象”，他本人才更不在乎那些外在的徒有虚名的东西，在干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他更是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苦苦探索，寻找自己的出路。

当心理的建设达到了一个高度，所谓的“架子”也就丝毫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