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敏打“中国针”：感觉有得救了丨香港一日

　　 这是《香港一日》的第564期

　　新冠疫苗开打 市民点赞国产疫苗

　　2月26日早上8时，香港正式启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优先接种的5个组别人员可在5家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国产科兴疫苗。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10时在位于官涌的市政大楼疫苗接种中心现场看到，市民陆续前来接种科兴疫苗，其中长者居多，所以不少家属陪同，一些没有预约的市民在门口询问是否有现场登记的名额，被告知名额已满时久久不愿离开。

　　多名接种疫苗的市民对深圳记者表示，接种过程顺畅，接种后没有不适，他们对国产疫苗有信心。市民欧阳先生说，香港人很幸福，一些国家想打都没得打，他身边很多人第一时间都预约了。“好幸福，又免费打，什么都帮你安排好了。”

　　卫视直新闻

　　香港知名歌手张明敏也接种了疫苗。他在接受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专访时说，打完感觉“有得救了”，他又感谢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我非常感恩。”

　　打完新冠疫苗什么感觉？张明敏接受深圳卫视直新闻专访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董建华今日也到中央图书馆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董建华形容，接种后感觉非常好。他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去接种疫苗，相信香港可以团结，合力战胜病毒。

　　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诗今早到铜锣湾中央图书馆的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她形容接种过程顺利，无任何问题，感到开心，期望可以尽早通关，到内地探访家人。

　　香港特区政府共订购了三款新冠疫苗。供港首批科兴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的新冠疫苗于2月19日运抵香港。截至2月23日下午4时，共有约7万名香港市民在网上预约接种第一剂和第二剂疫苗，所有自2月26日至3月11日共14天的预约已经满额。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疫苗接种是抗疫措施中的重中之重，希望各位市民及早接种疫苗，齐心尽早打赢抗疫战。

　　香港想要打造什么样的管治团队？

　　有港媒周五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北京想要打造怎样的香港管治团队”？

　　夏宝龙周一在谈及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时提出了五大原则：其一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其二必须尊重中央的主导权，其三必须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其四必须落实行政主导体制，其五必须有健全的制度保障。

　　而在今年“两会”之前，外界尚不完全清楚香港的选举制度会何去何从，但有港媒分析，纵观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三次重要决议，未来的香港选举制度大概率会在继续尊重“两制”和基于“爱国者主导”的“港人治港”基础上，更加强调“一国”的宪制秩序。

　　换言之，变革后的选举制度也许不是某些港人所期待的西方式选举制度，但也不会是反对派所宣称的所谓“民主的终结”或者“一国两制之死”。基于维护“一国”宪制下中央主导的地位，以提升政府施政效率为导向，这或是未来香港民主社会发展的核心。

　　近年来，香港的政治生态趋于险恶，建制派和反对派乃至是境外势力纷纷在争夺治理香港的权力，这对于今日之中国而言是极为不正常的，更不是“一国两制”制度设计的初衷。而各方角逐的焦点正是香港的民主选举。因此，选举制度能否既保障香港的民意，又符合中央的国家意志，便至关重要。

　　但遗憾的是，正如夏宝龙所言，当前的香港的选举制度产生了“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的大量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他们显然不符合中央维和国家尊严和利益的意志。与此同时，这些沉浸于和中央进行对抗、不惜牺牲港人民生的公职人员，也明显不符合香港社会的基本民意。

　　因此，香港的选举制度亟待改革。但也正如英国剧作家切斯特顿所言，一个开放的社会就像张开的口，合下来的时候一定要咬住某种坚实的东西。对于香港，这个“坚实的东西”就是“一国两制”原则。而基于香港选举的特殊性和关键性，对其进行行之有效的修改和完善，将是保障“一国两制”原则在香港的实践行稳致远的关键，只有积极地看到并自觉地推动这一点，港人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所在意的民主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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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公职人员宣誓修例刊宪

　　港府今日正式刊宪《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草案》，该草案将于3月17日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和二读。

　　本次修例工作旨在准确落实基本法第104条及其解释，以及其他有关公职人员的宣誓规定，履行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此次修例主要涉及六方面，包括引入区议员宣誓规定等。

　　此前，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有关宣誓安排的修法一旦通过，4名曾经被依法认定不符合拥护《基本法》及效忠特区的现任区议员，包括区议员袁嘉蔚、郑达鸿、梁晃维、岑敖晖，会被即时剥夺议席。

　　对于此次港府修改宣誓效忠条例，有反对派就质疑是“政治打压”，目的是“让反对派悉数出局”。“直新闻”倒认为，香港反对派大可不必如此上纲上线。首先，无论东西方，无论何种意识形态，效忠都是公职人员的基本政治伦理。

　　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论及国家公权力者的任用时，就明确指出，“第一位条件必须是效忠于现行政体”。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75年“公务员忠诚案”中也表明，公职人员义务的核心正是政治忠诚。

　　而忠诚并非指毫无思辨能力，或者不允许有不同政见，只是即使有反对，也要有以忠诚作为前提，反对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共同的事业。

　　其次，效忠不仅是一种抽象认知，还需要具体的行动予以“自证”，宣誓只不过是最基本的。德国社会的“效忠理论”认为，宣誓效忠的仪式产生特定的“效忠义务”，而“效忠义务”是公务员和政治实体之间的“契约”，即国家期望公权力者具备履行这项义务的自我意识，并能体现于其外在表现之中。

　　因此香港的公职人员不仅要宣誓效忠，更要积极维护宪制秩序以证明自己能够履行“效忠义务”，其中就包括行使言论自由等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时不得违反“效忠义务”，更不能加入任何偏激、极端、违背宪制秩序的团体，或者在组织和行动上进行任何叛国反政府的行为。

　　香港回归近24年以来，由于去殖民化和国民教育的缺失，部分香港公权力者对于“一国两制”之下“效忠义务”的理解，和履行“效忠义务”的自我意识，都极为淡薄。自2019年修例风波起，大量公权力者——尤其是区议员，毫不避讳地站在反政府游行，甚至是暴力示威的第一线。

　　香港的反对派应知，过去20多年里，国家顾及港人回归后的平稳过渡，寄希望于香港的公职人员能够自觉履行“效忠义务”。但就像23条立法迟迟不见进展，香港的公权力者在自证效忠方面也明显辜负了国家的期待与信任，最后迫使国家行使宪政权力要求香港的公职人员履行其应尽的义务，最后难堪的只能是后者。而此时如果某些人如果再不知好歹，那便是大罗金仙也救不了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