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说起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外国领导人,那么非普京莫属。俗话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与其他国家话术高明但执行力低下的。
领导人相比,“普京大帝”强硬的政治手腕和突出的个人魅力赢得很轻松。普京在中国的民间形象的爆棚,一方面得益于媒体铺天盖地宣传。但这背后,更是流露出中国官方对他的支持。放眼望去,能在中国受到如此待遇的外国领导人,仅此一位。
那么普京为什么能在中国收获这么高的支持度呢?原因很简单,所谓国际政治的逻辑,一言蔽之即是:国际实力为根基,共同利益为纽带。在国际社会中,利益不丑也不美,基于稳固利益的国际关系,才能行稳致远。瞧,看透世界其实很简单。
普京
一、普京的魅力有多大?
2002年,一首名为“такого, ка Путин(嫁人就要嫁普京这样的人)”的流行歌曲风靡俄罗斯,歌词中唱道:“昨天我在新闻上看到了他的身影,他说,这个世界正处于十字路口。他是那么具说服力,使我下定决心想要嫁给一个像普京的人……”
从上述歌词里,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普京在俄罗斯民间有多么受欢迎。俄罗斯最新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普京在民众中的支持率一度高达87%。不只是在俄罗斯,普京在中国也一样有超高的人气,中国网友将他戏称为“普京大帝”。
抛开俄罗斯总统的身份,普京身上的标签多到让专职网红望尘莫及——骑马、射击、冰球、柔道唱歌、弹钢琴、开飞机……普京的“个人技”多到让人惊叹:“到底还有什么是普京不会的?”
但作为一国领导人,普京个人魅力的核心绝不仅仅是突出的个人技能,而是高超的政治能力。说起普京,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克格勃”(前苏联时代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情报机构之一)经历。十几年的情报工作带给普京的是非凡的精神硬度和果断强硬的行事风格。
2000年普京初上任之时,面临的是一个被贫困困扰、前途暗淡的俄罗斯。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经济命脉被经济寡头牢牢把控着,俄罗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超过3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就在此时,普京向民众承诺:“给我20年,还你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
普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寡头宣战,他发出警告称,只要远离政治,不挑战或者批评现政府,他不会干预寡头们的业务。但贪得无厌、黑白通吃的大佬们岂是那么容易被驯服的?
硬汉出身的普京开始冒着生命危险清除寡头们的势力——矿业大佬波塔宁因为私有化过程当中压价的行为被罚款1.4亿美元,俄罗斯首富霍多科尔夫斯基因为多项刑事指控被捕入狱,媒体大亨古辛斯基和汽车工大亨别列佐夫斯基相继被驱逐出境……
普京的强硬手段让俄罗斯从“寡头资本主义”顺利过渡到了“国家资本主义”。得益于“寡头清除计划”和国际能源价格变动,俄罗斯GDP在普京的第一、二个任期内年均增长6.9%。截至2008年,俄罗斯外汇储备达到了5965.66亿美元,跃居世界前三。
为加强联邦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普京2000年一上任就签署了总统命令,调整了国家行政区划制度——把整个国家85个联邦主体划分为七个大的联邦管辖区,由联邦政府总统代表担任管区行政长官。
此举有效解决了国家对地方控制力薄弱的问题,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是“普京大帝”强力推进国家改革的制度基础。
普京对内强硬,对外也绝不手软。他首先剿灭了叶利钦时代一直未能解决的车臣反政府武装,又成功击退了格鲁吉亚在南奥塞梯地区的挑衅。
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权被亲西方势力推翻,俄罗斯西部边境很有可能直接暴露在北约控制范围内。普京当机立断,出兵占领的克里米亚,避免了这一危险局面的出现。
叙利亚内战期间,普京接受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请求,派兵6.3万人进入叙利亚境内配合政府军作战,成功剿灭恐怖分子数万人……通过一系列强硬的军事行动和外交举措,普京成功捍卫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极大增强了国际影响力。
一言蔽之,普京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内解决了民众最关心的温饱问题;对外,他成功捍卫了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普京是让俄罗斯重新焕发生机的希望所在。
根据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统有权决定国家基本政策,总统命令一旦发布,全国上下必须执行;
总统有权直接任命政府高级官员,仅总理一职需经国家杜马批准,但如果杜马连续三次否决总统提名,总统有权解散国家杜马;此外,总统有权亲自起草法律,而国家杜马通过的法案要征求总统的同意才能生效……
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总统在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中是权限最大的一个。
从心理学角度论析,人类提升具有强烈的“慕强心理”,对于权威总是心存敬畏。情报工作出身,心系国家前途命运,拥有巨大权力,政治手腕强硬,身怀各种技能,个人形象良好……
对于置身事外的中国普通民众来讲,普京简直就是活生生的爽文小说“大男主”,受追捧是自然的事情。
而从整个国家层面来讲,普京身为总统,代表的并非个人,而是俄罗斯。有着绝高支持率和巨大政治权限的普京左右着俄罗斯的内政外交大权,支持普京是保持中俄亲密关系的必然选择。
二、中俄友好关系深厚的历史基础
如前所述,普京在国际上是俄罗斯的象征,对普京个人的支持最根本的还是源于中俄两国的亲密关系。中俄友谊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俄两国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1920年春,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经共产国际批准派出全权代表来到中国,向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详细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并为两人的建党工作给予的指导和帮助。
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和共产国际二大制定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在我们党革命纲领的制定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提出中国革命“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
