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难以评价

必须反对出于为某个意识形态服务而将俾斯麦工具化，就像通常所做的，将俾斯麦塑造成一个万能的超人，然后又其妖魔化

　　1891 年俾斯麦的老朋友毛奇以九十岁高龄快速且安详地离世，与之不同，俾斯麦从患病、痛苦到死亡拖了很久。

　　他在世的最后几个月简直是在殉难，痛得无法忍受。他的秘书和医生克里赞德尔博士记录了这样的话：“对我来说，只剩下一个快乐的日子，那就是我不再醒来的那天。”1898年7月30日，这一天终于到来。接近午夜时分，俾斯麦咽 下最后一口气。

　　举国哀悼。

　　俾斯麦在遗嘱中提到，他想埋在弗里德里希斯鲁府邸对面的小山上。威廉本想将这位现在终于死去的对手安葬在柏林大教堂的豪华石棺中，同许多霍亨索伦家族的人在 一起，这计划落空了。官方悼念仪式在柏林威廉皇帝纪念大教堂举行，皇室包厢里为俾斯麦一家预留的位置是空着的。府邸旁边的陵墓建成后， 1899 年 3 月 16 日，俾斯麦和妻子被一起安葬在墓室中。俾斯麦亲自撰写的墓志铭刻在 了纯白色大理石墓碑上：“冯·俾斯麦侯爵，生于 1815 年 4 月 1 日，卒于1898 年 7 月 30 日，皇帝威廉一世忠诚的德国仆人。”在一定程度上，死去的俾斯麦是在用他最后的遗言反对威廉二世。

　　这位成功缔造了德意志帝国的人，毫无疑问是 19 世纪德意志最重要的政治家，但他也备受争议。不仅同代人对他的评价大相径庭，后代人对他的印象也存在明显的分歧⸺不同于20 世纪德国的一流政治家，如康拉德·阿登145 纳、维利·勃兰特，同代人的严厉批评，随着时间的进程，在集体记忆中会让位于一种温和的、基于共识的判断。

　　为什么对俾斯麦的评价至今没能达成统一？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一方面是对他的“遗产”的不同评价，另一 方面是俾斯麦神话的形成，这个神话和真实的俾斯麦没有多少关联。

　　俾斯麦给民族留下了什么“遗产”？基本上是由俾斯麦建立的、受到绝大多数德意志人热烈欢迎的，并通过二十多年持续的和平政策立足于欧洲大国体系的小德意志民族国家，经常被认为是导致了20世纪灾难的问题产物，因为它打破了欧洲的权力平衡。这种说法和下面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即俾斯麦的帝国被证明是相当短命和不稳定的。 诚然，德国的君主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垮台，但在施特雷泽曼看来，德国在战败后依然存在，恰恰证明了俾斯麦 的成就。

　　德国分裂时期⸺当时德意志民族国家似乎气数已尽⸺写的很多东西现在都需要修正，因为1989年至 1990 年间所有德国人的统一思想，不正是由 1871 年的小德意志帝国决定的吗？这一切正是对俾斯麦在建国之初，以坚定的手腕创建和指导的国家结构的有效性的最好证明。尽管两次大战失败后领土被切割，但德意志民族国家依然存在。

　　要评价俾斯麦在内政方面的遗产更难。他不是，也从未声称自己是民主主义者⸺德国的民主制度可以理所当然地不将其作为先驱或推动者来颂扬。他的国内政治行动146的目标和手段的最重要部分，都受到了严厉批评：文化斗争，实施保护性关税政策，无情地打击社会民主党。即便俾斯麦每一次都需要为此争取议会多数，但主动权和决定性的责任毫无疑问在他手中，而他对政敌严厉且往往残酷的对待，在许多德国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历史会永远不厌其烦地回顾俾斯麦的政治斗争对德国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尤其因为主导历史的是与俾斯麦站在最尖锐对立面的群体⸺左翼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天主教徒的知识分子后代。但我们也可以怀疑，一个人（无论多么强大）能否像俾斯麦经常被暗指的那样，以决定性的方式独自塑造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这同样适用于对俾斯麦行动范围的评价：它们并不像经常假定的那样不受限制。 这一点只能通过细微的原始文件分析来阐明；概括性的陈 述要容易得多。

　　此外，在批判性地评价俾斯麦的内政遗产时，不应该忽视其蕴涵的矛盾。这幅图景中还包括按计划实行的现代化措施、有效的联邦国家秩序和现代行政国家的形成，以及通过引入社会保险制度，迈出通往现代福利国家的第一步。俾斯麦建立的国内秩序没有未来这一说法可能是有问题的。正如托马斯·尼佩代指出的， 1890 年左右德国存在程度很高的欧洲常态；在德国发展的“特殊道 路”中必须考虑到一点；到处都有“遗产”。

　　“俾斯麦神话”：虽然人们对俾斯麦解职的反应相当克制，但在十年内，这位前宰相成了德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精英对他进行理想化，更广泛的圈子将他视为民族英雄。在他死后，对他的个人崇拜规模巨大，人和神话互相交织，以至于历史上的俾斯麦所剩无几。更为致命的是，这位精明的、以节制为尚的外交官逐渐消失在好战的、俨然穿着胸甲骑兵靴子的“铁血宰相”的形象 背后，从而成为他生前已经远离的狂热民族主义的符号。 无数的陆军、海军以及战争协会垄断性地将这个死人据为己有，泛德意志联盟将他选为其帝国主义目标的象征。

　　这种神话化在 1914 年以前就已经是致命的，1918 年后更是如此，政治右翼肆无忌惮地挪用俾斯麦以反对共和和民主，用俾斯麦神话否定魏玛共和国的合法性。俾斯麦的支持者并没有坚决反对民族主义对俾斯麦政治活动的歪曲，反而 是左翼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很大程度上的天主教徒，坚持他们传统的对俾斯麦人格和成就的批判性评价。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尤其抵制这种趋势。他谈到“被误解的俾斯麦”，并明确地将俾斯麦作为其在“国家现实政 治”中的榜样，这在 1925 年的《洛迦诺公约》和 1926 年的 《柏林条约》中得到了最清楚的体现。但他调和俾斯麦的遗 产和魏玛共和国的努力并没能引发共鸣。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狭隘民族主义的俾斯麦神话。

　　只是到二战后，反民主的俾斯麦神话才渐渐被扫除。 我们今天的情况如何？当然，俾斯麦仍然是我们关注的对象，这个无比复杂的、光影交织的人格，仍然深深吸 引着他的后人。但既然那些年的斗争已不再直接打动我们， 终于成为过去，是时候对俾斯麦进行一致的历史化了。必须反对出于为某个意识形态服务而将俾斯麦工具化，就像通常所做的，将俾斯麦塑造成一个万能的超人，然后又其妖魔化，把德国近代史的所有歧途都归咎于他，而是要以不偏不倚的态度，以史料为导向，研究奥托·冯·俾斯麦的人格和功绩，将其带到人的层面。这丝毫不会影响这位帝国缔造者的重要性。

　　本文摘选自《贝克德意志史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