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女权，中国社会的毒瘤

　　作者 | 方君翊

　　原创出品 | 思想潮

　　如果说谁是2020年最火的女权主义者，大部分人应该都会想起杨笠。在吐槽大会以一席尖利言论迅速出圈后，杨笠火爆全网，但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攻击、谩骂、羞辱甚至举报。

　　有义正词严的网友声称，杨笠的言论是在加大性别对立、引发性别歧视，因此，杨笠是“田园女权”无疑。

　　“田园女权”一词，这两年来的热度堪称居高不下。从Cherry中国抽奖限定男性身份，到吉娜郎朗结婚是否属于女方“下嫁”，到Papi酱产子随父姓等等事件，将对“田园女权”的讨论推到了风口浪尖。

　　然而，我在研究中国女权进化之路时，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网络上发声的女权主义者们，渐渐都走入了某个“以女权为耻”的怪圈。

　　比起“女权主义者”这个名字，她们更愿意称呼自己为“平权主义者”或“女性主义者”——一些似乎更为中性和客观的名字。

　　而这种群体式的逃避，无疑来自于网络上对女权污名化称呼的泛滥，也就是类似于“田园女权”的攻击，以及其衍生出的各种带有贬低意味的称呼——例如拳师、田园女犬等等。

　　但，“田园女权”是真女权吗？或者说，田园女权可以代表真女权吗？

　　1、什么是女权？

　　按照百度百科的定义，“田园女权”指的是要求男女平等时、却要男性承担主要责任，以女权为借口追求女性收益最大化的群体。田园女权大体上泛指一种“单边、利己”的女权主义，与实现男女平权的目标背道而驰。

　　单从解释来看，我们不难知道，田园女权的本质实际上与真女权的诉求背道而驰。但是什么原因，模糊了田园女权与真女权之间的界限，甚至导致了网络上更强烈的性别对立风气？

　　作家蒋方舟在接受采访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她认为，女权主义被误解和诟病的原因，“确实是因为她要的权利太多和不清晰了。比如高级一些的女权知道要平权，稍微低一点的是男女平等，其它更低的她觉得老公给我买个包包——其实很多诉求不是基于社会公平的诉求，而是基于自私的诉求。”

　　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在网络大环境中，以这种“自私的诉求”为目的而发声的人，永远都会比为“实现社会公平”的发声者多得多——于是，“女权就是不结婚不生孩子不跟公婆一起住”的“伪女权”，得到了认可与传播；“女权就是致力于在工作岗位上男女机会应该平等”的声音，却被渐渐淹没。

　　这种现象的蔓延，无疑是对真女权与真平权的伤害。

　　来自英国伦敦政经学院与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研究者Sarah Banet-Weiser与Kate M. Miltner在论文中忧心忡忡地表示：“我们处于性别战争的新时代，它的标志是，在网络空间上直接指向女性的暴力与刻薄言论。”而田园女权者们的出现，表面上站在女性角度发声，实际上却是在加重这种暴力与刻薄。

　　2、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田园女权最大的特点，必然是“只要权利、不要义务”的利己主义。

　　以微博上热度最高的婚姻讨论为例，田园女权的普遍观点是，结婚前要车、要房、要彩礼，因为父母生养不易、而且这是尊重传统；而婚后不生孩子、不做家务、不照顾老人，因为这是现代独立女性前行路上的枷锁。

　　而但凡没有按照她们的想法迈入婚姻的女性，会被其统一称为“婚驴”，如果女性选择了“下嫁”给条件不如自己的男性，更是会引来一阵谩骂和嘲讽，认为她们的行为拉低了女性的“身价”。

　　最是高声叫喊着社会物化女性的一群人，恰恰同样也是最能在不知不觉中物化女性的一群人。

　　精致利己主义者的一大特点，就是习惯以弱者的姿态自居，以强者的姿态对人。她们想要的，并不是真正平等、自由的关系，而是想要自己的特权，强调的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例如，父权社会内的女权主义者们多年来一直争取的“冠姓权”，最终目的是在孩子出生后，无论随母姓或随父姓，都是夫妻平等商议后的结果，不会受到社会的疑问和歧视，也不会引起家庭小单位间的矛盾。

　　但在田园女权主义者眼中，这种观点被歪曲成了“随父姓就是对女权者的侮辱，对中国女性的侮辱”，将随母姓凌驾于父姓之上，实际上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特权与霸权。

　　一边欣羡着女权主义者所倡导着的平权带来的平等，一边不愿意放弃传统性别优势的红利（比如“只要彩礼、不给嫁妆”），两手都想要，两手都空空。

　　3、“存在即合理”？

　　现在网络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田园女权的出现是女权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是“觉醒”的另一种形式，因此，人们应该对其怀有宽容的心态，等待其逐渐发展、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

　　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经常被拿来与田园女权作为对标的一个词是：Feminazi，意为女权纳粹。

　　这一定义诞生于美国，在国外期刊或论文对于女权的讨论中，这个词经常被提及，也在一些场合被用来称呼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乍一看起来，两个词似乎是在不同文化中的衍变出的类似情况。

　　但田园女权是女权纳粹吗？认为，这两者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虽然同样都是对女权主义者的污名化称呼，但两者出现的原因却大相径庭：女权纳粹是1990年代开始在美国广泛使用，由保守派美国电台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博推广，用于抨击支持堕胎自由的女权主义者们。

　　对比田园女权一词的衍生我们不难看出，女权纳粹实际上是对于真正的女权主义者的一种抨击与污蔑，因为其被批判和冠名的对象是真正在为女性权益奔走、企图帮更多女性获得“子宫自由”的群体。

　　因此，虽然都是带有藐视含义的称呼，但田园女权与女权纳粹在本质上仍有着极大的区别。

　　Jessa Crispin在《我才不是女性主义者》一文中写道：“男人花了好多时间扭曲（女性主义）这个字，将它变成一种侮辱，创造恐慌。但比起男人，今天是一部分女性，要求从其他女性手中夺回女性主义者这个词。因为她们毁坏了这个运动的良好名声，而且害得其他女性不愿投身加入。”

　　所以，我并不认同“存在即合理”这种强盗式的论调。一直以来，女性权益的推进都是由少数耗费大量心血的女性，背负上本不属于她们的使命，努力做着拉扯女性地位的苦差事。而诸如“田园女权”之流，则企图从这些少数女性的苦功中获益，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大众眼中这类女性的形象。

　　“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比一般人更痛恨田园女权”，从来如是。

　　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中说：“回顾过去，当年我和我的大学校友们曾竭力与早期女权主义者划清界限，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应该为她们的努力喝彩。 然而，我们却放低音量，以为奋斗已经结束了，结果却因为这样的沉默而受伤。 现在，我会很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我在为女权主义呐喊。 我希望更多的女性、男性和我一起接受这个闪亮的标签。 ”

　　但愿在未来，女权主义者的名号，也不会再被“假平权、真特权”的田园女权主义所染，而真正成为更多女性为之自豪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