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发布 | 医药企业涉税刑事风险专题报告（2021）

《医药行业涉税刑事风险报告（2021）》是基于华税对医药行业的深入观察以及近年对医药企业涉税刑事案件代理经验的深刻总结而编制，旨在揭示医药行业涉税刑事风险成因、特点及2021年案件查处、审理的新走向，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辩护策略和合规建议，以期为医药企业规避刑事风险、实现依法依规经营提供参考。报告中另附部分医药行业往期研发文章27篇，全文19000余字。

前 言

在本报告中，我们首先对通过裁判文书网、启信宝、企查查等平台检索的715余药企涉税刑事案例进行了大数据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企业涉及的逃税罪、虚开发票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主要涉税刑事犯罪的法律适用、抗辩策略等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并对企业合规经营提出了管控建议。

由于药品的主要销售市场是医院，虚开与商业贿赂并存导致虚开、行贿案件相互牵连，在我们检索的案例中，部分判决显示医药代表给予医生的现金回扣占比达到10%-30%，虚开动因除去“多抵扣进项”、“增加利润”之外，更多基于商业贿赂的提现需求。自2016年九部委纠正医疗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将“严厉打击虚开发票、偷税等违法行为”作为治理重点以来，在此后的纠风工作之中，打击涉发票违法行为连年成为工作重点。2020年度九部委纠正医疗购销领域不正之风工作将“严厉打击医药企业与合同营销组织（CSO）企业串通，虚构费用套现以支付非法营销费用的违法行为”作为工作要点。

通过对700余个案例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涉税刑事案件中，涉及税务文书的案例占比超过七成，税务机关出具的《税收违法案件协查函》、《已证实虚开通知单》、《稽查报告》、《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书》、《关于企业虚开的情况说明》等成为证明企业构成涉税刑事犯罪的重要证据。由于涉税刑事案件多由税务机关稽查后移送公安机关，行刑交叉的特点较为显著，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收集的证据符合程序规范，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要求的，可以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适用。无论是逃税罪偷逃税额占据应纳税额比例的计算，还是虚开犯罪发票开具金额、造成税款损失数额等关键事实的认定，司法机关都依赖于税务机关在稽查程序的调查，或发函税务机关进行明确。因此，企业应充分关注税务稽查程序，尤其是交易对方已经被定性虚开的发票协查案件，更应当充分重视税务稽查、复议程序对刑事风险的影响，将风险应对端口前移，尽早聘请税务律师介入。

此外，通过对药企涉税刑事案件的大数据分析，我们还关注到，虚开/逃税税款数额与最终的宣告刑之间虽然整体呈现正相关，但各地司法实践对相同量刑情节、涉案税款数额相同情形下的最终判决也出现较大差异，涉税刑事案件的复杂性叠加医药行业的特殊背景，更加凸显医药行业涉税风险管控的重要性，特别是由于国地税合并、大数据治税能力提升，一案多查的部门协作机制使企业涉税刑事外部风险加剧，发票管理合规仍然是2021年度医药企业避免刑事风险责任的关键词。

目 录

一、医药企业涉税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2009-2020）

二、2020年医药行业涉税刑事风险高发成因

三、医药行业引发偷税、虚开风险的七大主要行为模式

四、医药行业涉税刑事风险抗辩要点

五、2021年医药行业企业涉税刑事风险预测与防控

二、 2020年医药行业涉税刑事风险高发成因

（一）产品销售及利益分配的既有模式成药企税务风险高发内因

（二）涉税检查持续打击过票虚开，部分地区将专项整治并入打虚打骗

（三）全链条式查处模式、多部门监管、一案多查成药企税务风险高发外

（四）“两票制”实施对医药行业涉税风险格局产生影响

三、医药行业引发偷税、虚开风险的七大主要行为模式

（一）账外经营，少列或不列销售收入，逃避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二）虚增成本、费用，虚假列支广告费、咨询服务费等

（三）采取收款长期挂账，不按规定确认销售收入

（四）两票制实施前，加价高开后再取得进项虚开仍为主要虚开方式

（五）虚开中药材等农产品进项发票案件高发、金额巨大

（六）两票制实施后，注册多家咨询公司，虚开咨询服务费发票案件增多

（七）虚开发票罪案件数量占比陡增，销售人员或构成个人犯罪

四、医药行业涉税刑事风险抗辩要点

（一）未经行政程序前置，不得直接追究逃税刑事责任

（二）充分重视税务稽查程序，对可能引发的刑事责任风险提前应对

（三）逃税罪“数额巨大”无明确标准，补缴税款、滞纳金有助于获缓刑

（四）符合税法规定的“挂靠代开”不构成虚开

（五）开票方被认定虚开的，受票方仍可主张善意取得

（六）税务文书类证据应充分有效质证

（七）充分利用类案检索制度，提交同地区、同行业、同类型有利判决

五、2021年医药行业企业涉税刑事风险预测与防控

（一）2021年医药行业企业涉税刑事风险仍将持续存在

（二）医药行业企业有效防控、及时管控与妥善应对之道

一、医药企业涉税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2009-2020）

（一）涉税罪名分布统计

（二）医药涉税刑事案件数量增长趋势

（三）案件地区分布统计

（四）犯罪主体职务统计与分析

（五）涉税金额统计与分析

（六）量刑情况统计与分析

（七）量刑情节统计与分析

（八）罚金与虚开（偷税）税款数额比例关系分析

（九）上诉率与二审裁判结果统计与分析

（十）税务文书出现频率统计与分析

（一）涉税罪名分布统计

分析：在医药企业、个人涉税刑事犯罪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占比达到80.6%。其次，虚开发票罪也较为突出。虚开犯罪的高发，主要原因在于医药行业商业贿赂的存在，我们检索的部分案例中也显示，仅支付给医生的回扣即在10%-30%不等，该部分回扣企业均采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普通发票的方式洗出。在检索的虚开案例中，“两票制”实施前累计的因过票加价导致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仍占据较高比例，例如，在湖北康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李坤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2019）鄂1224刑初368号）中，2016年初至2018年8月期间，康进公司根据受票企业因过票加价形成的“进项发票缺口”向湖北、江西等地多家药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及税额超过1亿元。该案例涉及税额为2020年度所检索案例中税额最高案例，同时具有一定代表性，说明两票制实施前过票加价所涉虚开案件，仍然在不断爆发。

