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遗址、古墓葬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是什么？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田野文物保护形势严峻，为加强田野文物安全工作，国家文物局于2001年批准了《文物保护单位防范体系研究》课题。本人参加了课题组，完成了《文物保护单位中古遗址古墓葬安全问题与基层保护网及其保护责任制模式的研究》一文并收录在李晓东主编《文物保护单位防范体系研究》中。当前田野文物的保护仍是文物保护工作重点任务之一，现将当年的文章重新刊出，或许能对今天的工作提供些参考。

分布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的古遗址、古墓葬，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全国已知的近40万处不可移动文物类别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统计，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计1271处，其中古遗址、古墓葬有412处，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我国的文物大省陕西共有各类在册文物点35750处，而古遗址和古墓葬占10497处，为全部文物点数的三分之一。这些数量庞大的地下文物大多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各级政府、文物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保护对象。然而，由于古遗址、古墓葬均埋藏于地下，具有较大的不可知性，而且大都分布在田野乡村，管理相当困难，如何保证它们的安全，使其免遭破坏，成为各级政府和文物行政部门着力解决的问题。

古遗址、古墓葬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

我国的古遗址、古墓葬主要分布于田野乡村，管理难度非常大。新中国成立后，为保护这些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党和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对不可移动文物，根据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分别由中央人民政府、省级和县级人民政府公布为保护单位，而对于特别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可设博物馆、研究所、保管所等专门机构。于是像河北的赵邯郸故城，清东西陵等一批非常重要、规模大的文物保护单位相继成立文物保管所，派驻了管理人员。但是，能设立机构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点是靠五十年代末创立的一种制度——文物义务保护员进行保护。随着这些专门机构的设立及文物义务保护员工作的开展，大部分地下文物得到了有效保护。

在客观上，20世纪八十年代前，由于中国经济建设规模相对较小，对地下文物影响只限于局部；犯罪集团也未把盗窃地下文物作为发财的目标，盗窃的地下文物不易出手。再加上固有的传统观念，人们不愿意触动地下的旧东西，古遗址和古墓葬相对较少地受到破坏。

1997年3月河北藁城九门乡庄货头村

白佛寺遗址被盗掘现场

但是，从八十年代开始，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成片开发、出租、出让土地，地下文物的保护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同时国内外文物犯罪集团内外勾结，大肆盗掘地下文物，并将之非法走私出境，牟取暴利。居住于古遗址、古墓葬周围的部分农民在文物贩子的唆使下铤而走险盗掘地下文物。二十多年来，数以万计的古墓葬、古遗址遭到毁灭性的盗掘，使祖国文物遭到了巨大摧残和破坏，情景触目惊心。1990年，国家文物局曾邀请全国11个省的文物部门到北京汇报本省的盗墓情况，据统计，在短短的两年内这些省就有三、四万座古墓被盗挖。

2001年内蒙巴林右旗辽庆陵被盗塌陷古墓

与古遗址、古墓葬面临的严峻形势相反，在对地下文物的保护中，一些基础性的保护工作，不但没有加强，却出现了少有的松懈。新的保护方式没有建立，而以往创建的，并且行之有效的保护员等制度未能认真执行。有的文物行政部门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工作方向发生了倾斜，与经济利益发生关系的工作得到加强，而另一些没有经济实惠，费时费力的基础工作被放在了工作重心之外。

2003年河北涞水元代舍利塔

被盗毁现场及保护员

由于缺乏管理，基层文物保护组织基本不复存在，文物保护制度难以在基层落实。没有了这些基层文物保护组织和基层保护制度，各级政府对古遗址、古墓葬的保护就失去了眼睛和耳朵，造成了信息不灵、消息不畅的后果，许多地下文物受到破坏和盗窃时都不能及时得到信息，并进行迅速、有效地制止，地下文物受到了重大损失。

2003年河北涞水元代舍利塔被盗毁现场

九十年代，许多地区的盗墓活动曾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一些地区的盗墓活动严重影响了地方改革开放的形象，甚至影响到了社会稳定，如山西的侯林山、郭秉霖为首的几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文物犯罪集团发展到了武装盗掘、走私文物的程度，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这些文物犯罪活动逐渐引起地方党委政府的注意。文物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有关地方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由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文物部门等联合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打击文物犯罪活动。同时，为彻底改变地下文物保护不力的被动局面，各地重新实施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并因地制宜地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保护方法和经验。

（本文原载于李晓东主编《文物保护单位防范体系研究》，《学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