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自主权大，还有财产继承权利，魏晋时期女性地位的确不大一样

战争频繁，民族融合，百家争鸣是魏晋南北朝最显著的时代特征。处于碰裂融合的历史过渡期的魏晋南北朝，其妇女的所思所为所处也如这个时代清流与旋风般的自由思想一样，冲破羁绊且放逸奔放。

自原始社会之后，父权社会延续已久，男性在生产力中占据主要地位，加上封建统治下主导的儒学思想与礼教的束缚。重男轻女已成为封建社会长期的普遍社会认知，“女子无才便是德”认同感也渐减争议。以现代文明法律面前人人相等的趋势标准去衡量，可知妇女法律地位的变更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

由于法律地位一般由其他社会规范、习俗先行而定，由法律最终确认后生效。而历史特征影响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及世俗活动，进而影响了妇女这一社会角色相对于男性在法律权利与义务上的权重。因此，本文将剖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征，从妇女教育和婚姻角度出发，探讨其在这一特殊时期相对于男性的相关权利义务总和。

魏晋南北朝：从历史特征分析妇女的法律地位

1、经济：从农田之后的棉纺织业获得公民劳动权

魏晋时期，基本为自耕自农的小农经济，并且要向国家纳税。男子劳动强度大，且家庭劳动力稀缺，此时需要家庭的闲置的妇女在田间辛勤劳作，缀蚕抽丝，洗衣织布。有时纺织所得几乎是唯一的经济来源，全家人的衣食用都依赖于此，更说明了妇女在很大程度上自动参与经济活动，并在用布帛交纳赋税的同时，承担了一定的经济义务。

此外，无论封建政府的屯田还是占田均田，都规定妇女需占用经营一定量的土地。咸宁二年（276年），西晋政府规定“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占田课田法更明确规定更明确规定妇女占田五十亩，课田二十亩，并以此为标准向妇女征收赋税。结合以上两点，此时的妇女的公民劳动权和经济义务不仅是在为法律规范生效区间内法律主体自动获得该种权利义务关系，也是法律主体事实参与法律关系的状态为法律承认而获得的，是主动和自动生效的，因此是较为稳固和少有争议的。

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劳动权与经济义务使其在经济地位上崛起，女性具备了拥有独立法律人格的先决条件，也极大促使其他法律权益的增长。

2、政治：财婚阻碍了一定的婚姻自主权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混战，士族阶层地位极高，为了防止家族利益外泄，便于世代垄断，保持贵族血统的纯正，便在婚姻观念上大力提倡所谓“士庶不婚”。除此之外，此间盛行彩礼制，一方面是为了标榜自身家境显赫，另一方面也为了尽力提高身世，符合门当户对。而很多家庭为了获得彩礼，不顾孩子意愿不断撕毁婚约。

在此基础上，女子在婚姻上的主观能动性带有极大的政治色彩，婚姻自主权受到了内婚制和财婚的干涉和侵害。

3、思想：玄道佛暗示了两性平等和恋爱自由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无”为核的玄学盛行，玄远放逸，追求放任自然，精神极度自由的思想传播也极大重塑了女性的人格。道教丹方术中有导引、房中术等，房中术又名男女合气之术，是养生术的一部分。且用道家理论来说，“道法自然”，阴阳和合是男女自然常情。

一般的宗教如佛教都是禁欲的，反对婚姻，但道教不但不讲禁欲，还大肆宣传房中术，鼓励男女结合，将男女私密之事置于公堂，这对当时婚姻关系，人们思想，世俗心理影响颇深。

佛教却从另一层面觉醒了妇女对自我的认知。此阶段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大乘佛教赋予每个人成佛的权利，这为当时女性追求与男性平等，即人人平等提供了深层的理论前提。对传统女性贞洁观念的冲击上，大乘佛经以“缘起性空”、“净染不二”为核心，大量采用男女性爱之语来解释教义。鸠摩罗什泽《维摩诘所说经》中叙述，维摩诘居士出入妓院，是化度众生的方便法门。这种化度众生的方法称为“秽解脱法”，这种于淤泥而不染的法门，在实际上冲决了儒家“男女授受不亲”的禁忌。

儒家压抑人性的纲常名教，随着东汉王朝崩塌而名存实亡。随着道佛法玄的思想并行，再加上北方民族大迁徙与豪放文化融合和渗透，关怀人性的伦理观对日益衰微的儒学予以沉重打击，更多女性追求内心的真实需求，更加自由掌控自己的身体。

宗白华先生赞美魏晋为“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妇女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礼教的束缚和礼法的压抑，在道学的“结合即自然”，大乘佛教的“每个人都可成佛”的观念下，结婚成为了男女两性以爱情为基础、由男女法律身份齐平，双方自主决定的结果。

聚焦婚姻：魏晋南北朝妇女在婚姻中的法律地位有何变化？

1、结婚：婚姻自主权进一步扩大

虽然由于政治原因，士庶不婚，身份内婚及彩礼限制，但不同于汉代，这个阶段的女性对结婚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凭心意与相爱之人结为夫妻。曹魏诗人繁钦《定情诗》写到: “我出东门游，邂逅承清尘，思君即幽房，侍寝执衣耳”。虽然诗歌是创作，但也是源于生活，此诗反映了当时生活中女性对婚姻极大的主观能动性。东晋王欢“安贫乐道，专精耽学，不营产业”，“其妻患之，或焚毁其书而求改嫁，时闻者多哂之。欢守志弥固，遂为通儒”。虽未改嫁成功，却体现妇女贤才之德及对管理婚姻的主动意识。