（二）医药涉税刑事案件数量增长趋势

分析：案件数量在2016-2020年度出现较高幅度增长，这与2015、2016年度，九部委纠正医药购销领域不正之风，将整治“挂靠走票”、严厉打击虚开发票作为治理重点密不可分。根据目前医疗购销领域对商业贿赂、虚开发票的持续高压打击，湖北、山东、甘肃、广东等各地均爆发出医药虚开大案，部分地区税务机关对医药行业企业的专项检查并入打虚打骗专项检查中。由于药品相较于一般商品，对货物真实性的核算更为复杂，因此医药企业涉嫌虚开的案件办理周期较其他行业也更长，2017年医药行业整治专项行动所涉案件转化进入刑事程序并陆续审结是2020年医药企业危害税收征管罪案件增长较高的重要原因。

（三）案件地区分布统计

分析：涉税刑事案件爆发数量较多的地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江浙沪鲁皖等东部省份，一类是黑龙江、四川等内陆省份。地区分布统计结果反映，一是虚开刑事案件的数量与该地区经济发展呈一定正相关，二则是与该地区税收征管水平呈一定负相关：税务征管环境较为宽松的省份可能吸引部分犯罪分子实施虚开犯罪。

（四）犯罪主体职务统计与分析

分析：1、在公司犯罪中，“有实际经营，与空壳虚开的主观恶性相比较小，由于进项抵扣不足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的”辩护意见可能被法院采纳，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1）挂名法定代表人、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人员不承担刑责；

（2）实际控制人、业务负责人负责联系虚开发票事宜，也是非法所得的实际受益者，在区分主从犯案件中，多被认定为主犯，承担刑责最重，且取保的概率较低；

（3）业务员、采购员、业务经理、挂靠经营人员，负责购销业务联系、签订合同、出入库单制作等；

（4）财务，财务负责人、会计、出纳等岗位，犯罪事实为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增值税发票的邮寄等。

2、在个人共同犯罪中，除直接联系发票开具、取得、制造虚假合同的主要责任人外，负责联系、介绍业务的介绍人，注册、申报抵扣税款的代账会计也被认定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

3、在公司犯罪、自然人共同犯罪中，与非法所得无直接利益关系，仅领取工资、固定报酬的人员均被认定为从犯，而从犯适用缓刑的概率较高。值得关注的是，介绍开票行为属主犯还是从犯的认定，视介绍人在促成交易行为中的作用不同而定，如部分案件中，介绍人负责介绍促成开受票方的虚开行为之外，还提供个人账户促成开受票方完成资金流转则被认定为主犯；介绍人的提成直接与开票费比例挂钩，例如，收受受票方10个点的开票费，向开票方支付8个点，从中获利2个点，那么此种获利方式也将被认定为主犯。

（五）涉税金额统计与分析

分析：在检索的案例中，虚开税额巨大，超过1000万的案件，基本都为空壳公司虚开，被认定为个人犯罪，虚开税款数额过亿元的案件存在，且多为同一犯罪团伙注册成立多家公司，面向全国多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有实际经营的医药公司虚开税款数额相对较低，部分案例牵涉出为增加销量而行贿的判决，这也反应了医药经营面临“以药补医”的制度困境，企业所承担的药品价款10%-30%的“商业贿赂”部分，都需要通过虚开发票的方式实现成本列支、佣金提现。医药行业的特殊背景决定有实际经营情形下的“虚开发票”并非为骗取国家税款，与个人注册空壳公司虚开赚取开票费有显著不同。

（六）量刑情况统计与分析

分析：1、刑期与虚开税款数额总体呈现正相关，也符合刑法第205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2、虚开税款数额相同或相近的，也出现刑期差异大的情况。

结论：虚开税款数额与刑期整体呈正相关，但在同一量刑幅度内，量刑情节相同，判决结果仍差异较大。上述案件分析凸显有效辩护的重要性，企业涉嫌虚开犯罪被立案后，是否应当补税、如何补税、如何与司法机关从税法角度进行沟通、如何通过与税务机关的沟通打开刑案困局等都需要专业税务律师的计入，以取得对企业最有利的判决结果。

（七）量刑情节统计与分析

（注：同一案件多个被告人、多种量刑情节的，分别统计）

分析：1、主动补缴税款，虚开的发票中实际被抵扣税款，是否造成实际税款损失是重要的量刑情节；

2、43件认罪认罚案件中，涉及税款数额较低，虚开案件中如何更好的适用认罪认罚制度仍需关注。

3、我们注意到，有前科的7个案例中，有5个案例前科犯罪同为虚开犯罪。

（八）罚金与虚开（偷税）税款数额比例关系分析

分析：罚金数额与虚开（偷逃）税款数额无正相关关系，并未按照虚开税款数额一定比例处罚金，逃税案件罚金额度高于虚开案件。目前对于罚金额度确定无明确规定，各地法院执行差异较大。我们关注到，在公司犯罪的案件中，有6个案例在对单位处罚金之外，对个人也并处罚金，其余公司犯罪中，仅对公司处罚金。

（九）上诉率与二审裁判结果统计与分析

分析：在二审改判的案例中，有一个案件，二审改判将十一年改判为四年，一个案件二审改判无罪，即较为著名的张永军挂靠经营虚开案，其余多为在原有量刑幅度内减轻。这也说明，二审改判率较低，一审程序仍然为律师、企业的“主战场”。