此后,列宁同志领导的共产国际在国共两次合作当中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帮助。
列宁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致电中国政府表示承认,并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宣布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中苏关系蜜月期由此开始。随后,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宣布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50年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苏联承诺将放弃依据《雅尔塔协定》,并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
此后,苏联向中国派遣了大量专家,指导中国经济建设,为新中国工业基础的奠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新生的中国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苏联“老大哥”的帮助,逐渐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继承了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从后,中俄两国关系升温态势十分明显。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中俄关系演进过程:
1922年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中俄两国发表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确定了两国“互视为友好国家”的外交基调;
1994年,中俄就加深两国伙伴关系达成一致,两国关系上升为“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1996年叶利钦再次访华,中俄两国在《中俄联合声明》中宣布, 中俄结成“平等信任的、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叶利钦
2001年,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明确中俄将长期发展睦邻友好与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010年,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通过《关于全面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得以再次巩固;
2011年,中俄元首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俄今后将致力于发展“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019年,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中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从历史现实来看,中俄友谊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中俄关系长期保持着极高的运行水平,开创全新的国家间合作模式。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开创了国家间合作新模式,对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1996年《中俄联合声明》阐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同于传统的同盟关系,它不针对任何国家,目的在于在两国之间开展深入合作,保持长久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双方在国际上的利益,共同推动世界继续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标志着中俄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创造了“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典范,是世界上互信程度最高、协作水平最高、战略价值最高的一对大国关系。
普京背后是与中国有着深厚友谊的大国俄罗斯,对他个人的支持,实际上是大国关系的“微观表现”。
三、中俄两国高度契合的国家利益
根据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是天然理性的行为体,权力和财富是国家天然的追求。丘吉尔则更直接地表明:“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国家利益是国家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对抗与合作取决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还是利益冲突“占上风”。
纵观中俄两国近百年来的外交史,两国间共同利益明显多于利益冲突。
1.“和则两利,斗则两伤”
中俄两国国土辽阔,有长达4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是彼此国家安全重要的外部因素。两国交恶带来的损失绝不只是战争的威胁和人员的伤亡。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以迎战苏联为目标的“三线”建设成为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心,新建的钢铁、军工项目和铁路设施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分布在西南、西北偏远地区,严重违反经济规律,给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
此外,解放军长期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备战状态,到了70年代初期我国军费开支常年维持在财政支出的20%以上,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相应的,苏联也陷入了战备泥潭。中苏交恶导致苏联不得不同时应对来自北约和中国威胁。20世纪60年代,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布防问题上的军费投入高达2000亿卢布。苏联军队人数不断扩充,一度超过100万,导弹部署也因此增加了1/3。
“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巨大的军费开支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良好的国家关系是保证彼此领土安全的重要条件,也是实现“双赢”的唯一途径:一则边境安全问题得以化解;二则缓解财政压力,促进经济发展。
