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间谍之王，统率20万特务，周恩来：他之死革命提前十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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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最凶险、最神秘的机关，莫过于情报保卫组织。情报保卫系统里最为隐秘的，不是苏联克格勃，不是美国CIA，也不是以色列摩萨德，而是中国的特工组织。

中国特工谨守保密传统——“活着烂在肚子里，死了带到棺材里”。现代中国第一个特务组织——中央特科由中共建立，而名满天下的周恩来总理，则是这个庞大隐秘组织的领导人。

周恩来总理对中国的特工组织一清二楚，特别是领导中央特科与国民党军事统计局（军统）、中央统计局（中统）斗争了几十年，对戴笠、徐恩曾等军统、中统领导人能力更是了如指掌。

戴笠作为军统的总负责人，被称为“蒋介石的配剑”、“中国最神秘人物”、“中国的盖世太保”、“亚洲间谍之王”，他是世界情报界少有的天才，建立了军统这样一个拥有近20万人的庞大情治机关。

戴笠

戴笠是中央特科的头号大敌，他坠机遇难后，周恩来总理和蒋介石对他都有超高评价：

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曾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蒋介石也曾说：若戴笠不死，不至失大陆!

虽然对于解放战争时期国内国共争锋、民心向背的大趋势来说，戴笠死不死，已经不影响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定局，但是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对戴笠的评价，则可以看出戴笠确实是情报系统不世出的天才。

1897年4月24日，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龙井村内，出生了一名叫戴春风的男婴，算命先生推算他的八字，说这个孩子是“双凤朝阳”格，将来是大富大贵的命，他就是后来在中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混世魔王戴笠。

戴笠报考文溪高小时，考试作文是《试名言尔志》，戴笠以“希圣、希贤、希豪杰”等字为题目，让校长和老师们大为惊奇，认为他理想远大，前途不可限量。

从文溪高小毕业后，戴笠和朋友一起去报考衢州师范，路遇一个带鸟笼的算命先生，戴笠迷信，让算命先生给他算了一卦，鸟衔出一签，卦语是：“一朝逢暴雨，绝非池中物！”

算命先生认为他以后会遇贵人提携，飞黄腾达！又给他推算了生辰八字，是“双凤朝阳”格，主大富大贵，且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俱全，但是美中不足，命中缺水，需要改带水名字，方可逢凶化吉、前途光明。

戴笠说名字受之父母，不可轻改，便没有同意。当时兵荒马乱，考上衢州师范后，戴笠并没有去上，反而向往以军功立世，他投笔从戎，到军阀部队去当兵。后又到上海混，在赌场上认识了杜月笙，还在交易所里认识了蒋介石。

可是一直蹉跎到30岁，还是一事无成，在老家看看山林、卖毛竹的戴笠，有一天突然在报纸上看到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北伐军总司令，不禁喜出望外，他辞别母亲、妻子，跑到广州去考黄埔军校。

蒋介石与戴笠

谁知能力很强的戴笠，竟然没有考上黄埔第六期，他大失所望。后来因北伐战争深入，黄埔军校需要扩招，戴笠才有机会重考一次。为了不让招考人员认出来，他把名字由戴春风改成戴笠，字雨农，有了雨，这样命里就不缺水了，说来也怪，这一次戴笠顺利考上了。

1928年，蒋介石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戴笠为总司令部上尉情报官，可以学生的名义直接向蒋介石提供情报。可是戴笠资历浅、地位又低，无法将情报直接交到蒋介石手中，也无法引起蒋介石的注意。

戴笠是天生的特工材料，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前线，搜集有价值的情报，骑马往返于战场和总部之间，大腿都被马鞍磨得血肉模糊，但是他丝毫不叫苦。

为了及时把情报送到蒋介石手中，他经常站在总司令部门口等。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非常讨厌这个马屁精，常常把戴笠训得无地自容。

戴笠深知光有能力不行，还要抓住机会才能出人头地，有一次他看到蒋介石的座驾到了，不顾一切地往蒋介石身边跑，侍卫以为他是刺客，把他打的满脸是血，可是他依然高举情报，大声喊：“我是校长的学生，向校长汇报情报！”

蒋介石大为感动，等到办公室后，看到情报上署名“学生戴笠”，他想起以前看的许多有价值的情报都署名“学生戴笠”，于是给戴笠随时晋见的权利。从此，戴笠开始飞黄腾达。

1929年底，张发奎联合桂系再次讨蒋，军阀唐生智认为有机会，也起兵攻打蒋介石。戴笠奉命到唐生智部去刺探情报，可惜被唐生智的军警督查处长周伟龙得知，布下了天罗地网。

向来喜欢冒险的戴笠看到走投无路，心一横直接摸到了周伟龙的办公室，自报家门，让周伟龙十分震惊。他分析了双方实力，认为唐生智必定败，还给周伟龙提出了两条路：要么把自已抓了给他们陪葬；要么提供情报，投靠蒋介石。