（十）税务文书出现频率统计与分析

协查函、已证实虚开通知单、稽查报告等税务文书成为重要证据。在检索的判决中，税务文书作为证据列示的频次为535次，占比约75%。其中主要类型包括：税务机关对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的说明、税务机关作出的税务处理、处罚决定书、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异地税务机关协查函、税务机关情况说明。

提示：我们认为，在行政程序中形成的税务文书已经成为关键性证据，因此医药企业在行政程序中应当对税局稽查的重点、方法充分重视。

二、 2020年医药行业涉税刑事风险高发成因

（一）产品销售及利益分配的既有模式成药企税务风险高发内因

“4+7”带量集中采购的作用不可否认，但公立医疗机构在药品销售环节实质上仍扮演着双向垄断的角色，这种面向药企和患者的双向垄断并没有让药价大幅度下降，反而公立医院的特殊地位导致了严重的路径依赖，寻租成为广泛的潜规则，药企仍然谋求高价中标，销售回扣加剧了医疗领域市场的非价格竞争，使商业贿赂、虚开发票成为医药行业经营的顽疾。

两票制实施的目的在于减少流通环节，降低药价，但药价虚高的根源，并不在流通环节，而在于政府医疗服务价格的行政管制。药品集中采购招标并不是真正的“招标”和“采购”，定价权基本被招标部门确定，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只能开展隐形回扣的竞争，被迫高价中标，医生在现行医疗体制下的价值难以充分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仍依赖于药企的利益输送。销售佣金、商业贿赂、回扣等依然需要以各种名义进入企业核算体系。两票制的实施使得药品销售环节的销售费用无法像过去一样通过多次开票去进行消化和利益分配，使虚开问题更加突出。

1、账外经营、隐瞒销售收入、虚增成本费用引发逃税风险

医药企业通过账外经营方式，隐匿销售收入，例如，私设个人账户收款、现金收款、隐匿销售收入；虚假列支广告费、服务费，以咨询费、会议费、住宿费等名目发票套取大额现金，前述所列行为方式符合“偷税”的构成要件，企业将面临被追究逃税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风险。《中国税务报》刊发广州市国税局下属稽查局经过三年多时间的调查，查实当地某药品经销公司隐瞒销售收入过亿，要求企业补缴税款、滞纳金，并加处罚款。

2、虚开或取得虚开增值税发票，引发虚开刑事责任风险

企业虚增费用、取得虚开发票的名目繁多，包括咨询费、会议费、服务费，甚至包括装修费、运输费等，无论是取得虚开普通发票还是增值税专用发票，都将面临虚开刑事责任，其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刑事责任更重，风险更高。

同时，为了弥补对外虚开造成的进项不足，经营范围包含中成药、中药饮片、中药材等的药企存在为自己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的现象，通过伪造农户信息等方式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其刑事责任风险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无异。

（二）涉税检查持续打击过票虚开，部分地区将专项整治并入打虚打骗

1、九部委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2016-2020）

（1）《关于印发2016年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卫医函〔2016〕172号）

（二）严厉打击挂靠经营、商业贿赂……。

（四）建立部际联席会议成员信息共享机制和信息披露制度，共同治理医药购销领域涉税违法问题，巩固医药卫生行业发票使用情况专项整治成果。加强药品与医疗器械行业发票使用情况的检查，对医药企业涉税问题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打击虚开发票、偷税等违法行为，查处一批涉税违法案件。

（2）《关于印发2017年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卫医函〔2017〕249号）

（二）整治突出问题，强化行业监管。督促各地继续做好药品流通领域的专项整治工作，严厉打击租借证照、虚假交易、伪造记录、非法渠道购销药品、商业贿赂、价格欺诈、价格垄断以及伪造、虚开发票等违法违规行为。

（3）《关于印发2018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卫医函〔2018〕186号）

（一）在药品和医用耗材购销环节，对服务对象为公立医疗机构的生产经营企业，要重点打击不执行“两票制”、虚开税票、贿赂促销等行为；对于批发企业等经营者，要重点打击恶意配合生产企业“过票洗钱”，贿赂医务人员等行为。

（4）《关于印发2019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卫医函（2019）90号）

（五）推进医药购销改革。杜绝公立医院外包、出租或托管药房。打击医药行业虚开发票等涉税违法行为。

（九）规范医学学术合作。严格规范医学协（学）会、医疗机构、 医务人员与医药相关企业间的学术会议、科研协作、学术支持、捐赠资助行为。

（十一）严惩供销链条违法犯罪。加大对药品、耗材生产经营单位、医疗机构发票开具、使用等情况的检查处理，严查虚开发票、偷逃税等违法行为，严厉打击商业贿赂、洗钱等违法犯罪，维护行业秩序。

（5）关于印发2020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卫医函（2020）192号）

（十一）打击重点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打击医药企业与合同营销组织（CSO）企业串通，虚构费用套现以支付非法营销费用的违法行为。

2、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整治药品流通领域违法经营行为的公告》（2016年第94号）

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所有药品批发企业对本企业是否存在以下违法行为开展自查：

（一）为他人违法经营药品提供场所、资质证明文件、票据等条件；

（四）伪造药品采购来源，虚构药品销售流向，篡改计算机系统、温湿度监测系统数据，隐瞒真实药品购销存记录、票据、凭证、数据等，药品购销存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经营行为无法追溯；

（五）购销药品时，证（许可证书）、票（发票、随货同行票据）、账（实物账、财务账）、货（药品实物）、款（货款）不能相互对应一致；药品未入库，设立账外账，药品未纳入企业质量体系管理，使用银行个人账户进行业务往来等情形；

