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闹分裂，贺龙威胁打黑枪，朱德：团结阴差阳错地搞起来了

此为“张国焘为何另立中央，党中央如何化解危机，毛泽东埋下什么伏笔”第五篇

红二、六军团是由在湘鄂苏区坚持斗争的两支红军部队——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和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组成的。虽然他们是最后北上的一支红军大部队，实际上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红六军团就已经踏上了征途。

1934年7月，在湘赣边区永新、宁冈一带活动的红六军团突然接到中革军委的训令，要他们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在那里创造新的根据地。

当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被迫步步收缩，处境越来越困难。在军委命令中，对红六军团的行进路线和地域都作了具体规定。

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坚决执行军委命令，于1934年8月7日率领全军9000多人踏上西征之路。开始大家对军委意图并不了解，萧克后来才明白：“中央红军也要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转移，是要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先后派出了两支先遣队：方志敏的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他们的任务是吸引敌军，开辟新区，为中央探路和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他们都是孤军奋战，打得好就独立生存，打不好就全军覆没。

遵照军委指示，六军团出发时带上了所有的坛坛罐罐。搬家式的行军把红军的机动灵活性完全限制住了。到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境内，山路崎岖，更走不动了。军团领导当机立断，边走边扔，部队才恢复了行军状态。他们把情况报告中央，但中央根本不理会，在后面跟着大搬家。

后来的中央红军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遵义会议前的湘江血战，红军的作战部队都成了掩护队，放弃游击战优势而构筑阵地，阻击超过自身数倍的敌军，掩护军委纵队过江。

从灌阳的文市行至界首渡口有70公里，军委纵队竟然走了整整四天，不仅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而且让担负掩护任务的红一、三、五军团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

以致时为红一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给上级拍发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电报中写道：

“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需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

这就是著名的“星夜过河”电报，红军前线将领向上级提要求，这还是第一次。

维持渡江通道畅通的每一分钟，都要红军战士用生命来换。经历9天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平均每天牺牲6千余名红军将士。

当时的国民党报纸还讥笑红军是“前头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简直是窝心透了。

1934年10月24日，经历了艰苦奋战的红六军团在黔东的印江县木黄镇与贺龙、关向应、夏曦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

那时的红二军团比六军团也好不到哪儿去。南昌起义失败后的贺龙十分执着： “我不甘心，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在地下党的护送下，贺龙通过了桂系军阀严密控制的武汉，孤身返回了家乡湘西桑植，很快通过旧关系拉起了几千人的武装，又打出了一个“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与井冈山的朱毛红四军重名）的旗号，开辟了著名的湘鄂西苏区，

1930年7月，湘鄂西红四军与湘鄂西洪湖红六军（史上曾有五支红六军）合并，组成红二军团。

红二军团在洪湖根据地搞得轰轰烈烈，一度发展到2万多人。但中国革命的道路实在坎坷，不是外患就是内忧。

自从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分局代表夏曦来到洪湖，令人胆战心惊的“肃反”又开始了。

夏曦给一大批红军干部，尤其是团以上干部扣上“改组派”、“第三党”、“国民党”的帽子，严刑拷打，大开杀戒。

著名的红军将领段德昌，国民党出重金买他的头而不可得，却被夏曦在肃反中杀掉了。

洪湖苏区的干部战士被夏曦杀了3000多人，师团级的干部大部分被杀。村苏维埃的干部也被杀掉十之八九，包括贺龙的两个兄弟。

就连贺龙自己的生命也受到了威胁，他曾沉痛地回忆：“那时，苏区丢了，干部杀完了，只剩下四个党员（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其余都不是党员，是党员也不敢承认……就剩下一面红旗……”

两支历尽千辛万苦的部队终于会合了。

会师的第二天，任弼时、萧克致电中央，汇报与贺龙会师的消息。他们建议：“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的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

不料10月26日军委来电，反对他们合并，要求“二、六军团应仍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受中央及军委的直接指挥”。

此时，中央红军刚刚离开苏区，开始长征。军委的命令是要六军团继续充当先遣队，为中央红军吸引和牵制敌军，以减轻中央的压力。

二、六军团领导人共同研究了电报，认为军委的命令是不太适宜，于是联名复电，仍建议“二、六军团暂集中行动，……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事实证明，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决策是正确的，中央也就没有再坚持。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兴地赞扬红二方面军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