结婚是女性角色的重大变化，本来就应该慎重的考虑双方的合适程度和内心的真实意愿。不被家族和外界因素影响，拒绝成为生育工具和获利物品，只受内心所驱，反映了精神的自由渴望和女性反物化的自我认知。放到现在的文明社会借鉴也是极有价值的婚姻观。

2、离婚：女方要求离婚进一步体现对女性自由人格的尊重

古代以来，离婚向来都是男子的专权。婚前，以父为天，婚后，以夫为天。汉代婚姻关系的解除以“七去三不去”为原则。“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这七项是法律赋予的休妻准则，实则只是男子喜新厌旧，见色忘旧的冠冕堂皇的托词而已，对女性极其不公平和不尊重，给予女性在离婚的权利极小。且大部分女性在离婚后也多被人视为不忠与放荡之人，人格否定也反映妇女法律地位在婚姻权上的低微。

而魏晋南北朝以来妇女有较大的离婚自主权。 由唐代诗句“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可见，随着儒学地位下降，妇女贞洁意识减弱，唐朝也受其风气影响，不排斥再嫁改嫁。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东晋王、谢两大家族的联姻与离婚。“珣兄弟皆谢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谢安既与珣绝婚，由是二族遂成仇衅。”在两晋南朝门阀等级内婚制兴盛时期，帝王之家也不惜与原来所结低门士族离婚，而与高门士族联姻。魏孝文帝时，穆崇子穆真“尚长城公主，拜驸马都尉，后敕离婚，纳文明太后姊”。可见，离婚已经是从平民到贵族，习以为常的现象。

在魏晋时期，结婚离婚不再是父母之言，媒妁之词，也不完全是两个家族的联姻与捆绑，而是双方个人意愿的抉择和结果，可见当时文明的开化程度与传统封建社会发展间隙的可喜之处。但是，虽然离婚现象极为普遍，此时妇女并不完全的具备离婚自主权，因为夫妻关系的解除仍然遭受他人的非法干涉，并非自主权利的贯彻。

3、继承：由婚姻透视妇女的财产继承权

家庭是婚姻的载体，因此讨论婚姻里的妇女地位，势必要初探妇女的财产继承权。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制度方面，在室女有一定的继承权。《南史》中有一则故事：“诸暨东洿里屠氏女……父母俱卒，亲营殡葬，负土成坟。……家产日益，乡里多欲娶之。女以无兄弟，誓守坟墓不嫁”由此可见，父母双亡的女子有家产继承权，产随女嫁，因此乡人都觊觎屠氏女的万贯财产。同时寡妇也享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

聚焦教育：受教育的权利是立人之本

教育权不仅是自我获得教学资源和渠道的广泛与多元，更是教授他人的影响力和权利的认可。因此从为人女和为人母两个方面分析。

1、为人女：未若柳絮因风起

魏晋南北朝战争频繁，大量官办学校遭受破坏，私学家学兴盛。由于经济地位上升，思想精神极度自由开放，妇女参与文化教育自觉意识也在增强。颜之推是魏晋时期家族教育的杰出代表，《颜氏家训•勉学》记载当时士大夫家庭中的教育情况“: 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 《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可见私学家学已经成为主要教育方式，为闺中不出门的女性也创造了物质条件和基础，可见公民均有上学接受教育的权利。

在这种注重个人导向与浓厚家风教学模式之下，各大门阀家族也盛产各大才女，并创造出一系列流传古今的名作。如蔡文姬为东汉大儒蔡岂之女，鲍令晖乃“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鲍照之妹，谢道蕴更是出身王谢高门，而每一个家族又有其独特个性的家风和家学。谢灵运其“未若柳絮因风起”也成为描绘雪景的细腻绝句。当然对女性的教育不仅仅局限于豪门贵族，像刘兰芝这样出身寒微的女子，处于深沟却也在仰望星空。《孔雀东南飞》云“: 十六诵诗书……”甚有“郑玄家奴裨皆读书。”可见社会对女性学业成就的认可，这也是对女性教育权的进一步保障。

正因为如此，从下到上的女子受教育权增加，教学内容也不局限于四书五经，纲常礼教，因此在这个包容多元的时代，才留下如此多的旷世瑰丽宝作。

2、为人母：主持家政登厅堂

魏晋时期，女性在主持家务方面的社会功能提升。《颜氏家训》之《治家篇》记载：“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讼。”女性俨然成为一家之主，掌握了家长权的实质，不再是“父权，夫权”的辅助形式，不仅进的了厨房，更是登堂名贵的家族代言人。

而教育又是立家之本，“晋韦逞母亲宋氏承继家学，“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人，隔绛纱慢而受业”。由此可见，母亲在诲女方面不仅修身养性，增才得智，还利用家学形式去教诲学员。母亲用言传身教的方式和专业知识授人，能向家女贯通自身对女性的认知，使女性公民有获得文化科学知识和不断提高思想觉悟、道德水平的权利。因此，妇女家长权的确立和自身丰厚的教育成果也保障了孩子的受教育程度。

总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其独特的的历史特征，精神文明极度奔放，世俗观念的改变使妇女这项社会角色大放异彩。总的来说，妇女的法律地位有所上升，自动获得公民劳动权，在婚姻中具有更多的自主权，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机会，家庭地位更高，夫妻关系相对平等。

但是，这些都局限于上层门阀士族，底层的妇女仍然处于地位不平等的挣扎之中。且魏晋时期的文明开化程度只是抵抗封建礼教中闪烁的一点小火花，在之后的朝代延续下来的思想极为有限且短暂，到后期明清时期，随着封建专制的增强，妇女法律地位进一步受限。

参考文献：

1、《简论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法律地位》

2、《魏晋南北朝妇女与家族教育的历史考察》

3、《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文化教育地位及贡献》

4、《东晋南朝妇女民事法律地位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