（十）向药品零售企业、诊所销售药品未做到开具销售发票且随货同行。

3、2017年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对医药行业专项整治

2017年2月13日，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印发《2017年税务稽查重点工作安排》(税总稽便函〔2017〕29号)，其中提到要以西藏、安徽等地为重点地区开展医药医疗行业专项整治，由此掀起了针对医药行业税务稽查风暴。

2017年5月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再次下发《关于开展2017年度医药行业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税总稽便函〔2017〕82号），对全国范围医药行业专项整治部署工作，并提出八类疑点要求各地检查落实：1、非药品降价销售；2、非药品无进有出；3、非药品有进无出；4、违规取得进项发票；5、违规开具销项发票；6、药品降价销售；7、药品无进有出；8、药品有进无出。

4、2018年湖北省税务局专项检查开展医药咨询行业专项检查

2018年年中，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办公室下发《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关于开展医药咨询行业专项风险应对工作的通知》（鄂税办函【2018】11号，指出“2017年下半年以来，医药咨询业纳税人数量陡增，部分市的少数县（市、区）登记注册为医药咨询业的小规模纳税人达千余户，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呈爆发式增长态势，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风险突出，已经引起审计署等有关部门关注，审计署对此类企业涉票行为定性为“过票洗钱”，为加强医药咨询行业增值税管理，防范虚开发票风险，省税务局决定组织对全省医药咨询行业开展一次专项风险应对”。

5、财政部《关于开展2019年度医药行业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的通知》（财监[2019]18号）

专项检查的重点内容为核查77家药企费用、成本、收入的真实性，是否存在虚列销售费用套取大额现金、虚列专家咨询费、研发费等名目费用支付回扣；是否存在空转发票等方式抬高成本；是否利用“高开模式”洗钱并将现金回扣支付给医疗机构。同时，本次检查还将核查药企营销人员薪酬支付是否合理，对药品的进销存管理是否规范，对药品销售发货、款项收取的流程控制是否有效等。

上述行业性大检查背景下，各地税局、审计等部门根据国税总局、审计署等下发线索及专项检查任务，对各地区药企分别开展摸底调查，部分地区将医药行业专项检查并入打虚打骗专项行动中，进一步提升了查处效率，企业虚开风险也进一步增加。

（三）全链条式查处模式、多部门监管、一案多查成药企税务风险高发外因

全链条式查处模式：通过前文对医药行业虚开涉税检查的汇总分析可见，不仅有针对全行业的检查，也分别针对生产企业、批发/零售企业、医药咨询服务企业开展专项检查，特别是2019年针对制药企业的专项检查，明确提出应对医药销售环节开展“穿透式”监管，延伸检查关联方企业和相关销售、代理、广告、咨询等机构，必要时可延伸检查医疗机构。增值税专用发票联系开受票方，通过发票可以将交易链条上的各交易方“一网打尽”，这种全链条式的查处模式使企业税务风险更易爆发。

多部门监管，对涉税违法行为查处力度不断加强：由于药品的特殊性，药监部门、财政部门、审计署都可能从各自执法权限对医行业进行检查，而各部门监管查处均有可能引发虚开、逃税风险的爆发。在前述针对医药行业的监管也可以看出，各部门查处均涉及对虚开发票、偷税、商业贿赂的查处。

一案多查、部门信息共享，提升查处效率：以税警关银四部门“打虚打骗”两年专项行动以及公安机关打击涉税犯罪“百城会战”为例，2019年涉税刑事立案三千余件，涉案金额近五百亿元。在日常检查与专项检查的双重打击下，药企虚开、逃税问题逐步被揭开，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也使得涉税违法行为的查处效率更高。

（四）“两票制”实施对医药行业涉税风险格局产生影响

图为两票制实施前后开票链条对比

（1）“低开”向“高开”转型，由中间过票环节层层加价洗出“销售费用”、“商业贿赂”的压力集中传导至制药企业。

（2）压缩开票链条，过票企业承担的“挂靠走票”的虚开风险向制药企业转移，增值税进项抵扣发票来源不足，无票可抵；

（3）制药企业销售费用激增，销售费用（回扣、返现、赞助、会议费等）没有合法有效凭证进行税前抵扣。数据异常风险加大，“偷税”风险加大。

（4）制药企业、经销企业通过CSO/CSP公司虚开服务费、咨询费、广告费名义发票案件增加，并可能伴随对伪CSO的查处，逐渐被牵连案发。

三、医药行业引发偷税、虚开风险的七大主要行为模式

（一）账外经营，少列或不列销售收入，逃避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在涉及逃税罪的实际有效案例中，药企偷税主要方式为在账簿上不列、少列收入。如下涉税风险易被稽查：

（1）账务核算不健全、不规范，不能全面、完整、准确反映实际经营情况

（2）购进货物正常抵扣进项税金，而销售收入不入账

（3）购进、销售均不入账，通过“体外循环”方式完成购销

（4）将医疗器械无偿赠送给医院和医疗机构，未视同销售

（二）虚增成本、费用，虚假列支广告费、咨询服务费等

企业为少缴纳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或为套取现金，在账簿上多列支出，虚构付广告宣传费、会议费等，而上述虚增费用的列支又需要通过虚开发票实现，因此，逃税可能和虚开发票罪出现竞合。