“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吃亏。你们1万人，走过来还是1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不过实际上，红二方面军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也还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共减员1万余人。

二、六军团会合后，表现出高度团结一致的精神。任弼时主持会议，严厉批判了夏曦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为受害和受打击的同志恢复名誉，驱散了蒙在干部战士心头的乌云。

贺龙如鱼得水，摆脱了“左倾”机会主义者死守一地的被动局面，带领部队往返穿梭，专找敌人的弱点和空子打，把游击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生动地比喻：“打鱼的下拖网，鱼还跳出去嘛。我们比鱼还差？我们随便可以出去嘛。我们出去如鱼得水，要怎么走就怎么走，（“左倾”路线）硬是把苏区吃得光光的，这家一升那家一斗。把人家埋的坛坛罐罐都吃了好，还是开大仓好？”

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在湘黔边区发展扩大苏区，很快控制了桑植、大庸、慈利、常德等县城。

二、六军团会合后的一年中，形势一度发展得很顺利。但是中央红军北上后，蒋介石腾出手来，调遣四个纵队围剿湘黔苏区。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贺龙、任弼时等决定退离湘黔苏区，到贵州中部去开辟新根据地。

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会走向陕北。自1935年2月接到中央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电报后，二军团便与中央失去联系。

9月下旬的时候，他们突然收到周恩来一封明码电报，询问二、六军团下落。贺龙等接到电报，既高兴又警惕。为了证实电报的真实性，他们回了一封电报作为试探。第二天他们就收到红军总部的密码回电。

总部来电在二、六军团中引起了一片欢呼。大家在为与中央接通联系而高兴时，却没想到这封电报并非中共中央所发，而是张国焘发的。

南下失利的张国焘手里还握着一张王牌，就是他有与红二、红六军团进行联络的唯一密码，可以借用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影响并指挥这支主力红军。

这正是毛泽东最为顾忌的地方，因而一再要求张国焘上交密码。在1936年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曾电告张国焘：“请将二、六军团密码速告知，以便直接通报。”

张国焘拖了20天，然后洋洋得意地回答：“我们对二、六军团之各种情况甚为明了，完全可以帮助他，勿念。”

后来，周恩来搬出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两人联名致电张国焘：“请将其通电密码告我，以便联络通电，免误时间。”

这次，张国焘索性不予理睬。

怎么办？在解决这个至关重要的死扣上，朱德发挥了关键作用。

张国焘一生精明，把毛泽东当做自己最大的对手，却不曾提防憨厚老实的朱老总。

《老子·德经》云：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朱德就是这样的人。他生性温和，但意志如钢；他精华内敛，谦逊之中含有过人的韬略和一招制胜的伟力。

当时张国焘已与中央分裂，他掌握着红军的密码，所以收到了二、六军团二方面军的电报，他以总部名义和二、六军团联系，直到甘孜会师前，中央都对二、六军团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张国焘没有透露党内斗争情况，二、六军团自然也不知道。

朱德回顾这段历史说：“二、四方面军会合前，是没有中央指示的。我们发报都是经过他（张国焘）。当时有关打仗他不得不听我的，但有关政治方面都得听他的。”

不过，张国焘只知道两军会合可以增加他的军事力量，但没有考虑到两军会合也可能削弱他的政治力量。

张国焘

1935年11月，国民党军队加紧对湘黔根据地的围剿，本来就不富裕的根据地经济更为困难。到了该转移的时候了，二、六军团准备动身。

萧克说：红军的计划“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的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黔东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并没有想到要过长江，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

红军忽东忽西，变化无常，搞得国民党军惶恐不安。从湘黔根据地一路到贵州毕节，基本没有遭遇大的战斗。

不久，国民党军万耀煌、樊崧甫、郝梦龄、李觉等部从几个方向压过来。敌军包围圈越收越紧，为了避免陷入被动，红军退出毕节，“以急行军乘虚绕过威宁进至滇东，至时，乃最后脱离黔滇川边而开始进入黔滇边广大地区”。

