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诡笔记｜薛福成母亲的娘家曾经被“缢鬼”纠缠八十年

薛福成

一、七鬼作祟，顾宅变凶宅
“余外家顾氏，居无锡城内西溪上，数百年旧族也。”据史料记载，薛福成的父亲薛湘长年在外做官，家中的事务和教育主要由其母顾氏操持。顾氏是无锡望族，相传雍正初年，有一个道士路过他们家，忽然站立在门口久久地注视着里面，然后长叹一声说：“糟糕，这家被缢鬼所凭！”然后请人进去告诉宅主顾持国说：“此宅有七个缢鬼入门，自现在往后，家中会有七人死于自缢，如果我来帮你做法驱鬼，尚可以免此厄运，否则怕就来不及了！”然而顾持国是当地出了名的方正古朴之士，“性方严，以道士为妖妄，斥去之”。道士听说后苦笑道：“早就知道这是命中的定数，不可挽也！”说罢长叹而去。
过了几年，顾持国将嫁一女，谁知婚期将至，突然在迎亲花轿的数量上争执不下，结果双方闹到要退亲的地步，“女忽自缢”；接着，顾持国的一个从孙（兄弟的孙子），因为一件事被其母斥责，“与其妻同缢于楼上”；不久以后，顾持国自己的孙媳妇与丈夫感情不和，遂自缢而亡，她的丈夫，也就是顾持国的孙子“旋亦自缢”；几年之后，顾持国的曾孙从书塾回到家，不知因为什么，“忽自缢于桑下”……在七十年的时间里，整个顾家竟先后有六人缢死。
顾家对此感到万分的悲痛，也对当年那个道士的预言感到恐惧，日夜警惕，不要再有新的惨剧发生。
薛福成的外祖母陈氏嫁入顾家之后，“柔顺静默，终日垂帘刺绣”，和妯娌们的关系也都处得很好。陈氏每天早晨起来梳妆，窗外有一株桂花树，常有小鸟在上面鸣啼不已，听起来像是在说：“蜡梅花上街，披里去，披里去。”陈氏听得奇怪，便跟身边的侍女讲，但其他人都说没有听到。陈氏的乳母吴媪，有“视鬼”的才能，跟陈氏说：“我总见到一个缢鬼拿着一绺头发和一条短绳，在你的窗外徘徊不去。”陈氏斥责她道：“不要胡说八道！”
过了几年，吴媪突然跟顾家人说：“大家要小心了，我昨天看见那个缢鬼欢欣雀跃的，似乎是找到了替死之人，而顾家先祖的鬼魂们则聚在一起，脸上都有忧色，似乎是有什么祸事将要发生。”顾家人本来就在时刻提防，这一下更是丝毫不敢放松。
陈氏“性喜佩腊梅，以其格高而韵远也”。嘉庆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陈氏早起盥漱，忽然听见门外有人在叫卖腊梅花，便让吴媪去买花，等到花买来的时候，发现陈氏“已就侧室自缢矣”！这时大家才醒悟过来，那只小鸟的叫声是什么意思——“披里”是侧室的意思， “蜡梅花上街，披里去，披里去”，就是说腊梅花上街叫卖的时候，有人会在侧室自缢而亡。
陈氏之死，算是把那找替代的七个缢鬼“凑齐”了，从此顾家再无自缢之事。

薛福成无锡故居

二、昭文县署，柳如是为厉
在我国的古代笔记中，“缢鬼”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她们大多是女性，总随身携带着一根“嗅之臭不可闻”的绳子，满世界寻找替代。清人欧阳兆熊于《水窗春呓》中，写康雍年间的河道总督兼摄漕运总督陈鹏年年轻时，有一年夏天跟朋友喝酒，半路酒喝光了，朋友去买，他在凉棚下等待。忽见一少妇踉跄而来，神情闪烁，钻进了朋友的家门，将一根绳子遗失在门口。陈鹏年知道这是缢鬼，因此将绳子烧掉。女鬼发现后大怒，朝他“吐舌披发，吹气甚冷，毛发洒然”。陈鹏年胆气十足，不但不怕，“亦鼓气吹之”。女鬼先是胸口被吹出一个洞，接着整个身子也“随吹随灭”。这时朋友回来，陈鹏年让他赶紧进屋，发现其妻“已悬带床头矣，解之，气未绝”。原来小两口刚刚吵过架，多亏陈鹏年将缢鬼的绳子烧了，其妻才没有自杀成。
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缢鬼，当属明末清初的奇女子柳如是。袁枚在《子不语》中写苏州昭文县署，为钱谦益故宅，东厢三间是柳如是缢死处，“历任封闭不开”。乾隆庚子年，直隶王公莅任于此，“家口多，内屋少，开此房居妾某氏，二婢作伴；又居一妾于西厢，老妪作伴”。当夜，忽闻西厢老妪喊救命声，王公赶紧奔跑过去一看，小妾已不在床上。寻至床后，发现她眼伤额碎，赤身流血，觳觫而立。王公问她发生了什么事，那小妾说：“我睡觉向来不吹灯，刚才刚刚就寝，便一阵阴风吹开帐幔，遍体作噤。我睁眼一看，只见一个梳高髻披大红袄的厉鬼揭开帐子，不停地伸手招我随她去，我吓得哪里还动弹得，她随即上来抓住我的头发拉我起来。我逃到帐后，眼目为衣架触伤。老驱闻我喊声，随即奔至，那厉鬼才开放我，走窗外去。”王公大惊，想到住在东厢房的另一妾胆子小，便不去告诉她。“次日至午，东厢竟不开门，启入，则一姬二婢俱用一条长带相连缢死矣。”
不过袁枚也不确信这件事真的是柳如是所为，“或谓柳氏为尚书（即钱谦益）殉节，死于正命，不应为厉”。事实上薛福成也持相同观点，他在《庸盦笔记》的另外一篇文章里就说：“相传缢死之人，往往在其死所为厉，然亦有不尽然者。”这篇文章其实有点儿“缢鬼作祟”那一篇的“后传”的意思：“余闻外祖母陈太夫人之初卒也，每清晨薄暮，家人恍惚见其形影出入家柯中，丰神不异平生，其所缢之披里者，后改为厨房。”
而陈氏的鬼魂经常出没于家中：当遭遇失火，烟焰弥漫时，“望见一丽人以瓢酌水，连沃丛薪，火已渐熄。家人遽前逼视，见薪边湿水淋漓，瓢亦投在缸外，乃合力倾水灭火，始悟救火者实陈太夫人也。”当亲人患病，腹内膨胀时，陈氏之魂“以手摩腹，觉冷气自脐间涌出，腹中症结觉已尽消。”特别是薛福成八岁时，患喉痧症，“诸医皆束手以为必死。余忽于病中，见一人仿佛如陈太夫人画像，手执盂水洒之，遍体清凉，未数日痧透痂落，病遂释然”……从这个意义上讲，陈氏死后不但没有作祟，实在已经成了整个家族的守护神。

