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笔信调不回寻淮洲，方志敏无力阻止谭家桥之战，粟裕痛失好搭档

多年之后，粟裕才明白，1934年7月红七军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远不是那么简单！
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中央苏区就面临着全方位的压力，那时恰好爆发了“福建事变”，于是，战略眼光向来敏锐的毛泽东就提出一个挽救中央苏区的策略，他主张趁机派红军主力挺进包括皖南在内的苏断皖赣地区，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决战，以迫使对方的“围剩”大部队回援，以此达到缓解中央苏区压力的目的。
但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决策权，在李德不切实际的指挥下，中央未能采纳这一良策，这次机会的错失也让中央苏区彻底陷入被动，也为后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埋下伏笔。
毛泽东是最了解敌我形势、也是最善长用兵法退敌之人，他明白红军处于绝对的劣势，若是与敌人硬碰硬，最终结果定然是损失惨重，若要想在敌人的围困之中突出重围，还得声东击西，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只是处于人生低谷时期的毛泽东也颇为无奈，只能眼睁睁看着红军与实力远强于自己的敌人硬碰硬！
在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中央苏区势力范围锐减之际，1934年7月，红七军团被调回瑞金，包括李德在内的中央军委接见了军团领导人。随即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遗队”。
作为红七军团参谋长兼二十师师长的粟裕也不清楚先遣队北上的战略意图，因为当时中央军委只是简单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目的地是皖南，那里将举行“皖南暴动”，在此以后建立苏区，这样红七军团到皖南就有了立足之地。
红七军团看似是“先道”，主力红军会随后跟进，但按照后来朱德提供的说明，派先遣队北上，只是要让他们“去做个引子”，更为重要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掩护中央红军南下。也就是说， 中央红军和红七军团的行军方向恰恰相反，当红七军团北上，从而调开敌军兵力时，中央红军将从中央苏区的西南部寻求突围。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中央军委才未曾明确告知粟裕这次行军的战略意图。
只能说，军事素养浅薄的李德做出的决策并不符合当时形势，如果早接受毛泽东的建议，还可以成功牵制敌人，但是此时已经错过了重要的时机，再想用红七军团北上牵制敌军，已经达不到预想的目的了。毕竟蒋介石也不傻，在第五次“围剿”胜局在握的情况下，他绝不会因为一个北上抗日的口号，或者一支小股部队的出动而改变原有部署，更不会放松对中央苏区的强力围困，在他内心，始终认定瑞金的“星星之火”才是心头大患，所以他一直想将这股小火苗彻底掐灭。
这也就意味着红七军团的北上也必然遭遇巨大的危机，因为他们要深入敌军腹地，生死难测。
当然，在情况万分危急之际，中央尝试舍卒保帅之举也来必完全没有道理，只是决策者又头脑发热，在中途改变决策，这使得第七军团又不断陷入被动之中。

一
在先遣队出发以后，按照原计划他们是要渡过闽江然后去皖西，可是中央军委又突然改变原计划，命令他们：停止北上，攻取福州。
这个决策，有很大的盲目性，因为福州不仅工事坚固，更驻扎着王敬久的劲旅八十七师。
此时中央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第七军团，指望着红七军团能够拿下福州，在福建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对敌人的低估以及我军武器装备的缺乏直接决定着最终的结果。盲目打了一晚上，红七军团却并未攻克福州，只能向闽东转移，而敌军八十七师还从城里追了出来，在我们后方撵着，这也造成军团好几个干部的牺牲。
其实，未能攻克福州对于红七军团影响并不大，因为他们行军的目的是北上，而并非要停留在福州，但是这次行动却直接暴露了红七军团的真实实力，这也导致后来他们的行军遭遇多方位的围堵。
在红七军团刚开始北上时，声势浩大，这也让敌军十分忌惮，因为他们也搞不清楚到底来了多少兵力，甚至敌军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还紧急调兵，又亲自飞往福州“视察”。随着福州一战的打响，敌人马上就搞清楚了红七军团的虚实，原来这只是红军的牵制部队，力量也十分有限。
