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共产党宣言》国内最早选译本译者是外海人！

广东，地处祖国南端，濒临南海，毗邻港澳，自古经贸繁荣，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接受西方思潮的地方。作为革命的策源地和先行地，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转折，也都在广东酝酿、发展，并孕育出大批时代英杰。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中，广东同样占据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页。作为国内最早成立中共党组织的六个地方之一，广东的党组织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带领南粤人民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卓越贡献，在中国共产党辉煌的百年历史上留下了闪亮印迹。从《新青年》南迁广州到农民运动讲习所，从红军“战士指点南粤”到东江纵队纵横，从广州起义到广州解放……

3月28日，《南方都市报》整版聚焦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追寻在广东这片热土上有关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人、事、物。其中提到国内最早的《共产党宣言》选译本译者为江门外海人——陈振飞。

江门人陈振飞：

《共产党宣言》国内最早选译本译者

陈振飞到底是什么人？

1912年在广州翻译发表《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译者陈振飞，到底是什么人?目前所知有限。据中山大学历史教授邱捷研究，有资料显示陈是江门外海人(当时属新会县)，也应是辛亥革命先驱陈少白的族人(现存陈少白与陈振飞等人的合照一张，如上图，前排左一为陈振飞，左二为陈少白)，估计是留日学生、同盟会员。但对他的其他方面知之甚少。据了解，江门已有学者准备对陈振飞的历史进行深入调查研究。邱捷表示，他很期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之际，这项调查研究获得进展。

目前大家公认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是1920年出版的陈望道的译本。据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的考证，早在1912年，广州《民生日报》就刊登了广东人陈振飞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这是国内最早的《共产党宣言》选译本。

这一译本向我们透露了哪些信息？南都记者为此专访了邱捷。据他介绍，1912年广州的《民生日报》分七次连载刊出署名陈振飞的“译论”《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这篇“译论”是《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如今译为“资产者和无产者”一章)的译本。

1912年刊发陈振飞《共产党宣言》译文的《民生日报》版面。

“所有《共产党宣言》的早期译本，在社会主义学说在华传播史上都很有价值。在1920年陈望道的中文全译本之前，学术界较熟知的则是1908年《天义》所刊登“民鸣”的《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译本，对陈振飞的选译本，理论界、学术界很长时间内并未予以足够的注意。”

陈振飞在《民生日报》发表的译文并非全译本，也不是《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最早的中译本。那么，它是否具有重要意义呢?邱捷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万国公报》《民报》等刊物的文章曾介绍过《共产党宣言》的若干文句或段落，但都不是真正的译本。无政府主义者刊物《天义》所刊登的民鸣的译文，时间上早于陈振飞的译本，但《天义》在国外编辑发行，读者面不广，《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是中国本土最早的《共产党宣言》选译本，译者陈振飞则是第一位真名实姓可考的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中国人。

“陈振飞的译本虽然不是全译本，但鉴于《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因此，陈振飞这个译本值得理论界、史学界的重视。”邱捷说。

值得注意的是，《民生日报》作为同盟会员所办，以宣传孙中山的民主主义为宗旨的报纸，刊登《共产党宣言》是否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民主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友好态度?如何理解《民生日报》刊登《共产党宣言》的动机？

对此，邱捷教授认为，孙中山很早就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并持友好态度。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时，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不断发展的时期。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在进行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斗争时，从西方资产阶级原有的思想武库学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三权分立的政治理论、共和国的国家政体等等，并付诸实行。但他们从各种途径也了解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非尽善尽美，西方的一切也并非完全适合于中国。这时，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如饥似渴地寻求救国真理的民主革命派很快察觉到，这是新的思想武器。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和他的一些亲密同志，成为中国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当日的中国不具备产生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客观、主观条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尚不可能深刻理解、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也不会区分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但他们在革命的过程中，敏锐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于是把马克思主义也作为向外国引进救国真理之一种。只是当时中国资本主义仍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非国内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推翻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清王朝及压迫多数中国人的旧官僚、豪绅、地主。陈振飞把《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标题‘资产者和无产者’翻译成‘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就很能说明问题。”邱捷解释说。