1936年3月25日，二、六军团在云南宣威以北接到红军总部电报，指示：

“如趁此时过金沙江尚有可能，我们建议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3月X日前，设法流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你们尚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川滇边行动亦好。”

接到红军总部的电报，二、六军团有些疑虑。

任弼时认为：“因军委无肯定指示，我们不知是因为战略上的要求须渡过会师北进，或恐主力将来北进后，二、六军团在长江南岸活动过于孤立困难，而要我军及早北渡。”

贺龙的意思是“这里也可以活，那里也可以生存”。

王震回忆：“我们到云南时没有过江的意图，还想打回去。……当时任弼时提出一个问题：在太平天国时石达开的失败，现在蒋介石又说中央红军走那条路，会全军覆没。我们怀疑了……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不过江是可以的，甚至可以不到贵州去。我们当时不知道过江后还要过雪山草地，如果知道是不会过的。”

那时二、六军团对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闹分裂反对中央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从当时整个的国内形势分析，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最终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

红军总部为什么要二、六军团北上呢？

张国焘开始是不积极的。朱德回忆：

“二方面军始终都是好的，听指挥的。过江不过江不是个人决定，要以敌人的力量来决定。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这里阴差阳错地把团结搞起来的。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但二方面军在会合前是不知道张国焘反中央的。在会合后二方面军起了很好的作用，迫使他取消了伪中央。”

北上会师的大计已定，二、六军团迅速北上。

4月26日，先头部队抵达金沙江畔，准备渡江。虽然只搞到几条船，但行动组织得很好，短短三天，二、六军团就全部渡过了金沙江。

过江后，二、六军团遭遇了严峻的考验。少数民族区域地广人稀，极为荒凉，一万多人的食宿成了很大问题；山区的天气寒冷，空气稀薄，呼吸都感到困难。

后来的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回忆：

“……没有大批的准备衣服被褥……被盖的缺乏是影响了战士的健康的。因受寒而致病，因病致死，成为了红军一个严重的问题。……西康粮食缺乏，有些战士的掉队是因为挨了饿掉了队，常难得到充分的食料，有时弄点干粉吃又无开水，和之以冷水，吃了肚子不消化，常发生痢疾。

病员中痢疾症占了一半以上。再则部队很难弄到油吃，盐也是缺乏。有些部队收集很多给养，常有战士过食无度。而另一部分常未得到而感觉饥饿，都足以致人于疾病的。”

艰苦的行程使二、六军团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据任弼时统计，掉队、逃亡、战斗中牺牲和负伤、因病寄养和失踪的总共有7381人。除千余伤员还能跟随行军，可谓损失近半。

然而最严峻的考验还是爬雪山。由于没有过雪山的经验，二、六军团的行军路线，比一、四方面军更为艰苦，并且还按老规矩梯次行军，结果吃了大亏。

王震回忆：“从中甸到稻城、理化、瞻化到达甘孜等县，通过三个最大的雪山。一个是从格罗湾到小中甸的大雪山，约一百几十里；一个是从瓮水到易窝的大雪山，约120里。最后是从那坡到德窝的大雪山，150里，是在6月1日翻过的。其次还翻了许多小雪山。”

甘泗淇回忆：“有的在雪山上停止休息和吃雪水以致死亡近百。由白松到茨乌走错了路，过了一雪山死亡亦数十。由东南多又过一雪山，4师当时因前面被番民破坏道路阻碍我军部队走不动，后面部队仍在山上，突然天变下大雪，冻死近40人。13团亦因前面队伍走不动停止被冻死近30人，6师亦死亡数十，仅军直死亡较少。”

尽管前方艰难险阻，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的信心并没有动摇。在贺龙带领下，红军战士以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耐力连续翻过大小雪山，走完了会师前最艰难的路程。

得知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四方面军这里活跃起来，掀起了迎接二、六军团的热潮。4月27日，朱德、张国焘命令徐向前派32军前往雅江、稻城路上迎接，在瞻化准备好住房。徐向前召开动员大会，要求各部全力开展迎接二方面军的组织准备工作。

徐向前强调：“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是老四和老大、老二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有搞好，要接受教训。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了，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