对于蒋介石而言，既然红七军团实力有限，那何不将其直接剿灭？于是他就派出俞济时就地调遣兵力，对红七军团展开围堵，这也让红七军团被敌军缠上，很难脱身。红七军团也就陷入了危险境地，幸亏闽东叶飞有一定实力，红七军团也得到一定的补充。
如果红七军团此时留在闽东，不仅可以快速补充兵员，还能更好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目的，但是决策又出现问题，军团代表不同意留下来，非要赶紧前往皖西，完成行军任务。于是，红七军团只能离开闽东，在沿途的围剿之下边打边走，继续北上，只是部队异常疲惫，却又不能停下休整，这让军团中的寻淮洲和粟裕感到无比的困惑。
眼见军团战斗力的削弱，敌人的不断围攻，寻淮洲和粟裕不愿意机械地执行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如果再机械下去，我军必然遭遇灭顶之灾。只是军团内部却争论不休，寻淮洲和乐少华的激烈争执也让指挥面临瘫痪。在眼见敌人从各方围拢过来之际，寻淮洲和粟裕当机立断，离开浙西，挺进皖赣。
这个决策也是迫不得已，当时中央李德的错误指挥让红七军团完全失去了机动性，反而是要红七军团搞运动战，可是江浙地区可是敌人的核心区域，敌人的实力和装备都是相当强劲的，这种情况下，与敌人去正面较量，红七军团注定难以承受。
在严峻恶劣的环境下，红七军团能够生存下去的方式就只能依赖游击作战，可是李德却完全是生搬硬套西方的作战模式，这种错误指挥直接进一步让红七军团陷入绝境。幸亏寻淮洲和粟裕对战场形势具备很强的判断能力，这才让红七军团能够在绝境中及时做出调整，尽管这种调整未能让红七军团彻底改变被动局面，但是也让红七军团保留了一部分实力。
红七军团在1934年9月30日来到皖赣边时，却得知一个不好的消息：皖南暴动失败了！

二
红七军团又只能依靠自己在皖赣边发展根据地。
当然，这也是寻淮洲和粟裕的想法，二人的头脑很灵活，总能根据现实情况去寻找机会，并以此来壮大我军队伍。皖赣边地形有利，补给也相对充足，这对于红七军团这支疲惫之师来说更是绝佳的休整之所，寻淮洲和粟裕都希望在调整之后再寻求机会入浙突袭。
只是这个想法又被否决，寻淮洲和粟裕也颇感无奈，本来是最了解形势的他们始终无法掌握绝对的指挥权，反而是李德进行遥控指挥，他又要求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接受整编，只是“上面动动嘴，下面跑断腿”，红七军团只能执行命令，即便是面临着好几道封锁线！在突破重重围困以后，红七军团终于抵达目的地，只是他们只剩下3000余人。
为了执行这些不切实际的命令，红七军团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可是从皖赣边到闽浙赣苏区，却只能与方志敏的红十军合并，成立红十兵团，军团长是刘畴西，寻淮洲仅是一个师长。
这种形势下，博古等人还组建红十军团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失误，因为他们还指望以军团为单位与敌人进行正面运动战，这完全是以卵击石，毕竟敌人整体实力和装备都是远胜我军，这种正面交手无异于以我方劣势对敌方优势。
再说，红十军团主要擅长打游击，没有大兵团活动的能力和经验，对此，朱德也提出异议：“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
随着红十军团的集结，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各路部队闻风而动，在红十军团转移到黄山东麓的谭家桥时，敌人补充第一旅却紧咬不放，已经抵达汤口，而补充第一旅的旅长就是王耀武。
毕业于黄埔三期的王耀武能够得到蒋介石的另眼相看源于他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的死守宜黄一战，正是他坚持死守，也让红军始终未能攻破宜黄。这一举动在国民党还是很少见的，毕竟国军将领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打硬仗无惧牺牲的精神，蒋介石从王耀武身上看到了久违的硬朗作风，就对王耀武格外器重，任命他为补充第一旅旅长。
能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王耀武感激涕零，于是他在练兵作战方面也格外尽心尽力，他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也要让其他眼红的将领无话可说。
于是，王耀武在指挥作战时格外英勇，总是身先率人冲在队伍的最前线，正是在王耀武的带领下，补充第一旅死死贴着我军，给红十军团造成巨大压力。
于是，红十军团高层经过商议，最终决定：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拿王耀武祭旗！
