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学术不能双重标准

来源：澎湃新闻

《中国历史大辞典》（16开汇编本）于2000年出版，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级的特大型历史专科辞典，汇集了当时全国一流的历史学界专家学者。该辞典由著名史学家郑天挺担任编纂会主任、主编，1981年郑先生去世后由谭其骧先生继任主任。

葛剑雄先生作为谭其骧先生的学生，全程参与了《中国历史大辞典》等工具书的编纂工作。在澎湃新闻的专访中，葛剑雄回忆了谭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经历以及他的工具书理念等。摘登如下。

澎湃新闻：《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开始于1978年，这个项目的缘起是什么？

葛剑雄：“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历史协会的学者们一方面在政治上拨乱反正，另外一方面，有很多原来列入计划却没有做的学术工作，或者还没有列入计划的项目都开始了。这些项目有的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就在规划的；有的规划好了，碰到三年困难时期下马了；还有的刚进行了一点又被“文革”耽搁了。

“文革”结束时，最老的一代专家学者已经去世了，谭先生他们是六七十岁的，还有一些八十来岁的。那时想法是很多工作再不做就来不及了，下面的人还跟不上。所以当时有很多大项目，不仅历史学科，其他各个学科都是。

澎湃新闻：1981年郑天挺先生去世，谭先生接任主编。他在主持《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过程中，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如何把分散于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组织起来？

葛剑雄：是这样的，当时日常工作是由社科院历史所胡一雅先生主持，编辑部设在社科院历史所。除他以外，还有几个岁数跟我差不多的年轻人，他们是历史所最早的一些硕士研究生或者年轻的工作人员。

谭先生日记里也提到，每次到北京开会，胡一雅就来汇报工作。有时候胡一雅会专程跑到上海来找谭先生，特别是每一次编委会之前。有时候他也会写很长的信，跟谭先生提出意见，请谭先生出面来解决。每次开编委会，除了例行公事以外，编辑部都要让谭先生出面去讲几个问题。比如大辞典应该有统一的体例，但体例又涉及到不同的分支，比如古代史的、专门史的、历史地理的，有的是职官，有的是制度，有的是人物，那么这个体例怎么统一？会上经常讨论，往往有些先生会强调自己分支的特殊性，有过几次大家讨论，到底容许不容许统一，要不要统一。

再一个就是进度，这种大的国家项目，基本都要拖延，没有如期完成的。还有经费问题，各个单位都很穷，参加项目的大多数都是中青年，一方面他们工资低，又没有稿费——当时也没有那么些概念；另一方面又要处理集体项目跟个人项目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到了1980年以后，大家越来越需要赶进度，这些骨干都忙得很，手上都不止一件事。很多单位都强调自己的困难，谭先生作为主编，当然也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有时候不得不在会下出面协调。

还有一些分册做事的人署不上名，署名的、资历老的可能自己并不做事，这样就有些矛盾。谭先生也跟我说，《中国历史大辞典》将来出版，不同册的质量是相差很大的。因为有的分册编写认真，分册主编亲自在写，所以质量就高；而有些分册主编就挂了名，交给下面人做，当时青黄不接，很多人都是刚上研究生或者刚刚从社会上招进来，不要说教授，副教授都没有几个，所以能否保证质量是个很大问题，主编也不好好审核。谭先生有的时候很为难，当时要求送样稿要分册主编签字，都签了字，有些具体的修改，有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改掉。

谭先生自己还担任历史地理卷的主编，他当时是把工作分给史地所里的人。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水平比较高的人往往是同时需要做好多工作，比如修订《辞海》、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像赵乐志，他的好多工作都是交织在一起的。编不同书都有各自规定，即使是同一条目，要求也有所不同。有的条目是单用的，有的是两用的，都需要协调。史地所有几个编过《辞海》的中年老师，对要求比较熟悉；还有一些是研究生和年轻人，以前没有编过《辞海》，所以谭先生对他们的样条审核格外认真，所里边经常开会讨论样条，讨论通过了再大规模地去写。

当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也是跟谭先生直接联系得比较多，谭先生因为早年编《辞海》，本来就跟出版社很熟悉，所以这一方面的业务往往也都直接找谭先生。

澎湃新闻：您曾经写过一篇《谭其骧与工具书》的文章，提到了谭先生在《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中对质量的要求，以及您的一篇文章为“北京”条目的修订提供了参考。

葛剑雄：我有一次看到通讯上面登了“北京”这个条目，那之前一阵子我做北京这个地名，有一些卡片留下来，正好卡片上有一半是这个条目上没有的。于是我就去跟谭其骧先生说，你们这个条目记得不全，我还有好多资料。谭先生说那好，你写下来。那么我就写好交给他。他看了以后说这个很好，帮他补充了一大半，还说要把我的条目重新登在通讯上面。他倡导，样稿登了以后就要广泛听取大家意见，虽然当时我只是一名研究生，但后来我看到在那个通讯上面，他给我的回信和我的条目一起都刊登了。

当时另一个中年老师——现在早就过世了——他就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没有必要再增加内容了，北京本来就有很多不正式的名称，似乎是要维护老师的权威。但谭先生不认可这种态度，不能够双重标准，非正式地名也要收录，更何况人家给你指出来了。所以他坚持一定要收录，而且我记得我反映后，谭先生还把我这篇文章作为一篇杂记刊登在我们历史地理的刊物上面。

谭先生对学术是非常认真的。比如后来出版时要写一个前言，我记得这个前言好像是李学勤先生提供的稿子，谭先生认真看后，有一句话他不太同意。文章里讲到“中国有4000多年的历史”，一般我们认为有文字记载的才是历史，明明文字只有3000多年，为什么写4000多年呢？谭先生不同意。李学勤先生又很坚持，他认为在甲骨文以前，像龙山文化有些应该也可以作为文字。谭先生还是不同意，认为那些文字还没有被正式认定，当时认定的甲骨文只有三千多年。谭先生认为编辞典，不是说历史越长越好，做这样一个重要的工具书，所有概念一定是要非常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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