不过，自立中央的张国焘还是仗着自己兵强马壮、权高势大，摆出了一副主人的架势，等着贺龙、任弼时等二、六军团领导上门拜谒。

朱德却放下架子，主动带先头部队远出迎客。

1936年6月3日，六军团的军团部和先头部队16师与四方面军的32军在理化（今四川理塘）南甲洼会师。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贺龙、任弼时他们在长征途中，就从国民党的广播中听说了中央与张国焘分裂的消息。

当时他们认为是国民党造谣，没有相信。朱德、张国焘多次电报也没提到这件事。现在会合了，自然要询问一下。

6月22日，朱德闻讯日夜兼程赶到玉隆，他与军团领导人交谈不到数句，就觉得出了问题，立即有针对性地说明情况。

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曾以沉痛的心情回忆过这段插曲：

“当六军团六月二日在理化南之甲洼，与远道前来迎接我们的部队见面时，有的老战友对我说：张国焘与中央决裂了，责任在中央。我盲目地相信了。我本来对中央根据地的损失和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严重消耗与削弱有些不满，加上片面地听信了歪曲事实的说法，就把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的领导搞混淆了，曾在一些同志面前对中央表示过不满情绪，这是错误的。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时，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这是我政治生活中一个最深刻的教训，书此永志不忘。”

刘伯承总参谋长也早早地来到了二、六军团，不过他是被张国焘赶出来的。刘伯承回忆：

“二方面军来了，张国焘又开会，说要好好联合二方面军，实际他的目的是共同反一方面军。这天又斗争我，我说：三个方面军应当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李特说：什么一方面军，两个军团在这里，只是半个方面军！徐向前同志说得很好：我们几个方面军好比是兄弟，老四与老大搞不好嘛，别人还说不清谁对。如果与老二也搞不好，那人家一定说老四不好。

张国焘对我说：朱德、贺龙和你都是军阀，这次搞不好要你负责！

我说：他和我都是共产党嘛，怎么都要我负责？

他说：就看你是不是挑拨了。”

刘伯承刚到，二军团保卫部长吴德峰就来请吃饭。吴德峰悄悄问道：“情况怎么样？”

刘伯承说：“要做团结工作。”

吴德峰又问道：可不可将这个意思告诉弼时？”

刘伯承回复可以，这样，任弼时及时了解到了朱德、刘伯承的立场，心里有了底。

6月27日，王震率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

朱德与王震谈了一个晚上。他向王震介绍了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告诉王震：

“张国焘原来并不想指挥二方面军，怕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但我们主观上总是想要你们过来的，可是有个密码问题，电报密码在他手中，我们只能搞点情报对你们帮助。这段所谓中央和军委的指示都是假的，因破裂后，中央的一切他不给你们转了。中央又不能直接告诉你们，所以都是他的东西。”

听了老首长的话，王震明白多了。他向朱德表示：我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来的，不能反对中央。

6月30日，红二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率领下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朱德、刘伯承亲自前往迎接。

朱德激动地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

贺龙握着朱德的手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着和中央会合呢！”

朱德又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

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朱德的话里藏有丰富的潜台词。

刘伯承补充道：“中央不在这里，中央在前面。”

贺、任、关惊愕地望着朱德和刘伯承。

朱德介绍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由会师到分手的情况。他说：“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电台作了调整，与你们联系的电台调到了红军总部，由张国焘接管了。换句话说，你们一年来都在跟张国焘打交道。”

任弼时长叹一声：“唉，我们还蒙在鼓里哩！”

朱德、刘伯承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彻夜长谈，就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进行研究。朱德给贺龙出主意，要他向张国焘要求支援，最好能把原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现改编为三十二军）要过来。

刘伯承提醒贺龙等人注意斗争策略：“对张国焘这个家伙不能冒火，冒火可能导致分裂。”

7月1日，张国焘抵达甘孜，两个方面军领导人会面。南昌起义的老战友、中国革命的老同事，又重逢了。不过大家现在的状态很微妙，波澜即将再起。

贺龙对张国焘的印象很不好，南昌起义前，贺龙在武汉要求入党，张国焘说他是“军阀”，一口拒绝。周恩来、朱德、贺龙准备发动南昌起义时，张国焘又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要推迟起义，差点使起义流产。这一切贺龙是不会忘记的。

