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说：钦佩具有士和侠精神的两个人，文是梁漱溟，武是彭德怀

季羡林先生晚年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这句话被很多人高度认可，有人甚至将季羡林的这句话当作人生的座右铭。

虽然很多人对于这句话很认同，但他们却未必完全领悟季老这句话的深意。

季羡林这句话本意是认为应该不说假话，要敢于直言讲真话。

季羡林先生晚年在审视自已走过的人生之路时，他对自已没能一贯的保持仗义直言精神，关键时刻有所躲避退缩感到遗憾和悔恨，季羡林先生多次认为自己违背了“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而这与他一直所推崇的“士”和“侠”的精神是不相符的。

季羡林说：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一个念头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怎么到了现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脑后了呢？我有勇气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为什么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性命来抗议这种暴行呢？我有时甚至觉得，隐忍苟活是可耻的。然而，怪还不怪在我的后悔，而在于我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把这件事同…联系在一起。一直到1976年…我一直拥护七、八年的“革命”，可见我的政治嗅觉是多么迟钝。”

在这句话里，有季老对自己的深刻反省和对时弊的批评。季羡林认为，经过那个时期的“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虽提高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觉悟也有所提高，但人的独立思考、保持自己主见的“士”的精神被泯灭了，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说假话却成了普遍现象。他反省说，思想改造运动使他也形成了惟上是从的习惯。

季羡林晚年通过回首一些人和事，通过审视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他深刻认识到了一种精神的可贵，这种精神就是“侠”和“士”精神。

季羡林认为，中国的“士”很不简单，“士”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不畏强权，坚持真理。所谓“士可杀，不可辱”。而“士”又跟中国的“侠”有联系，它们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侠”的心中有一个是非观，看见不好的，不对的，他就起来抗拒，就敢于直言，甚至怒斥。

做一名“士”很不简单，不但要有学问，要会独立思考，更要有骨气、有硬骨头。“士”与“侠”的精神，代表了中华民族最可贵的民族精神，它可以使我们这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保持清醒，不受制于某个人某些人认识上的局限性。

这种精神不但知识分子要有，其他有见识的人也应有。季老认为把“士”和“侠”结合起来是最理想的状态。

季羡林认为祢衡骂曹体现的就是中国“士”的精神，祢衡这样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季羡林特意指出，他所钦佩的他认为具有“士”和“侠”精神的两个人：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而他们两个人的特点，就是敢顶，敢于直言。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勤于思考，勇于坚持自己观点，从不盲从，更不轻易妥协。不论对谁，他都敢于直言，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诤诤傲骨。而且梁漱溟的这种坚持是一贯的。

在抗战时期，梁漱溟在重庆办学时，对当局非常不满，他不断批评国民党当局，发表反“政府”言论，使得国民党当局十分恼怒，遂派特务去学校查办梁漱溟，梁漱溟面对特务正气凛然地说：“我骂，对你们抗日有好处，这是小骂，如你们仍不知悔改，我今后则要大骂。”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作为民盟核心人物的梁漱溟并没有被吓住，他在集会上公开对国民党特务进行声讨，他说：

“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

梁漱溟亦曾作诗批评郭沫若，诗中写道：

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

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

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

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梁漱溟1938年1月到延安拜会毛泽东后，开始与毛泽东交往，他始终将毛泽东当成是可以交换不同意见的朋友，他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长谈，就有不同观点上的争论。比如在对阶级斗争问题的看法上，梁漱溟就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梁漱溟坚持认为中国缺乏成型的阶级，中国社会不存在阶级斗争。

在建国后的1953年，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周恩来总理所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发言时，根据自已的实地考察经验谈了三点看法。他直言不应重工业、轻农业，应对农民施以“仁政”，从而引起毛泽东的极大不满。

但梁漱溟觉得，人民政协作为广大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重要机构，不应是单纯的追随者，而应该发挥监督批评与建议的作用。所以，在面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时，梁漱溟言辞激烈地当场予以反驳，并不因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而有所怯懦。他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说出自已的想法，并极具勇气地指出毛泽东对他的批评是出于误解，是不正确的批评，并要求毛泽东收回所说的话。