（三）采取收款长期挂账，不按规定确认销售收入

在货物均已发出，收到医院支付的款项，纳税义务已经实现的情况下，采取收款长期挂账、不按规定确认销售收入申报纳税。

（四）两票制实施前，加价高开后再取得进项虚开仍为主要虚开方式

我们检索的虚开案例中，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四种虚开方式均有涉及，其中介绍他人虚开大多为空壳虚开案件中，发挥介绍作用的自然人犯罪，不涉及医药企业。我们重点对构成单位犯罪的案件进行分析，在第二部分的数据分析中，我们也提到有实际经营的公司虚开税款数额相对较低，从虚开方式上，该类型企业主要的虚开方式为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与一般的虚开刑事案件相比，增加利润、多抵扣税款固然是“虚开”其中一项动因，但向医生、医院支付高额商业贿赂，高额的商业贿赂不得不通过虚开发票的方式实现也成为虚开的重要成因。如2017年，税务总局、公安部联合督办，破获广州金来药业虚开增值税发票，涉案金额4亿元。经税务稽查测算，医药代表通过“走票”等形式套取现金，转给医疗机构及医生的费用高达40%。

（五）虚开中药材等农产品进项发票案件高发、金额巨大

经对案例检索，在经营范围内有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的医药公司，通过虚构农产品收购发票、虚增进项的案例也比较多见。通过伪造农户身份信息，在税务机关领取《农产品收购发票》自开自抵，由于农产品收购发票申领环节税局审查较为宽松，仅要求企业提供购销合同、入库单、付款凭证、农户身份信息等材料留存备查，违法成本低。就企业经营而言，生产经营正常、产品稳定、药材市场稳定的情形下，药材购进也应相对稳定，稽查局可能通过测算农产品收购进项税额占所有进项税额的比例，判断制药企业是否存在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虚增进项的问题，从而通过稽查移交公安。

企业的虚开发票风险，还在于容易受到上游药材贸易公司的牵连，若上游药材贸易公司涉嫌虚开，下游受票企业则可能会受到牵连。

（六）两票制实施后，注册多家咨询公司，虚开咨询服务费发票案件增多

“两票制”实施后，过票公司销声匿迹，与此同时，为了应付“两票制”，大量冠以“咨询管理服务”、“医药科技咨询”、“信息科技”等头衔的第三方服务公司出现，这些第三方服务公司普遍是由县市区企业孵化器引入，基本为原医药经销商注册成立，一个经销商利用多个身份证件注册多家公司，继续为“两票制”实施后的医药生产和经销企业提供加价服务，利用财政返还政策为自己实际控制的经销公司或为制药企业虚开专票或普票，不仅涉嫌虚开刑事责任风险，同时面临成虚假列支成本偷逃企业所得税的逃税风险。

（七）虚开发票罪案件数量占比陡增，销售人员或构成个人犯罪

通过对检索案例分析发现，药企虚开普通发票名目繁杂，为实现多列成本、费用目的，药企通过各种类型公司，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装修费、设计费、广告费、搬运费、电脑耗材等各种名目发票。我们提请企业的销售人员关注，虚开发票如果公司有完善的报销制度，对发票的审核已尽到充分注意义务，销售人员由于费用列支的压力虚开发票的行为，可能被认定为个人犯罪。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的规定，虚开发票罪有两个量刑档次：一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二是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补充规定》（公通字[2011]47）号规定，虚开发票一百份以上或者虚开金额累计在40万元以上应予立案追诉，但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作出明确的规定，而由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合理把握。不同的法院对于虚开发票罪“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并不一致。

四、医药行业涉税刑事风险抗辩要点

（一）未经行政程序前置，不得直接追究逃税刑事责任

刑法第201条第4款规定，“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5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2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修正案》新增了对逃税罪满足特定条件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即并不是只要行为符合了该条第1款规定的罪状，就可以直接追究刑事责任。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对行为人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根据该规定，在司法程序启动之前若不要求必然启动行政处罚程序，那么就有可能导致行为人无法满足免于刑事处罚的特定条件，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导致法律适用的不公平，于此，显然背离了《修正案》的立法初衷。行政处罚程序前置还在于，逃税罪的认定不仅涉及金额，还应当确定逃税金额占据应纳税额的比例。逃税金额和应纳税额的确定涉及不同税种，分子和分母的确定均需要办案人员具备专业的税务稽查经验。行政处罚程序前置有利于税务机关发挥专业性强的优势，对逃税行为准确定性。因此，华税律师认为，逃税案件应当遵循行政处罚程序前置，即未经税务机关处理的逃税案件，司法机关不得直接追究刑事责任。

由于司法实践中，对逃税案件是否必须遵循行政程序前置观点不一，企业若未经行政处理、处罚程序，直接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积极抗辩，通过聘请专业税务律师，与司法机关进行有效沟通。

（二）充分重视税务稽查程序，对可能引发的刑事责任风险提前应对

行政处罚前置程序是对纳税人有利的保护程序，是逃避缴纳税款处理的一般程序原则，应适用于所有的纳税人。涉嫌偷税罪的纳税人应由税务机关先行行政处罚，然后根据纳税人是否接受处罚再考虑是否应追究刑事责任。企业因逃税面临税务稽查的，应当积极与税务机关沟通，从主观上不存在偷税故意等方面进行积极抗辩，通过处罚听证、行政复议等程序的提起，在行政程序中化解逃税争议，杜绝被追究逃税罪刑责风险。此外，企业被税务机关稽查，往往针对企业以前年度的所有涉税事项全面检查，在稽查程序中，企业应当对可能面临或引发的刑事责任风险提前预判，并通过专业税务律师提前介入的方式，争取通过梳理提交证据、对可能涉嫌的虚开偷税行为提前补税等方式，为后续刑事责任风险化解奠定基础，或通过稽查局查清事实化解虚开移送风险，或通过提前补缴税款等方式争取后续刑事司法程序中的撤销案件、不起诉、从轻减轻处罚。

（三）逃税罪“数额巨大”无明确标准，补缴税款、滞纳金有助于获缓刑

根据刑法第201条的规定，逃税罪的量刑档位包括：数额较大且占应纳税额10%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且占应纳税额30%以上，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公通字[2010]23号）》第五十七条明确偷税数额5万元以上且占10%以上应追诉，但对数额巨大未有明确的司法解释。（2013）穗海法刑初字第796号张某某逃税案中，法院认为，“现无司法解释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对逃税罪条文中“数额巨大”作出具体规定，故本院不认定本案达到“数额巨大”，对该部分公诉意见不予采纳”。此外，我们关注到，在有实际经营的药企逃税案例中，企业均有补缴税款量刑情节，最终均获缓刑。