张国焘也在尽力拉拢二、六军团。

“一别十年，云卿，可想死我了。”张国焘按照中国传统习惯，亲热地叫着贺龙的表字，脸上带着满面笑容。

“十年前在南昌时，你只是个‘中央代表’，现在可不得了，听说成立了一个什么临时中央，你还当了‘总书记’？”贺龙半开玩笑地刺了一句。

张国焘红着脸说：“已经撤销了，已经撤销了。”

任弼时是张国焘的老同事，在莫斯科一起工作过，对张国焘的底细很清楚，张国焘见他心里有些犯怵。

任弼时

当天晚上，张国焘在与任弼时的谈话中提出：调换红二、红六军团首长，特别是调换政治领导。他要任弼时离开，由他给两个军团委派新政委。

“两军刚刚会合，现在就动干部不太合适。”任弼时顶了回去。

张国焘见话不投机，转而与任弼时商量第二天开会师大会的事情。任弼时还向他索回了与党中央联系的电台密码。

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召开会师大会。主席台上，张国焘起身准备讲话，贺龙在他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

贺龙“军阀”出身，向来就是胆大包天的人物。张国焘有点怵贺龙耍“军阀”，起身宣布由朱总司令讲话。

贺龙

贺龙看到张国焘不敢公开讲话，心中暗笑。他后来透露说：“其实，我哪里会打他的黑枪，吓唬吓唬他嘛，是他心里有鬼嘛！”

张国焘调换二、六军团领导未果，中央紧急出手。早就领教过了张国焘拉拢、分化、瓦解的功夫的党中央，果断地于7月5日下令：

以二军团、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兼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团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陈伯钧为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为政委；罗炳辉、袁任远分别任三十二军军长、政委。

红二方面军的成立，使得贺、任、关与张、徐、陈取得相对平等的军事地位。

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实现会师，这是长征中的又一个节日。

在甘孜的山坡上召开了欢迎大会，口号声、欢笑声此起彼伏。身着鲜艳服装、载歌载舞的藏族男女令二、六军团战士大开眼界，杨尚昆夫人李伯钊率领的红军文工团演出了精彩的节目。二、六军团的同志经历了半年多的艰苦转战，这是第一次安心坐下来观看演出。

甘孜会师后不久，张国焘先是派周纯全来传话，提出：两个方面军首先应该一致。

任弼时回答：“唯有在十二月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才能达到一致。”

趁红二方面军领导回访时，张国焘亲自出马，提议召开两个方面军党的会议。

关向应说：“我看开这样的会议不现实。”

张国焘咄咄逼人地质问道：“说清楚，怎么不现实？”

关向应尖锐地说：“开会自然要作个报告吧？由谁来作报告？大家能够达成一致吗？”

“这话有理。”贺龙一旁帮腔道，“国焘作报告，我不同意；弼时作报告，你大概也不同意，怎么开？”

张国焘退让一步：“那就开两军联席会议，我和弼时都作报告，这下总行了吧？”

任弼时也不含糊，回答说：“联合起来开会，我们不反对，但是丑话说在前头，不能以多数压少数，把你的观点强加给二方面军。”

经历了风风雨雨走到一起的二方面军领导配合很默契。关向应冷面相向，立足于守，重点是稳定内部，不准张国焘插入一兵一卒；贺龙立足于攻，笑吟吟地缠着张国焘要兵、要枪、要弹药；任弼时以相对超然的态度，出面调停两个方面军的关系，重点是争取张国焘北上。

张国焘方法用尽，根本撼不动贺、任、关这个“铁三角”。

二方面军领导，左起贺龙、关向应、任弼时

与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不同，二、四方面军在热热闹闹的斗争和团结中很快达成了共识，迅速分兵北上。

出现这种结果，有多方面原因。一是缘由朱德、刘伯承等红军元老的耐心工作；二是因为任弼时、贺龙为领导核心的二方面军同志良好的大局意识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三是经历了分裂的痛苦四方面军的同志，更深切地体会到团结的弥足珍贵。

