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沉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因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
我至今还没有将这“恐怖”仔细分析。姑且说一两种我自己已经诊察明白的,则:
一,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
……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二,……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
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 ,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 ,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
中国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
……所以,我终于无话可说。
——1926年,《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P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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