启示：药企应充分重视与税务机关的沟通，一旦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立案稽查，应当积极与税务机关沟通，或聘请税务律师介入，通过行政处罚听证、行政复议等程序在行政程序阶段化解争议，确有偷税行为的，积极筹措补缴税款，与税务机关保持良性沟通，避免被移送司法机关而被追究逃税刑事责任风险。

（四）符合税法规定的“挂靠代开”不构成虚开

挂靠经营是指药品经营企业为其他无证单位或个人提供药品经营场地、资质证明以及票据等条件，以使挂靠经营者得以从事药品经营活动。挂靠经营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难以确定销售人员的企业员工身份；二是药品购销凭证与物流凭证（如验收、入库、养护、出库等记录）不符；三是往来资金不使用企业统一账户，往往使用现金结算；四是非企业人员利用企业的场地和设施销售非企业购进的药品。早在2007年，药品监督管理局即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整治药品经营中挂靠经营方式及超范围经营问题的通知》（国食药监市[2007]601号）对违规挂靠进行整治，但“挂靠经营”仍未完全禁止，部分药企不注重对购销发票、药品出入库凭证、GSP核算系统的管理，医药代表挂靠经营的药因未进行实际的出入库，无能够与发票对应的出入库凭证，一旦被立案稽查，税务机关通过提取进销存系统数据、核查出入库凭证等方式，极易将“挂靠经营”业务认定为虚开。

在张永军挂靠恒瑞公司虚开案件中，就医药代表挂靠代开行为是否构成虚开，国家税务总局对类似行为进行明确答复，符合开票方实际发货、受票方实际收到货物、开票方取得发票合法的，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9号）规定，不构成虚开。因此，企业确实存在挂靠经营被认定虚开的，应当积极的提供发票、销货清单、出入库凭证、收付款凭证等，进行抗辩。

此外，我们检索的部分案例中，存在个人承包药企的某经营科室，以药企名义对外经营，但取得虚开发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对辩护人提出的“白银医药不具有积极追求犯罪行为发生的主观故意，没有非法获利，上诉人范其坤、夏福刚承包白银医药后，依据承包合同约定范其坤、夏福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白银医药除了收取约定的固定承包费之外，再未获得其他利益。范其坤、夏福刚违背公司意志，为谋取个人非法利益，私自以白银医药名义实施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行为，符合自然人犯罪的特征，不应以单位犯罪论处”的辩护意见，法院予以采纳。因此，企业确实存在承包经营情形的，也应积极抗辩。

（五）开票方被认定虚开的，受票方仍可主张善意取得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收违法案件发票协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税总发〔2013〕66号）》第七条、第九条规定，案件需要协查的，委托方税局向受托方税局发出《税收违法案件协查函》，内容包括案件名称、基本案情、涉案发票记载的信息、作案手法、已掌握的疑点或者线索，向受托方税局提出有针对性的取证要求，回复期限等。开票方税务机关已确定发票系虚开案件的协查，按照受托方一户一函的形式出具《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及相关证据资料。

据上述规定，结合对裁判文书网检索的虚开案件分析以及华税律师的办案经验，开票方一旦涉嫌虚开进入稽查或刑事司法程序，《税收违法案件协查函》、《已证实虚开通知单》成为受票方构成虚开的铁证，许多司法裁判案例中，公诉机关均将上述税务文书作为证明受票方构成虚开的证据使用。但根据税总发〔2013〕66号文第十三条的规定，受托方收到《税收违法案件协查函》后，应当根据协查要求，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调查。也就是说，《协查函》、《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只能证明开票方存在虚开行为，但受票方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仍需税务机关依照《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的规定，依照法定程序经过调查后予以认定，不能直接作为认定受票方构成虚开的证据，受票方能够证明善意取得虚开发票的，仍应积极向税务机关进行陈述、申辩。

善意取得虚开发票的，应积极配合税务机关调查，能够取得税务机关出具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对善意取得虚开予以定性的，有利于化解刑事责任风险。虚开刑事案件从稽查局立案检查至一审刑事程序结束要历经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受票方所在税务机关接到协查函的时间点可能比较靠前，这也为受票方企业积极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调查，化解刑事风险提供了一定的时限。

根据国税发[2000]187号和国税函[2007]1240号的规定，受票方善意取得虚开发票的，尽管不认定虚开、偷税、无需加收滞纳金，但仍应就已经抵扣的税款进项转出。就医药企业善意取得虚开发票案例来看，开票方被定性虚开后，理顺交易并重新取得合规发票的难度、风险较大，受票企业在配合税务机关调查的同时，大多选择积极补税。我们提请企业关注，在补税同时，应积极与税务机关沟通并取得相关税务文书，如《不予处罚决定书》等，明确涉案发票“系善意取得”，以更好的应对、化解风险。

（六）税务文书类证据应充分有效质证

（1）虚开认定的核心事实与证据

经对虚开判决的分析，税务机关、办案机关对虚开案件的查处，核心事实：第一，是否有真实货物交易，以发票为依据，通过购销双方签订的相关合同，对应货物收发凭证等进行调查；第二，是否存在资金回流，以对公账户、关联个人账户之间的资金往来为突破口，梳理资金往来，包括对公账户支付货款信息、个人账户资金回流信息、货款与回流款项之间的差额被认定为手续费，根据手续费与票面金额推算开票费比例；第三，通过对实际控制人、财务、业务人员的询问/讯问，调查虚开发票由谁实施即对虚开行为的调查。就判决显示的证据而言，证明企业构成虚开犯罪的主要客观证据包括三类：

