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绘画学术理论与《唐朝名画录》

唐朝，这个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辉煌的时代，在绘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古代绘画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唐代绘画具有鲜明的风格特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在于当时的画家能够面向现实，他们的取材，不但触及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而且注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唐代李思训《江帆楼阁图》

唐代绘画的发展，与同时代的文学艺术，包括诗歌、音乐、书法、舞蹈等，都发生了密切的互相影响的关系，这种影响又是造成唐代绘画之所以提高的重要原因。

唐代绘画的提高与发展，也促成产生了较为深刻的绘画理论著述。

理论是实践的总结，这些画理、画论以及论画诗，不只是对当时的绘画，以至对宋、元、明、清各时期的艺术创作，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唐朝名画录》是一本给后人提供了画史上许多重要材料的重要画论著作。

《唐朝名画录》的作者朱景玄，吴郡人，元和初应举，曾官翰林学士。他撰写这本书是出于喜好绘画，因此“寻其踪迹”编辑成册，其写作态度极其认真，“不见者不录，见者必书”，当然也不免有失实之处。

在《唐朝名画录》这本著作中，朱景玄有不少精辟见解，比如说绘画可以“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正是深刻的阐明，作为认识并形象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绘画，必须比现实更高，更明显，更深入。

《张怀瓘书论》

《唐朝名画录》是一部发展了张怀瓘、李嗣真等人品评画家的体例而编著的断代画史，评述了画家122人，分神、妙、能、逸四品，除逸品外，神、妙、能三品，每品又分上、中、下，对每个画家，既记载了他们的生平，也对他们的画迹和艺术成就做了评述。

吴道子《八十七神仙卷》

在朱景玄所评论的画家中，吴道子被定为“神品上一人”，足见他对吴道子的推崇。其次，他看重周昉，定为“神品中一人”。

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图》

固然，朱景玄是在吴道子去世约30年后出生的，作者为了弥补他所未能亲见这个“神品上”的画师，就做了多方面的调查。

元和初，朱景玄应举，住在长安龙兴寺，就向一位80多岁的姓尹的老人了解吴道子的事迹。所传吴道子画兴善寺时，“观者如堵”，就是他的访问记录。

另据所传，吴道子画地狱变相，使屠沽渔罟辈“见之而惧罪改业”的事，也是他从景云寺老和尚那里采访来的。所以他评吴道子为“神品上”，都有其一定的事实根据。

《八十七神仙图》（仿吴道子，局部）

唐人的绘画著作，上述之外，诸如张怀瓘、李嗣真、彦悰、窦蒙的编纂都已失传。幸有《历代名画记》等书引述，还可以窥其概略。

此外，尚有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史》，这是继承《粱太清目》而又汇集当时公私收藏名迹编写而成的。

裴孝源曾任官中书舍人、吏员外郎、度支郎中等职，他得到汉王李元昌的赏识，故有机会看到宫廷收藏的名画。他的这本编著，给后来的画目著录，开创了一个粗略的体制，在绘画史料学上有一定价值。

唐代阎立本《步辇图》

有关唐代的画论，早已脍炙人口的便是张璪所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句话道出了绘画艺术，必须把反映客观物象的真实性和表现思想感情的主观能动性有机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绘画的一切表现，都是从这个总的原则产生的。作为造型艺术的绘画，“造化”与“心源”，两者必须是一致的，也必须是结合为一体的。

唐代的画论，除了画家、理论家的撰写之外，不少诗人也有论画的诗文，这对绘画创作起着互为发明之益。

诗人杜甫就有30多首诗论及绘画，其中如《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观薛稷少保书画壁〈《观李固清司马第山水图三首》《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戏为双松图歌》等，都是专论画作。

杜甫画像（国画）

在《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杜甫提到“咫尺应须论万里”，反映唐代的诗人也严格的要求绘画在远近的关系上，必须达到有高度艺术的表现。

李白在《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中，写到“名工绎思挥彩笔，驱山走海置眼前”，不难理解，在诗人眼前所见到的山水图，决不是真山真水的如实描绘，这里所说的“驱山走海”，完全是通过画家的主观能动作用所作出的大胆的艺术处理。

李白图

诚然，也只有这样，画作才能够使观画者感到“峨眉高出西极山，罗浮直与南溟连”，或是“华夷山不断，吴蜀水相通”。

在唐代的大诗人中，杜甫是论画诗写得较多的一个，他对当时有名的画家如薛稷、吴道子、郑虔、韩幹、王宰、韦偃、毕宏、祁岳、姜皎等都有评论。

其他诗人如白居易所写《画竹歌》，就是对萧悦画竹的赞美，其中有“举头忽看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的名句，千百年来被画苑传咏。

《白居易研究》

诗人元稹作《画松诗》，称许张璪画的古松“往往得神骨”，并形容其“翠帚扫春风，枯龙戛寒月”。

元稹对当时的一般画家提出了批评，说所画的松树“奇态尽埋没”，而且“纤枝无潇洒，顽干空突兀”。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缺点？诗人归结道：“乃悟尘埃心，难状烟霄质”。

唐代张萱《捣练图》

这是诗人从绘画创作与品德、学养的密切关系方面进行深湛的评论。

元稹的这首论画诗，说明绘画发展到唐代，不仅在人物画方面注意到艺术与品德、学养的关系，即在画松以至画花鸟方面，也被明确地提到了理论高度来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