还有一个关键因素，1936年5月30日，中央又来了份温情而谦恭的电报。

林育英及中共中央领导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通报了国内抗日形势后，提出建议：

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已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再谈，唯一任务是全红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及蒋介石。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诸兄之意，暂可采取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一致和团结努力奋斗为目的。希兄等共鉴之。

中央的温情来电给了张国焘体面的台阶，四方面军内部要求团结的呼声也愈来愈高，德高望重的朱德的意见也越来越受陈昌浩等高级干部的重视。

搁置争议，团结对敌，骑虎难下的张国焘接到中央抛来的橄榄枝，再没有理由不接受。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召开中央纵队活动分子大会，宣布取消他的“中央”。他在报告中说：

“曾记得去年一、四方面军分手的时候，敌人非常高兴，甚至瞎说是共产党的‘日暮穷途’了。自然，这类的谣言，现在是丝毫不能起作用了。……在共产党内有时会发生争论，可是我们可以找到团结的方法去共同的对付敌人。冷笑的敌人让他们去笑吧，最后会笑的才是真正会笑的。”

“关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在决议中，我们指出了……，即是，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行行使……”

“我们原则上是反对不正确路线……现在陕北同志已回归到国际路线下，我们就应当一致起来，……过去我们反对逃跑路线，是站在原则上的。……现在陕北同志已经表示了转变，……这样我们就应该一致起来，过去的争论留待将来解决……”

尽管张国焘在他的讲话中，还是坚持要和中央平起平坐，并非诚心诚意回到中央的领导之下，而且还清算中央的“逃跑路线”，但他终于宣布了取消自立的“党中央”，党内分裂的最大障碍消除了。

1936年7月3日，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立即开始了北上的行军。这一次，徐向前、陈昌浩和4军、30军已经是第三次穿越草地了。

二方面军没有和四方面军一起走。他们在甘孜休息了几天，才跟在后边上路。由于是第一次在川西北高原行军，没有经验，也不适应这里的气候。

7月11日，二方面军由东谷进入草地行军，走了十七天到达阿坝。在阿坝筹粮六天即向包座前进，8月13日才走出草地到达包座。

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说：“这一时期是我们长征中最艰苦的时期”，“天气是随时变化的，……忽然大雨淋淋，忽然下雪雹，忽然白雪纷纷，草地中的雪山更是难过的，……突然冷冻中，却是死亡不少的红色战士……”，“沿途死人很多……有的地方一堆几个，去年的遗骸还有到处横竖于路旁的。”

长征中最大的问题还是粮食。二方面军到达阿坝后，本打算在这里筹集过草地的粮食。但是先头部队几乎已经把粮食搜寻光了，当地藏民也跑光了。正在绝望中，他们忽然发现噶曲河边有个兵站，四方面军的同志在看守着一批牛羊，等待着他们。原来是朱德下令留给二方面军的。

兵站的负责人向贺龙报告：这些牛羊是朱德总司令下令留给二方面军的，几天前遭到藏民武装袭击，被抢走了一些牛羊，现在所剩不多了。

贺龙下令给部队每个人分五六斤肉，作为草地行军的食物。贺龙自己却不要，原来他一直靠钓鱼维持生活。

从阿坝到包座的草地行军中，二方面军多数绝粮。贺龙发现河塘里有鱼，便拿出鱼钩到河边钓鱼。藏民不吃鱼，所以鱼还不少。于是，贺龙通知全军宿营时，尽量去找鱼钓，居然成了在草地中谋生的主要手段。

1936年8月10日，二方面军到达包座和巴西，终于走出了草地，与四方面军的30军、5军会合。至此，红军全部通过了川西北藏民区和无人地带，进入甘南汉族农业区。

红军又看到了村庄，吃上了饱饭，那些苦不堪言的日子令人终生难忘。令人欣慰的是：真正的北上开始了，再也不会走回头路了。大家都怀着一个愿望：和中央红军会师去！

不过张国焘很是犹豫，他实在不愿意到陕北去见毛泽东，去年9月的分裂他不会忘记。他会心甘情愿地回到中央的领导下吗？

（终篇2万字，太长了，分两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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