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前的“东北工程”到底研究出什么，为何在韩国引轩然大波？

2002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东北三省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开展了一项名为“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的科研项目（简称“东北工程”），其具体内容包括：古代中国疆域理论、东北地方史、东北民族史、古朝鲜史、高句丽史、渤海史等。

之所以将东北边疆史单列为一个研究课题，是因为东北资源丰富、人口稠密，是我国重要的边疆地区，战略地位突出，历史上多次成为影响东亚格局的战争地，近代以来更是成为列强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

但是，东北工程刚一启动，就立刻在韩国引发轩然大波。

2003年12月，17个韩国史关联学会发表共同声明，要求停止“东北工程”。次年3月韩国出资成立韩国历史研究机构，并于2006年更名为东北亚历史财团。

中国的一项历史课题研究，为何会引发韩国的激烈反应呢？问题的焦点，就在于“高句丽”。

高句丽是公元前37年建立于我国辽东地区的一个古代政权，极盛时期疆域涵盖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一度成为隋唐两朝的边疆大患。公元668年，高句丽被唐朝所灭，超35万遗民徙居中原。

在唐朝的史书当中，高句丽常常被记载为“高丽”，但这个“高丽”与公元918年王建在朝鲜半岛所建立的“高丽”并无直接联系，为了做区分，后者常常被称之为王氏高丽。

如果以现今的国界为标准，高句丽无疑是横跨多国（中朝韩）的古代政权，其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和活动轨迹自然在多国均有继承和保存。

而这恰恰成为中韩纷争的起因。

上文已述，在高句丽灭亡200余年后，新罗人王建完成“三韩一统”，并袭用高句丽一词，起国号高丽，自视为高句丽延续。 此后，王氏高丽统治时期所编撰的《三国史记》一书，标榜高丽继承自“高句丽、百济、新罗”，自此，高、百、新是韩国历史上的三国时代的观点延续至今，并在韩国社会成为共识。

而由于高句丽疆域曾横跨中国的辽东，故近代以后，韩国开始提出“占有说”论调，即认为：古代韩国的某些国家一旦曾经占有过某一地区，该地区的历史便理所当然地属于韩国历史。

那么东北工程启动后，又产生出哪些研究成果呢？

首先是族源，高句丽政权的主体民族是濊貊、扶余、高夷及部分古朝鲜遗民，这些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都位于现今中国东北地区，显然，高句丽是个多民族政权。

其次是政权属性，高句丽建国后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朝贡—册封的臣属关系，其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中原王朝认可的基础上的，故将其定义为隶属于中国中原王朝的地方性政权。

第三是主体继承，高句丽灭亡于7世纪，此后，70万遗民中有超过35万遗民接受汉文化，并成为汉族的一部分，现今世界早已没有“高句丽族”。

此外，包括好太王碑在内的高句丽时期文物，多数在中国东北境内出土。因此，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角度，高句丽的民族史和国家政权史都与中国历史存在延续关系。

简言之，东北工程的研究，是基于国史范畴的出发点，即：历史上生活在中国疆域之内而如今却已经消失了的民族历史，应当算作中国史的一部分。

中韩论战的对抗点，正是对国史认识的不同上。韩国国史概念认为：“构成现代韩民族成分的所有古代民族的历史便是韩国古代史的主体，这些古代民族在历史上的活动空间，便也是古代韩国历史的舞台”。

但这种“国史”认知无疑会成为古代问题现代化的导火索，比如，蒙古国和内蒙古可以共同对东欧和亚洲多数国家提出继承要求，理由就是历史上成吉思汗建立的横跨欧亚的大蒙古帝国。同样，南匈奴融入了华夏族，匈奴曾经控制的广袤疆域，也应该算作中国历史的舞台？

显然，中国的国史观点，更契合国际现实。

事实上，高句丽问题原本就是一个学术问题，高句丽政权既然已经成为历史，那么将其作为历史进行研究本就无可厚非，但如果将其过多的掺入非学术因素，只会将原本单纯的历史问题上升为国际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