第一类为税务机关出具的税务文书，包括稽查局在稽查程序中制作的《稽查报告》、协查发票违法案件中形成的《税收违法案件协查函》、《已证实虚开通知单》、税务机关应司法机关要求出具的《复函》等文书；第二类为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取消四类外鉴定后，司法机关可能代之以审计报告），司法会计鉴定核心目的在于打破公权力机关的封闭取证，司法会计鉴定的内容主要对购销双方发票开受情况、资金往来情况进行客观鉴定，第三类主要为购销双方的财务记账凭证、货物收发证明、合同等交易发生时形成的客观证据。

（2）税务文书、审计报告等意见应充分、有效质证

虚开犯罪中，税务文书作为证据使用的情形较为普遍，税务文书可进一步区分为《稽查报告》、《已证实虚开通知单》等内部税务文书。根据《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的相关规定，《税务稽查报告》是税务机关内部文书，由稽查局的检查部门作出，报告中所列的违法事实和拟处理处罚建议须经审理部门审理确认，或退回补充稽查，再得出审理意见，经过一定批准程序后，才能形成正式的对外执法文书。《税务稽查报告》尚不能直接成为税务部门作出行政处理处罚决定的依据，更不宜作为认定行为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案依据。此外，税务执法文书系税务机关依据行政程序证据标准作出，不必然满足刑事诉讼的取证规范及证明标准。

针对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应结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及其他有关司法会计鉴定事项的规定进行有效质证，从接受委托程序是否合法、鉴定事项是否超范围、鉴定方法是否符合审计准则等的规定等方面进行有效质证。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因为涉及大量的财务会计数据，需要律师具备一定的财务背景，否则，对于鉴定意见及其他卷内的会计资料、账簿凭证无法有效展开质证。

（七）充分利用类案检索制度，提交同地区、同行业、同类型有利判决

以虚开发票罪为例，我们检索的案例中，虚开发票票面金额从64万至1800余万不等，对“情节特别严重”无明确界限。综合其他虚开普票案件，法院在认定是否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时，结合虚开发票份数、虚开数额与40万相比的倍数进行确定，例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19）鄂28刑终48号裁判结果：虚开发票金额为16319.9378万元，与虚开发票“情节严重”情节的入罪数额标准人民币40万元相比，相关法律虽未对加重处罚条款的数额具体规定，但本案虚开金额超过入罪标准逾400倍，因此应当适用加重处罚条款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对被告人王某某应当在“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幅度内科以刑罚。在钱某某虚开发票一案中，虚开金额441万，法院认为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而在淄博市张店区张某某虚开发票案中，虚开金额共计599万，法院认定属于“情节严重”。

提示：企业或个人因虚开发票被追究刑事的，应通过提交同地区、同类型案例中有利判决，与法院积极沟通。与其他涉税虚开刑事案件相同，案发后积极主动补缴税款的，有利于取得缓刑结果。

五、2021年医药行业企业涉税刑事风险预测与防控

（一）2021年医药行业企业涉税刑事风险仍将持续存在

根据审判大数据所反映的趋势以及当下税收征管实践与政策，我们认为医药企业面临的涉税刑事风险并没有因为“两票制”的实施而下降，反而在内因和外因的双重作用下，将在未来几年里持续爆发。

1、带金销售与利益分配既有模式不变，虚开难以根除

医药企业虚开的根本原因：其一是弥补高开销项增值税发票造成的巨额增值税税负，其二是做高销售费用套取资金用于支付销售代表佣金以及回馈医生。可以说，现行医疗体制不发生根本改变、医生价值不能在体制内进一步彰显，那么带金销售与利益分配的既有模式就不会发生变化，企业虚开的内在动力依然存在。我们认为，医疗体制改革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未来三五年不会一蹴而就，因此2021年医药行业企业涉税刑事风险仍将持续存在。

2、国家对虚开“零容忍”，打击涉税犯罪力度只增不减

当下，打虚打骗成为行政执法的常态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税务机关与公安、海关人民银行都已建立部门协作机制，每年均对打击虚开骗税违法活动作出工作部署。国家税务总局也会对全国各地打击情况进行专项统计。而医药行业，包括医疗器械行业，作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重灾区，每年均被确定为打虚打骗的重点行业。而公安部自2019年亦部署开展打击涉税犯罪“百城会战”，取得了显著成果，其立案名单中医药企业频频出现。

3、税务稽查选案机制将持续造成税务风险集中爆发

根据税务违法案件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的衔接规定，稽查局在查处违法案件过程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因此稽查移送是涉税刑事案件程序启动最主要的案件来源，医药企业应当了解税务稽查是如何获取案源信息的：

（1）纳税人自行申报的信息。

（2）纳税风险评估部门发现并移交的高风险涉税信息。

（3）上级党委、政府、纪检监察等单位和上级税务机关在下发督办、交办任务时，提供的税收违法信息。

如2017年，税务总局、公安部联合督办，破获广州金来药业虚开增值税发票，涉案金额4亿元。经税务稽查测算，医药代表通过“走票”等形式套取现金，转给医疗机构及医生的费用高达40%。

（4）同级公安、检察、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提供的税收违法信息。

如税务总局曝光的河南益康药业有限公司虚开发票案，就是由洛阳市纪检部门移交的涉线索。益康药业为不具备药品经营资质的个体销售人员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806份，金额6650.83万元。

（5）本地稽查局受外地稽查局委托，调查收集证据，在受托协查中发现的税收违法信息；

（6）受理举报获取的涉税违法信息。

上述选案机制构成药企税务风险高发的外部成因。

4、税务稽查任务的刚性要求造成企业风险防控手段失灵

各级税务局每年会出台税收专项检查计划，整治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的税收秩序。下级税务局专项检查的内容，往往参照上级税务局确定的专项检查计划和本地实际情况。专项检查计划包括行业性税收检查项目、区域税收专项整治重点、重点税源企业检查。

