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二战的新视角，但不是合格的反思

想要在二战题材的电影中挖掘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吸引观众，恐怕是越来越难了。

并非是说二战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已经被彻底挖掘，而是此间有太多的不可言说与不可捉摸。

《波斯语课》集中营门口装饰的的标语“依功过论处（jedem das seine）”，即是一例。

这句话源自古罗马，可理解为“每人应得到他所挣的那份”，后演变成强调社会公正的警句。

但由于多个纳粹集中营将此作为大门标语，如今变成某种禁忌，后世讳莫如深。

韭菜君并不认为《波斯语课》真如赞者所说，是本届奥斯卡之遗珠。

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选择了一个新视角来表现纳粹集中营中的生活——一种胜利者生活。

1

吉尔斯的求生之路

本片中的第一条线，是吉尔斯编造假波斯语哄骗科赫以获得活着的机会。

与其他犹太人相比，他自然是胜利者。

他无意得来的《波斯神话》使他成为唯一的幸存者，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其获得此书之初便借他人之口宣告：

耶和华十诫，不可偷盗。

十诫是犹太人的生活准则，吉尔斯的生机在于背弃了十诫。

或者说，卡车带领他们的去所，是要弃绝耶和华的地方。

如果说这是一种过度的解读，那么片中纳粹士兵所巡查的破败教堂和失落的神像，岂非是纯粹的、空洞的指向？

为了保住性命，吉尔斯生活在自己所苦心经营的巨大谎言之中。

同时还要绞尽脑汁地造出一门新的语言，甚至要因他而牺牲一位真的波斯人。

如果说，《美丽人生》因其喜剧效果而使得观众忘记思考其中的逻辑，那么《波斯语课》则不得不用这种方式，来继续主人公的生命。

并不是说，主人公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择手段之人。

他的某种悲剧之处正在于不能赎罪。

他解救聋哑犹太人的计划落空，使他无法报答对方的哥哥，只能负罪在集中营里继续生活，这恰恰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与折磨。

但是，影片既没能很好地表现吉尔斯生活上的痛苦，更没有表现吉尔斯精神上的痛苦，叙事也只能流于一种奇闻。

2

纳粹党人的职场生活

尽管片中有多处纳粹屠杀民众的片段，但并无纳粹军官直接下达了屠杀的命令，反而更多的展现了纳粹党人在集中营职场中的生活状态。

换句话说，即杀人狂魔也有普通生活。

科赫训斥女助理无法工整地完成名册的书写；食堂里流传的，关于上司和助理的桃色新闻；两个助理为了同一位士兵的通风吃醋；科赫和指挥官互相以传言要挟对方……

不仅如此，片中还在多处展现了纳粹党人的品味。

无论是郊游时候的手风琴，还是女助理应约时的精心打扮，都让人很难与历史上的纳粹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有些电影以奇观性招揽观众，那么有些电影则以日常细节亲近观众。

如果不是纳粹实在给人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恐怕会有许多观众代入其中。

3

科赫的不可言说

科赫的性取向在影片中有或多或少的暗示。

不管是指挥官的所谓传闻，还是他那个来路不明的德黑兰哥哥。

更可疑的是，科赫说他加入纳粹的缘由是因为被纳粹党人的外观所吸引，这些都在暧昧地指涉科赫的性身份。

原著小说中直接说明了这一点，韭菜君认为影片对此的改编是对人物复杂性的损害。

试想，一个纳粹党人本身就是被纳粹迫害的人，这样的人物难道不会更精彩？

纳粹军官为了与远在异国的兄弟见面，不惜忍受流言蜚语学习波斯语，可见它并非是泯灭人性的恶魔。

在私下里，他会写诗，会羞涩的学习“我爱你”的波斯语说法。

但在这样一个制度中，这些情绪都变成了不可言说的禁忌。

恐怕他对纳粹的认同，纯粹是一种被迫的规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人质。

但作为极权齿轮的一部分，能否脱身已经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了。

当然，他或许有可以宽慰自己的地方，他只是个负责后勤的军官而已，杀人与他无关。

但站在历史面前，这样的人真的无罪吗？

如果有，他的罪又在哪里呢？

这是个已经困扰思想界半世纪之久的问题。

4

多余的人

不否认，片中意大利兄弟的出现和行动，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确有可能。

毕竟现实生活是无逻辑的，或者说生活的逻辑隐藏很深，但剧情片要讲逻辑。

他们俩的出现，其实并不高明，无非是为了收拾戏剧高潮留下的烂摊子。

就现实说，一座集中营很难一个波斯人都抓不到。

就剧本说，假波斯人一定要遇到真波斯人，他们的对峙会是戏剧性的高潮。

高潮容易想到，如何解决高潮才是关键所在。

影片让意大利哥哥杀掉真波斯人，这当然是个可行的办法，但始终太轻了。

人物的动机在哪里？只是因为唯有吉尔斯活着，他的弟弟才能活着吗？

那吉尔斯帮助他弟弟的段落，能够撑得起这句话的分量吗？

自己朝不保夕的吉尔斯，能够有力量保护意大利弟弟吗？很难解释人物的动机，而高潮的分量也因缺少人物的有效行动而跌落。

我认为，以编剧的水平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一矛盾，所以我称其为多余的人。

5

假波斯语串起的牺牲者

战争所到之处，死伤无数，往往只是一个数字。

政府积极寻找伤亡名单，其意义在于对个体的张扬，以姓名来强调生命的鲜活。

姓名是一种记忆形式，命名是一种记忆过程。

吉尔斯以姓名为基础，创造假波斯语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再命名的行为。

是将已经湮没的个体，从壁炉的灰烬中打捞出来的行为。

更为吊诡的是，这些姓名，竟被杀害他们的纳粹军官日日念诵而不自知，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无意的讽刺。

本片为人所津津乐道也在此处，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打捞历史的“无名之辈（科赫曾形容杀戮的人）”。

影片结尾于吉尔斯对死难者姓名的背诵，两个小时的钩沉终于得到了释放。

死难者的姓名联结了记忆与未来，对战争的反思因此得以升华。

正如开头所说，本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于纳粹营生活的新表现。

在数以万计死者中活下来的人、杀人恶魔们的日常生活，光是这两个词组就已经能够吸引绝大多数人的眼球，更何况对其进行呈现。

但是，韭菜君不认为这个故事是观看二战的好方式，这并不是一件发生在远古的事情。

它依然影响着我们今日的生活。

当我们关注纳粹军官的品味和人性时，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牺牲者的沉沦和反思的停滞。

今日的世界，很难坚定地保证希特勒不会再来，战争将永远消失。

这并不是道德主义者的杞人忧天，而是我们确实没有完成痛定思痛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