红十军团迫切需要这一战，以此摆脱追兵，进而鼓舞士气。在他们看来，这一战也是势在必得，虽然王耀武装备精良，但是红十军团却拥有三个师的兵力，而且掌握了有利地形。所以，这场伏击战就被确定下来，位置就是乌泥关至谭家桥的公路两侧，因为这一段在五公里范围内都有自南向北的小山坡，这个地形最有利于打伏击战。
只是在兵力部署方面，刘畴西却与寻淮洲出现分歧，也正是这个分歧，最终导致了红十军团的巨大损失。
作为军团长，独臂将军刘畴西以第二十、二十一师为主攻部队，而寻淮洲的第十九师负责穿插，截断王耀武的后路。
刘畴西的这个安排让寻淮洲和粟裕存在异议，他们认为第十九师能攻善守，野战经验丰富，更适合当主攻，而另外两个师战斗力相对弱一些，在面对强劲的敌人时可能会发生意外，应当调整一下。只是刘畴西并未同意，这也让寻淮洲心生不满。
在寻淮洲看来，刘畴西的安排是有些刻意针对第十九师，毕竟他们是原红七军编入到红十军团的，有点儿外来户的感觉，这让年轻气盛的寻淮洲也很不服气，他心里暗中较劲，一定要打出大胜仗证明自己。

三
寻淮洲内心的憋屈，其实由来已久，因为从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共同整编成红十军团后，军团长是刘畴西，而他只是第十九师师长。
这对于寻淮洲而言，肯定是不公平的，因为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后整整四个月，都是他和粟裕一起指挥，可是这次调动别人都是原职调动，唯有他从军团长上撤了下来。
这落在谁头上都是不甘心的，更何况寻淮洲只是一个21岁的小伙子，他在红十军团始终感觉到郁闷，很多决定不能自己做主，很多意见也得不到采纳，这也导致寻淮洲与刘畴西内心存在一些芥蒂，甚至在战斗打响以后，二人都不能够有效配合，这也直接造成战斗的失利。
1934年12月14日，王耀武挺进乌泥关，警觉性很强的他马上看出地形险要，担心遭到意外，于是他留下一个团做后手，其余的人马继续前进。从这一点来看，王耀武的军事素养是毋庸置疑的，他能够灵活应变，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而非机械呆板。
眼见王耀武的部队两个团就要完全进入埋伏圈，却突出出现意外，一名红军战士因为过于紧张，枪突然走火。
枪响立马惊动了敌人，他们发觉周边埋伏有红军，于是一边抢占路边高地，一边向王耀武汇报情况。
刘畴西眼见我军提前暴露，又气又急，这下埋伏就完全没作用了，就只能与敌人硬碰硬，打遭遇战。而这对于红军来说，却是极为不利。
王耀武虽然暂时处于被动地位，但是他也不是吃素的，他很快判断出战场势态：红二十师战斗力并不强，只要进行火力压制就能够突破。随即王耀武便集中追击炮和重机枪对红二十师进行火力压制，同时向高地发起猛攻。在王耀武强势攻击下，红二十师火力不足的劣势暴露出来，马上就慌乱，毕竟红二十军最缺乏硬碰硬的阵地战，更没有打阵地战的经验。
很快，王耀武就将红二十师的阵地被撕开了一道口子，而后敌军兵力得到补充，乌泥关及谭家桥高地尽被王耀武所夺，战场主动权完全易手。这时候，刘畴西就忙着改变计划，命令红十九师回援，而寻淮洲并未听从命令。
即便是方志敏亲自写信去调寻淮洲红十九师，也没能调来！寻淮洲长时间的压抑让他难以做出理性的决策，他也没能认识到战场的复杂性，他内心所想只是出奇制胜，打出大胜仗，让刘畴西刮目相看。
只是寻淮洲也低估了王耀武，他也认为没有击退王耀武是因为红二十师战斗力太差，只要红十九师强力进攻，王耀武肯定不堪一击。
只是寻淮洲还是太过年轻，此时又过于想证明自己，等待他的不是被动的敌人，而是已经占据主动优势的王耀武。因为在红十九师抵达乌泥关时，王耀武已经占领了制高点，这让迂回穿插的红十九师就被隔断了，寻淮洲只能进行冲锋，以此冲破敌人的火力线。
寻淮洲出生入死多少次，从不畏惧，这次也是一样，他手持冲锋枪带头冲锋，经过反复争夺，他终于拿下制高点，只是此时却毫无意义。
一方面，红十九师伤亡惨重，基本上失去了继续战斗的锐气。王耀武果然很有能耐，他能够最大程度掌握战场的主动权，而这也是寻淮洲未曾预料到的，正是寻淮洲的个人判断出现失误，最终导致红十九师在与敌人交手中丧失精锐！
另一方面，寻淮洲自己还腹部中弹，在途中又从担架上摔了下来，因失血过多而牺牲，年仅22岁。寻淮洲身先士卒的精神值得传颂，可是他的不理智举动却又是需要反思的。可以说，寻淮洲的牺牲是我军的重大损失，但是这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刘畴西与他的沟通能够更顺畅一些，或许红十军团最终也不至于元气大伤。
在寻淮洲牺牲后，方志敏动情地说：“寻淮洲同志是红军中一个很好的指挥员。他指挥红七军团在两年中，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缴获甚巨。他很细心学习军事学，指挥灵活，他作战勇敢，曾五次负伤。他还只有22岁，他的牺牲是红军中很大的损失。”

四
谭家桥战斗从早上打到下午，战况异常激烈，王耀武称：“是役也，为本旅各次战役中最猛烈之战争！”