周伟龙也是黄埔学生，他深知蒋介石的厉害，于是便暗中投靠了中央，还把唐生智的军事情报交给了戴笠，把戴笠送出了防区。

后来唐生智大败，蒋介石接见了周伟龙，周伟龙把戴笠只身劝降的事情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深为戴笠的勇敢果决感动，从此戴笠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就更重了。

唐生智

1932年3月，蒋介石在中山陵附近别墅召见戴笠等十几个亲信学生，提出要学习意大利墨索里尼，搞像“褐衫党”一样的特工组织。

戴笠等人明白了蒋介石的意思，与贺衷寒、郑介民等“十三太保”策划成立了一个叫“复兴社”的组织，由蒋介石亲自任社长。

蒋任命完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军事处长后，特意把特务处长空缺，十几天后又专门召开会议，任命资历浅的戴笠为特务处长，让其它人眼红不已。

戴笠升任特务处长，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对蒋介石说：“工作做得好，我的头也许会被敌人杀掉，学生愿意为革命牺牲，工作做不好，请校长杀我的头。”

戴笠当上处长后开始招兵买马，并且以警官学校为掩护办特务“特训班”，在戴笠的精心组织下，仅仅成立了一年特务处，人数就由最初的10来人猛增到100多人。

那一年，蒋介石在江西对红军进行围剿，还特地设立了南昌行营。可是有一天，南昌机场有多架飞机突然被烧毁，机场烧成了废墟。蒋介石大怒，派行营调查科长邓文怡查明真相。

邓文怡查出是陈果夫、陈立夫的亲信航空署长徐培根所为，徐培根为了掩饰自己贪污专项经费的事情，无奈烧毁机场。可是徐培根是二陈的亲信，而邓文怡近期也与二陈打得火热，于是在二陈的要求下，帮徐培根掩饰过关。

纸最终包不住火，蒋介石下令将徐培根枪毙，又撤了邓文怡的职务，让戴笠接管行营调查科。

戴笠接管后，实力大增，他还将武汉行营调查科、徐州行营调查科，以及浙，赣，皖，湘，鄂，桂，黔，陕等省的保安处、谍报股囊括到自己的手中，从而使它的特务系统渗透到军事机关和地方保安系统。

1934年4月1日，经蒋介石批准戴笠以复兴社特务处和南昌行营调查科为基础，成立军事委员会，特务处。1938年春，特务处被扩大为军事调查统计局，戴笠以副处长身份统管该局大权。

陈果夫与陈立夫（CC）

抗日战争时期，是“军统”发展最鼎盛的时期，此时戴笠领导的军统拥有特工以及各类准军事的交通警察大队接近20万人，他们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势力渗透至全国党政、军事、教育、文化、警务各个层面。

戴笠不但牢牢把“中统”压在身后，还积极地反共、融共，迫害亲共民主人士，对日本人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统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那时候，美国CIA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才刚刚起步而已，戴笠被西方世界称为“亚洲的间谍之王”。

戴笠在谍报上的功绩顶峰，是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其领导的密电组织不但破解了日本外务省的密码，还根据外务省不断调查美国“珍珠港”停泊舰船数目的情报，分析破译出日本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和准确日期，报美军海军部，可是被美军弃之如履。

当“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军才意识到戴笠的厉害。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戴笠刮目相看，他在“开罗会议”期间，还专门向蒋介石提出要见一见这个“中国的希姆莱”。

戴笠作为蒋介石的“佩剑”，蒋介石指哪他就打哪，他迫害了很多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抓了国民党元老的儿子廖承志，杀了国民党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还和沈醉密谋杀害“国母”宋庆龄，最终因为后果太严重，蒋介石主动放弃，不过也可看出戴笠唯蒋介石之命是从。

蒋介石和他的妻舅宋子文曾经同年遇刺，蒋介石虽然命大，但也吓得魂飞魄散，最终查出是“天下第一杀手”王亚樵所为。

戴笠曾投靠过王亚樵，还胡宗南、胡抱一四人拜过把子，王亚樵是大哥。可是蒋介石杀王亚樵的命令一下，戴笠就安排整个上海的特务抓捕王亚樵，还悬赏了一百万大洋的重金。

王亚樵虽然机敏，躲过了戴笠的多次追杀，但最终落入戴笠“美人计”的圈套。戴笠把王亚樵曾经的相好“余婉君”从香港接到上海，送给她十万元巨款，让他依计行事，与王亚樵约会。

虽然王亚樵手下多次提醒王亚樵要当心这个突然到来的女人，可王亚樵还是经常与余婉君约会，连保镖也不带。终于在1936年10月20日晚，王亚樵闯入了戴笠设下的圈套，在余婉君家中被军统特务枪杀。

王亚樵

戴笠用精心策划的“美人计”，刺杀了“天下第一杀手”抗日反蒋的爱国斗士王亚樵，既赢得了蒋介石的欢心，又赢得了“民国第一杀手”的桂冠，时人都说他比王亚樵还厉害，是名副其实的“特工王”。