陈振飞这篇“译论”是发表在报纸上的。当时，杂志读者主要是知识分子，而报纸的读者就包括了更广泛的民众。邱捷指出，“不妨认为，这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向一般民众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尝试。”

北京路昌兴街26号:

《新青年》南迁广州的往事

暖春三月，周末的广州北京路街头人头攒动。绕过喧闹的新大新百货，拐进昌兴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旧址就在这老街深处，伫立百年。

昌兴街26号，这是一栋不起眼的小楼，看上去已然闲置，门上留有停电通知、水费催缴单和一串招租电话，很难让人联想起，这里曾经是近现代中国思想运动的中心之一，百年前有一群仁人志士在这里赶稿编版，宣扬进步思想。

据记载，当年的昌兴街26号，一楼是专卖进步刊物的丁卜书店(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在穗时是这里的常客)，二、三楼就是《新青年》社。作为现代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杂志之一，《新青年》从1915年创刊，中间几经变动，直到1926年最后停刊，前后共存在了10年，而在这10年中，有5年多在广州出版。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初以《青年杂志》为名，一年后改为《新青年》。在创刊号的《社告》中提道:“国势陵夷，道衰学弊。”这正是《新青年》创刊背景的真实写照。后来，《新青年》逐渐成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刊物，甚至成为了中共革命事业摇篮。

广州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林雄辉告诉记者，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前来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1921年1月，《新青年》遭上海法国巡捕房查封而迁至广州，从此，《新青年》开始了它与广州的故事。

1921年4月1日，《新青年》从第8卷第6号起在广州出版，新的营业处就驻扎在广州市昌兴街26号。接着，《新青年》又出版了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第2号(同年6月1日)、第3号(同年7月1日)、第4号(同年8月1日)、第5号(同年9月1日)。

移迁广州后的《新青年》仍坚持原有的风格，锋芒依旧。第8卷6号刊登李季《社会主义与中国》，第9卷1号登载了山川均《从科学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李汉俊《社会主义教人穷吗?》，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第9卷2号，刊登了高一涵《共产主义的历史变迁》、李达《马克思派社会主义》。9卷3号刊载了俄罗斯研究专项，《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劳农俄国的妇女解放》，发表了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9卷4号刊载存统《马克思共产主义》。

《新青年》还刊载了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的通讯战——《讨论无政府主义》，包括《区声白致陈独秀书》《陈独秀答区声白的信》，引发全国关注。

中共一大召开后，1921年9月，陈独秀离粤赴沪，《新青年》在出版第9卷第5号后一度停刊，后在1922年7月1日出版第9卷第6号后休刊。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改为季刊在广州出版，由瞿秋白任主编。此时，大革命时期已开启，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由于缺乏办刊人手，《新青年》未能按期出刊。至1924年底仅出了四期，几乎是半年才能出一期。1924年12月，该刊曾一度休刊。自1925年4月起复刊后，改为不定期出版，仍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至1926年7月，该刊出版第五号后停刊。

从瞿秋白的《新青年之新宣言》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作为一份报刊之于社会、职责和使命感:“已成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但将与宗法社会的思想行剧激的争斗，并且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同时攻击。”

据统计，在广州出版的《新青年》季刊和不定期刊，总共有9期，其中瞿秋白主编7期，陈独秀主编1期(《新青年》季刊第3期)、彭述之主编1期(《新青年》季刊第4期)。

“广州版《新青年》为适应大革命形势需要，明显地加大了马列主义的宣传力度，充分显示了其作为党的理论刊物的特点。”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二级巡视员林益说。

2002年9月，昌兴街26号《新青年》社旧址由广州市公布为市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专访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民主革命策源地”广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有待更深入研究

南都：清末民初广东籍的革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早期在华传播的贡献，其他省份似乎不可多见。广东具备哪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社会的条件？