由此可见，这一仗的激烈程度，这也让王耀武也心有余悸，他也没有料到武器装备地下的红军部队竟然如此强悍。
眼见败局已定，刘畴西和方志敏只能下令撤退，王耀武也精疲力尽，无力再追赶。可以说，这一仗的失利对红十军团影响是深远的，若是这一战能够取得胜利，红十军团不仅能够补充大量的物资装备，更能挫败敌军嚣张的气焰，从而在皖南站住脚。只是红十军团内部分歧葬送了这次机会，不仅损失了寻淮洲，更让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
红十军团此时完全失去了击败对手的锐气，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他们只能在山间被动挨打，物资完全没有，还得不断的躲避敌人，这种情况下的红十军团哪有战斗意志！而因为这次改变战局的失利，刘畴西也甚为自责，他个人的悲观情绪也表现出来，在决策时又六神无主优柔寡断，这对于队伍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在随后的半个月内，红十军团奔波不断，进行大大小小战斗十多次，只是这些战斗大多是遭遇战和消耗战，完全不是红军熟悉的打法。身为主将的刘畴西总是无心恋战，因为队伍处境艰难，他内心也没有打胜仗的信心，于是他指挥就是一打就走， 完全捞不到任何好处，部队补给就跟不上，导致整个军团人困马乏，士气进一步低落。
1935年1月10日，红十军团高层在浙西遂安开会，这次会议也主要是讨论红十军团接下来的出路，但是此时又出现分歧：
乐少华和粟裕主张就地分散兵力，选择红军擅长的游击战术，这不仅能够减小目标保存实力，更能够保证我军的灵活性，说不定还能取得一些战果！
而方志敏和刘畴西却提出，应该继续大兵团作战，争取早日返回闽浙赣苏区进行休整。
实际上，这种大兵团作战方式完全不适合我军，因为敌人也是大兵团，实力和装备都远胜我军，这种硬碰硬的作战方式怎能对我军有利呢？
经过一系列的争论，方志敏拍板定案，决定采用后者，只是这次决策，彻底葬送了红十军团。
在红十军团里，方志敏是项英任命的军政委员会主席，威望超过乐少华，但他不懂军事，同时身上又带有很多文人气质，这也使得这次决策出现严重的失误。
方志敏和刘畴西一心要打回老根据地，他们认为这可以让疲备的红十军团得到休整，可是现实情况相当有难度，敌人在前往苏区的路上设置了十几道封锁线，而且苏区内外地城狭小，实际已无法展开大兵团作战。这已经注定了打回老根据地是不实际的，但是他们依然坚持。
果然，在这途中红十军团不断与敌人纠缠，而部队也因此分散，粟裕和方志敏领导一部分伤员先行，而刘畴西却落在后面。在等待过程中，方志敏出于对刘畴西的担心以及对大部队的负责，他让粟裕先行，自己回去接应大部队。
方志敏不知道的是，刘畴西行军中的迟疑给敌军大部队赶来围困的时间，最终刘畴西和方志敏被敌人围困在山中，饥寒交迫之下，内部出现的崩裂之势，而方志敏的警卫员下山寻找食物过程中被俘，随即叛变，方志敏和刘畴西相继被捕。
二人对革命的意志从来都不是外力所能影响的，刘畴西和方志敏都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此时唯一坚持和守护的就是他们的尊严。
刘畴西作为黄埔生，他拒绝了来自“校长”和其他校友的劝降，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他言道：“死是不可是免的，至于什么时候死，我不知道，因为生命已经握在我的敌人的掌心。”
而方志敏在狱写出《可爱的中国》和《清贫》，在这部作品中，方志敏对红十军团的失败总结为“政治领导上的错误”和“军事指挥上的迟疑”。
在被问及被俘了怎么办时，方志敏的回答很直接：“现在准备着越狱，能成功更好，不能成功则坚决就死！”方志敏的铮铮铁骨和硬汉本色，感动了看守所的所长，正是如此，他才自愿为他送出文稿，使得方志敏的作品得以知晓于后世。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刘畴西等人在南昌英勇就义。
粟裕是从截获的一份电报上得知方志敏、刘畴西在山中被捕的消息，他也明白，这也就同时意味着，红十军团主力已经全军覆灭。
可以说，这是粟裕一辈子都刻骨铭心也无法释怀的大失败。为避免动摇军心，他撒了一次慌： “方主席（方志敏）没有过来，不过我们的主力队已改编为游击队，回皖南打游击去了，暂时不能回闽浙赣，所以我们不必在这里等了。”
毋庸置疑，这段时期对这位后来的开国大将来说，无疑是最痛苦的，他面对的不仅是各种创痛和失败，他还必须选择带领部队坚持下去，必须勇敢地面对一切艰苦和挑战。
而正是这些痛苦的经历，也让粟裕军事能力实现了飞跃，厚积薄发之下，他在解放战争中大放异彩，不仅彻底击败了王耀武为寻淮洲报仇，更是发动淮海战役，彻底改变解放战争的局面，即便是用兵如神的林帅，也对其赞不绝口：“粟裕尽打神仙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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