戴笠一生与无数女人有过不清不楚的关系，但明媒正娶的妻子只有一个，就是毛秀丛。戴笠飞黄腾达以后，把毛秀丛接到了南京，可是戴笠经常与女人约会，还搞了一身病，气得毛秀丛回了江山老家，直到死都没有和戴笠说过一句话，让许多军统特务佩服不已。

戴笠最喜欢的女人有两个，一个是余淑衡，另一个是蝴蝶。余淑衡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外语系，1938年进入军统举办的外交训练班，戴笠兼任班主任，他看中了相貌出众、鹤立鸡群的余淑衡，毕业后把她调在身边当秘书，从此余淑衡成了戴笠的情人。

戴笠对余淑衡喜爱有加，帮她起了个化名叫“余龙”，戴笠讨好她说：希望自己能成为余家的乘龙快婿。不仅如此，他还把余淑衡送到美国去深造。

余淑衡去美国后，戴笠又盯上了俏美绝伦、风靡全国的著名影星胡蝶。为了追求胡蝶，他真是煞费苦心，找上海中将警备司令唐生明的妻子徐来和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的妻子林芷茗帮忙牵线搭桥。

胡蝶与林芷茗从小一起长大，是好朋友，在胡蝶借住杨虎家时，杨虎举办盛大的家宴，特意请戴笠过府，他还帮戴笠出主意，让他帮胡蝶找回在广东已丢失一年多的三十几箱行李。

胡蝶珍藏了许多东西，全在这些行李箱里，丢失以后茶饭不思，人也瘦了好多。戴笠发动远在广东的特务，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回了一部分。

他让人把当时运送财物的人抓起来，再按照他们供述的清单，将蝴蝶的失物一件一件购置回来，凑满了几大箱，亲自登门送到胡蝶手中，胡蝶从此对戴笠有了很好的印象。

戴笠为了讨胡蝶的欢心，还从三十军上将总司令王陵基的手中，讨要了重庆神仙洞里的一块地皮，为蝴蝶建造了一个豪华的公馆，为此耗费了几十万银元，终于得到了蝴蝶的欢心。

戴笠与胡蝶

就是这样一个恶贯满盈、权势滔天的特务头子，却因一场空难被烧成焦炭，尸体在“困雨沟”中浸泡了三天三夜。

抗战胜利后，戴笠势力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力巨大。国民党要员陈果夫、李士珍等人提出要取消特务机关，戴笠也对军统和自己的命运忧心忡忡，害怕蒋介石卸磨杀驴，由此萌生了出国考察暂避风头想法。

1946年，戴笠在北平度过人生中最后一个春节，准备赶到南京、上海去见何应钦和胡蝶，然后飞回重庆主持每年一度的“四·一”纪念大会。

离开北平前，他专门到军统副局长郑介民处，详细安排了东北方面和军统局各个情报单位的财产问题，郑介民不想负责这些事，可戴笠却非常严肃的说：“不行，你一定要了解清楚，我绝对不能再干了，准备出国。”

第二天乘飞机离离开北平之前，他的老部下王辅臣率部一定要去机场送他，到达机场握手分别时，戴笠说：“这是最后一次送行了，下不为例。”没想到“一语成谶”，真成了最后一次送行。

3月17日，天有雷雨，手下劝阻他晚一天再走，戴笠却说已向校长报告18日返重庆，坚持要走。在飞到上海的途中，由于雨大云厚，无法降落，只好飞回南京，从此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戴笠的飞机失事后，蒋介石大为震惊，派多人前去寻找。19日，戴笠多年的副官贾金南等人乘车沿京芜公路巡查，在江宁县板桥区打听到前两天有架飞机在戴山撞山坠毁，大火在雨中烧了一天一夜。

失事飞机上所有人都被烧成了黑炭，贾金南知道戴笠口中有六颗金牙，于是一个一个地掰开嘴查看，终于找到了戴笠被烧焦的尸体。

戴笠公祭现场

戴笠的死讯被确认后，上海、南京等地的大特务们纷纷赶到出事地点，当贾金南拖着戴笠的遗骸，想搭车时，却无人愿意。贾金南气的大哭：“戴老板，你尸骨未寒，他们就这样对待你，真是丧尽天良啊！”

虽然戴笠权势滔天，可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蒋介石与他的“君臣之情”也是非常深厚的。戴笠死后，蒋介石非常的悲痛，他冒着酷暑到南京紫金山上，为戴笠选择了一个风水宝地下葬，还亲自主持了公祭，大呼：“胡期一朝，殒此英贤；心伤天丧，五内俱煎。”

由于戴笠当时的影响太大，死后光是挽联就收到了5000多副，章士钊的一幅“春秋笔法”挽联最为出名，轰动一时，这幅挽联囊括了戴笠一生：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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