在之后“批林批孔”问题上，梁漱溟也有自已的想法，并按照自已的想法，有选择地批判，不愿听信盲从。

梁漱溟的这种坚持，这种敢言，不分对象，对谁都是如此，这更显其难能可贵。虽然有时他的坚持不一定对，但他至少可以让自已的声音发出来。梁漱溟从不随声附和，更不见风使舵，总是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体现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和“侠”的精神，

梁漱溟的敢于直言与执着坚持，使他在那个特殊的年月一度遭到围攻。他被抄家、罚跪、游街，被批斗，但他丝毫不为所动。身处逆境之中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梁漱溟在1965年郑重重申：“自已不随大流”，“我就是这个性格”。

另一位深受季羡林先生推崇的“士”，是开国元帅彭德怀。

悲情的彭大将军出身赤贫，是人民军队的创建者之一。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他是指挥作战时间最长的元帅，是性格最为刚烈的元帅，也是死得最惨的元帅。

在指挥作战时，彭德怀总是一脸严肃，少见笑容。在生活中，人们却说彭大将军没有一点架子，他性格直爽、快人快语，讲话直来直去，对下级和普通群众格外亲切，非常平易近人，与他打交道很简单，很容易。

彭德怀非常反对搞特殊化，搞个人崇拜，他曾三次撕毁自已的画像。

1949年9月，彭德怀率部解放了新疆，10月1日，万人涌上乌鲁木齐街头庆祝解放，彭德怀应起义将领陶峙岳和包尔汉的邀请来到庆祝现场，他环顾四周时，看见有人抬着自已的画像，他对身边人说：

“胜利了，要分外警惕，“万岁”的口号首先应该还给人民。要知道，一个阿谀奉承的傻瓜带来的危害，比一百个敌人还要大。”

当一排巨幅画像被人抬着从他所在的主席台前经过时，他快步走下台迎了上去，笑着对抬画像的群众说：“我这模样长得不好，难为画家了，还是扯下来，不要抬着过闹市了。”说话间，彭德怀伸手就将自己的画像扯下。见人们面露惊讶的表情，彭德怀大声解释说：“我就是画像上的彭德怀，请不要抬着我的画像。”在场的人们大笑，欢呼不已。

1949年，一野二兵团在兰州开扩大会议，彭德怀入会场时，发现自己的画像被挂在主席台上方，他当即命令立即撤下，他厉声说“快把那个猪头给我摘下搬走，我彭德怀吃多少干饭，有啥资格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并排，我说过不准挂我的像，为什么不听？”

1951年，在朝鲜战场上的彭德怀到山洞隐蔽所看望战士时，看到山洞墙壁上有自已的像，他也要求撕下来。

彭德怀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一是在各种战场上指挥作战时：百团大战他手持望远镜远眺的瞬间；解放战场上，他指挥西北野战军连战连捷的胜利画面；朝鲜战场上，他指挥志愿军打败美帝，迫使美帝签下停战协定的瞬间。

二是他惨不忍睹的被打断肋骨，反剪双臂，被人架上批斗台的瞬间。

这位为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元帅那一刻憔悴不堪的面容、凌乱稀疏的白发、弯曲的身影令人不忍直视。那个画面击穿了所有存有良知的国人的道德底线，让人欲哭无泪，拷问着一些人的良知。

那一刻被羞辱的不仅仅是一位开国元勋，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还有我们这个民族。

彭德怀敢于犯言直谏，庐山会议上的一封信成为他一连串恶运的开端，而这封信的背后是家乡老农送给他的一首词：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练铁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

萧华说他：

“丹心昭日月，骨硬胜铁钢。”

张爱萍说他：

“刚正不阿耻权术，万言上书誉神州，他算得上一个真正的人。”

刚烈无比的“士”——当数去世前曾被终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彭大将军。

季羡林说：真话不全说。他强调了说真话也要把握一定的分寸尺度，不然恐怕会有令人难以承受的后果。

有人会觉得，既然季老认为应该说真话，就不应该强调不全说，因为这多少有点明哲保身的意思。

其实，这恰恰是季羡林穷其一生而得出的宝贵的经验：说话总是要讲究一些技巧的，要有一些策略的，这样效果可能更好。但敢于讲真话的人，具有“士”和“侠”精神的人，永远都值得我们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