邱捷：近代以来，广东是最早受西方侵略的地区，也是外国先进思想文化首先传入中国的窗口。从林则徐开始，不少先进的中国人是在广东开眼看世界、并在广东起步寻求救国真理的。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的领导者都是广东人，很多骨干人物也是广东人。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思想，比较早被广东人士注意和传播，有一定思想文化方面的基础。另一方面，清末民国初年，资本主义在广东也有较大发展。根据1912年的统计，当年广东是国内“使用机器的工厂”数和“工人”人数最多的省份，内河轮船最多的省份，加上在外国企业工作的工人、海员等，工人人数就更多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广东也有优于多数省份的社会基础。

南都：如何评价广东在马克思主义早期在华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地位?请您谈谈自己的看法。

邱捷：我从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角度谈些粗浅体会。在近代，最早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是一批广东人，即孙中山和他的同志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等。1912年广州的报纸还连载过《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译本。五四运动后，杨匏安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我觉得，目前我国理论界，包括我省理论界，对广东为什么会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在华传播的中心之一，以及一些具体问题，研究得还不是很充分，但我相信今后会不断取得新进展。

广东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多次党的重要会议在广州召开，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很多在广东工作过，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在广东正式实现，在短短三四年间，中国共产党由一个人数不多的党，发展成为领导了大革命的核心力量，广东也是主要的政治舞台。我们的学术界、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后在广东的历史是有很多研究成果的，文化界、文博机构等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探讨中国共产党与民主革命策源地广东的关系，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例如，广东不少旧民主主义革命家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党人持友好态度，有些还成为第一代共产党员，这与广东的社会环境有什么关系?又如，从1922年到大革命前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活动，对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何在党史研究的视野下作更系统深入的研究和作更全面客观的评价等等。很多人说起“广东是民主革命的策源地”，较多想到的孙中山、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有必要加强论述和宣传。

广东人与广东报刊：

掀起早期介绍马克思主义风潮

有关研究著述记载，第一次出现马克思中文名字的杂志是1899年2、4月出版的，由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述的《大同学》，称赞马克思为著名的“百工领袖”，其资本学说“语言翔实”，“政学家至今终无以难之”。

“这是传播的初始阶段，被学界称之为‘介绍’阶段。”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二级巡视员林益表示，这一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都是肤浅、片面的，不成系统的，仅仅是介绍马克思主义而非信仰，影响极其有限。马克思主义在其思想体系中不占主流地位。

另一方面，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也对马克思主义有过介绍。广州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林雄辉告诉记者，康有为曾经在《大同书》引用过马克思的话并加以诠释，并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十八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就提到:“麦喀士(按:即马克思)，日耳曼帝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也”。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论家朱执信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也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的要点。

一批在政治上最接近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如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等人都参与了介绍马克思主义。早在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第2、第3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一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某些内容。1912年，陈振飞在《民生日报》刊登《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译文(详见后文)，朱执信在《新世界》杂志刊出了一篇“译述”《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不一而足。

上世纪初，知识分子能将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新理念传播到社会各处，广东本地报刊杂志功不可没。一系列进步刊物都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有的成为了宣传的重要喉舌。

《广东中华新报》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16天，连续以《俄国京都又大乱》《俄人废政府以兵》《俄都已归过激党》《俄国之废弃商约》为标题，报道十月革命的消息。林雄辉教授指出，这是广东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的报纸。

宣传十月革命较突出的报刊还有《广东群报》《青年周刊》《新海丰》。《惟民》周刊、《真共和报》《国民报》也不同程度地介绍过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广东教育会杂志》也登载了《新俄国教育设施及计划》，介绍列宁领导下的俄国社会主义教育取得的成绩。

林益对当时的广州报业做过一番梳理，他表示，五四运动后，原先较为沉寂的广东思想界逐渐活跃起来，从外面回到广东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编译、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其他社会学说。当时，在广州出版的《广东中华新报》《广东群报》《劳动与妇女》《青年周刊》等，都曾刊载过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等内容的文章，对广东民众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此外，一些在中共广东组织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出版的刊物，如《珠江评论》《新学生》《广东法政学报》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宣传和介绍过马克思主义。

来源：南方都市报、江门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