《庸盦笔记》

三、五女自缢，死因终成谜
薛福成一生，不仅积极参与洋务运动，还曾经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四国，见多识广，是晚清极少数有科学头脑和全球思维的人，徐珂在《康居汇函笔记》中写他曾经是中国近代最早预言空战的人：“海战陆战之外，必有云战其后。”这样一个人，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什么鬼神，他在笔记中所述缢鬼，是因为笔记本就不是什么正史，偶有穿凿附会、怪力乱神，读者也不会更多计较，反倒是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晚清自杀现象的真实图景。
仅仅顾家一个家族，在不到八十年的时间里（雍正继位于1723年，截至陈氏自杀的嘉庆八年，即1803年，正好八十年）竟发生了七起自缢，这不能不说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从整体上看，自杀的七个人，三男四女，并不存在性别上的明显多寡；从今人的视角看，大多也没有什么“要命”的原因，只是一些家庭矛盾和琐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整个顾家的经济地位和家庭条件在当时的中国绝对属于中上阶层，这样一个家庭成员竟如此轻弃生命，表现出的恐怕更多是在封建专制的时代里价值观的扭曲和伦理道德给人的巨大压力。
客观地说，集体自缢现象在晚清笔记中远远多于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而且此类惨剧的原因，也让人匪夷所思。比如吴炽昌在《客窗闲话》里写河北乐亭县一奇案：“有民妇赵杨氏者，年三十余，其夫在口外贸易，家称小康。”杨氏无子，收姐姐的女儿、十三岁的银姑为继女。“赵氏身患下疳，卧炕不起，呼其母杨王氏来作伴，年六十余矣。”又有赵氏的姨甥女张王氏，年二十二岁，来视其姨母疾，也住在一起。
有一天，一个担水者送水来，唤门不应，到了晚上，担水者再来时，叫门还是不开。他觉得不对劲，便纠集邻里宗亲破门而入，“则三妇一女俱自缢于房内”。赵杨氏是把绳子系在窗棂上，坐缢于炕；杨王氏是把炕几竖立，缢于几足；张王氏与银姑是把柳木椅移置房子中间，“用一带二人分扣于颈，相背系于椅档上，如天平然，坐地而死。”尤为诡异可怖的是，四个人都穿着新衣服，描眉涂粉，簪花易履，好像亲自整理了遗容。
“官验四尸，身俱无伤，则非杀；室无男迹，则非奸；一物不失，则非盗；从容妆饰，则非忿。四人何以同死，证见无人，何从究其故？”这件案子搞得很大，赵氏的丈夫和杨氏的儿子一直把官司打到北京。官方最后的推测是：赵杨氏因病痛苦不堪，自缢身死，其母杨王氏痛失女儿，银姑痛失母亲，张王氏亦痛其姨母，“一时同缢”。这个推测也得到了刑部的最终认同。时人对此议论纷纷，认为定是有厉鬼从中作祟。但排除愚昧迷信来看，赵杨氏和杨王氏的自杀固然可以理解，而银姑和张王氏的自杀有违人伦，或者不妨更直接地指出：她们两个倘若不死，很可能受到比自缢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社会压力。
还有《洗冤录详义》里写的道光十九年发生在山东平度的一起案件，五个丫鬟同时上吊，且衣装整洁，还佩戴着香囊荷包，调查发现，这五个丫鬟平时感情非常好，其中的两个最近要被主人“遣嫁”，既然不忍生离，不如共赴黄泉，所以才一起自缢——而当时的人们也同样认为是“缢鬼作祟”所致。

《洗冤录详义》

写到这里，越发觉得“鬼”之不可信，倒不是说笔者非要否定鬼的有无，而是必须坚决否定以“鬼作祟”来解释一切社会悲剧的做法。这样的做法确实简单容易、直截了当，在古老的岁月里代替了很多反思和警醒，让死者迅速埋没，让生者忘忧怀乐……但浑浑噩噩就是浑浑噩噩：在有鬼的年代，活人也是鬼，在无鬼的年代，死人也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