俄罗斯地广人稀,17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自然资源格外丰富。目前俄罗斯天然气探明储量世界第一,石油探明储量世界第八。而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经济长期保持高位运行状态,能源需求巨大。
两国在能源问题上各取所需,既可以有效缓解俄罗斯能源出口市场单一化的问题,降低它对欧洲市场的依赖程度,又可以扩展中国能源进口渠道,切实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在美元霸权下求生存的世界各国随时都面临着美国长臂管辖的制裁,在美国主导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安排中,其他国家只能成为美国高科技产业的“代工厂”和资源供应商。
拓宽经贸合作范围是中俄两国突破美国遏制的必然路径,两国可以合作的领域绝非单一的能源贸易。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来看,中俄双边经贸合作规模正朝着“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方向发展。
2019年前11个月中俄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农业、服务贸易和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额屡创新高;2019年1至10月中国对俄直接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一大批制造业、电子商务企业在俄罗斯投产落地;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成功通气,同江铁路桥、黑河公路桥相继合龙,配套口岸建设目前也在积极向前推进。
2.“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苏联解体后,美国单极霸权得以确立,但和平演变并非美国的最终目的,它要的是彻底消除能够与自己相抗衡的势力。
自诩国际秩序领导者和“世界警察”的美国四处点火,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进行“价值输出”,大肆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压榨其他国家生存空间。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面前,世界各国似乎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接受美国领导,要么成为美国打击的对象。
但美国所谓的“领导”并非对国际事务负责,而是让其他国家服从美国对国际秩序的安排,乖乖承担起各个领域的责任,而美国只需要扮演“指挥者”的角色即可——说到底,还是将本国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
中国作为仅剩的社会主义大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强劲的发展势头首当其冲地成为了美国的下一个目标。2011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加深,让美国的危机感陡然加重。
此后美国不断发起针对中国的“301”调查,企图利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来扭转对华贸易逆差问题,阻止中国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规则制定者,捍卫本国商业利益和领导地位。
苏联虽然不复存在,但整个东欧地区仍然处于前苏联领导人建立的政权统治之下。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会随着政治制度的改变彻底消失。俄罗斯作为苏联最主要的“继承者”,仍然保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尤其在中东地区与美国存在较大的利益冲突。
在美国眼里,俄罗斯仍然是威胁它全球霸主地位的危险存在。进入21世纪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东欧地区不断发起“颜色革命”,植入西方价值观,并建立更加亲西方的政权,在事实上形成了对俄罗斯的包围和孤立态势。
俄罗斯最初“倒向西方”的外交策略显然未能为俄罗斯争取到足够的生存空间,反而使美国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我们看一下乌克兰的遭遇就能够预见俄罗斯彻底倒向西方的结局——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继承了前苏联30%以上的军工产能和数量庞大的武器装备,但它居然在握了一手好牌的前提下放弃了独立发展的机会,选择了向西方靠拢。
为争取美国的经济支持,乌克兰彻底销毁了自身持有全部核武器,放弃了军工产业的发展。原本就不甚完备的工业体系也彻底走向了崩溃,乌克兰国内经济恶化速度加快,人口在30年间骤减1000万,原本的“欧洲粮仓”已沦为“欧洲的子宫”。
因此,对于俄罗斯来说,美国绝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伙伴,更不可能成为值得依靠的盟友。
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发起针对中俄两国的制裁,挤压两国发展空间,维护本国霸权地位的野心昭然若揭。“双拳难敌四手”,美国方面党羽众多,单凭一国之力在国际上实在孤掌难鸣。
在强大对手面前,联合是必然的选择——对于美国来讲,要想同时吃掉两个大国几乎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任务。
四、小结
普京在中国绝对算得上是受欢迎程度最高的外国领导人,他强势捍卫俄罗斯利益的做法足以让人热血沸腾。但仅凭个人魅力是绝对不够的,普京在中国得到的支持,归根到底还是由两国的亲密关系决定的。
俄罗斯是与中国战略互信程度最高的国家,恰好普京又在本国内政外交问题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对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有清晰的认知——支持普京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不丑也不美,看透世界其实很简单:利益是一切行为背后最根本的驱动力,人类作为理性行为体具有逐利的本性,国家作为人类的集合,自然不能例外。
五、参考文献
1. 庞大鹏:《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宪政之路)》,长春:长春出版社,2005年版。
2. 杨道金:《超级总统普京-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全传》,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
3. [俄]A·穆欣:《普京与幕僚》,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4. [美] 雷蒙德·加特霍夫:《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5. 王巧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9)》,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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