税务稽查的核心还是以查促管，查补收入。为了防止以上选案手段错过漏网大鱼，各级税务局还会选取重点税源企业作为检查对象，提升重点税源企业的纳税遵从。

5、税收违法案件发票协查增加受上下游企业牵连爆发风险

除分析选案、随机抽查和专项检查确定的稽查对象外，各地稽查局还承担发票协查任务。税收违法案件发票协查，指查办税收违法案件的外地稽查局就涉嫌虚开、伪造的发票，委托本地稽查局调查取证的执法行为。如果本地企业是涉税发票的开具方或接受方，本地稽查局将对其实施检查，并根据查明的事实对本地企业作出相应处理，最后将协查结果回复对方稽查局。但是，接到发票协查后，如果稽查局顺势深入，往往牵出大案。

（二）医药行业企业有效防控、及时管控与妥善应对之道

1、提高税务信息化程度，建立完善发票风险管理数据库

医药企业宜根据自身特点和成本效益原则，将信息技术应用于企业税务管理的各项工作之中，提高发票管理的信息化能力，有效提高发票管理的纳税遵从度。

（1）建立全税种的企业发票管理数据库，通过技术和设备的升级将所有发票信息录入数据库，本与企业的库存、财务等数据进行相互匹配验证，为企业决策层以及相关岗位人员提供全面的发票信息；

（2）建立上下游企业涉税信息数据库，对上下游企业等资信情况进行全面掌握，积极获取相关企业等发票数据，确保与上下游的交易真实有效，发票信息准确无误；

（3）对销售代表等员工报销申请材料上传报销平台系统审核和备查，根据对发票等相关报销材料等核查结果同步财务出纳系统，有效拦截可疑发票的支付；

（4）对于购进环节发票通过OCR等技术手段将纸质发票录入系统进行自动化验证；

（5）建立和完善医药企业发票核查管理制度，通过企业办公系统流程等予以落实，使得发票管理措施在企业内部各部门中得到有效实施。

2、规范发票以及各类凭证的审核与管理

在信息化税务管理系统建立以及配套发票核查管理制度后，医药行业企业宜予以贯彻落实，着重规范发票以及各类凭证的审核与管理。

对于医药行业企业而言，两票制下最需要解决的就是销售费用的合规管理问题，医药行业企业需要立即从现在的通过虚开过票来解决销售费用问题转变到通过合规营销来有效降低消费费用和成本，具体而言可以通过规范企业的发票管理和凭证管理入手来有效的降低销售费用,从而真正管控住虚开发票的风险。

举例来说，在业务推广方面，对于会议费，除了保留发票外, 应当留存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参会人员、议程、现场照片、签到表等反映会议真实性的相关证明文件，企业财务人员要加强对相关凭证的收集和管理。总之，对医药企业而言所有的销售费用必须首先遵循真实性原则，这不仅是企业内部控制的需要，也是税务稽查、公安经侦部门调查的关键，在真实性原则指导下医药企业对于费用的发生一定要注意保存相关证据材料，这样才能有效降低被认定为虚开发票的法律风险。

3、探索合同销售模式，加强CSO合规性审查

行业监管与企业生存不是零和博弈。监管必须以引导整个医药行业长远健康发展为目的，荡除沉疴，革除恶习；医药行业企业、医药机构必须顺势而为，不可固守旧的经营模式和既得利益。背离社会需求和监管期待，必将被淘汰出局。

医药行业的产业链条长，虽然受众广泛，但行业封闭，对改革的调整适应期长。引进推广先进的营销模式是打破体制壁垒的有效尝试，应推动医药行业企业营销往专业化、学术化方向发展，逐步淘汰广受诟病的带金销售。目前，医药行业，包括医疗器械行业正在探索合同销售模式（CSO），在初期亦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但是，随着一段时间的探索，CSO的性质悄然变化，没有提供应有的服务，而成为虚开的帮凶，致使以湖北为代表的地方税务机关对CSO及其服务的真实性进行大范围的检查。因此，医药行业企业在探索合同销售模式时，务必加强CSO资质审查，并且确保服务合规。

4、建立风险隔离机制，借力税法专业人士

在两票制背景下，医药行业企业宜采用购销分离模式，更有利于保持上下游交易的独立性，防止虚开风险往核心层公司蔓延，经济损失和法律风险可以锁定，此即为风险隔离。

同时，建议医药企业在交易前对交易对方做必要的了解，通过对交易对方经营范围、经营规模、企业资质等相关情况的考察，评估相应的风险。一旦发现供货企业提供的货物有异常，就应当引起警惕，做进一步的追查，可以要求供货企业提供有关的证明材料，对有重大疑点的货物，尽量不要购进。

最后，医药企业自查阶段发现虚开嫌疑的，应当及时补救，自行进项转出，以免进入行政处罚程序。已经收到税务处理、处罚通知书的，应当尽快搜集相关交易真实性证据，积极行使提起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实践中，由于虚开案件起刑点低以及“刑事优先”的要求，税局一般会在发现涉嫌虚开后立即移交公安经侦部门处理，中止税务稽查程序，使医药行业企业涉税案件刑事风险到达顶峰。因此，在上述任何一阶段，均建议医药企业尽快聘请专业税务律师介入，维护企业及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避免处置不当或不及时，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5、税务稽查程序应引起企业高度重视

虚开案件的来源主要有四种方式，分别为税务机关等其他行政执法机关移送，购销交易链条企业牵连案发，报案、举报、自动投案及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自行发现的犯罪事实或获得的犯罪线索。前述四种案件来源中，尤以税务机关移送、上下游牵连案发数量占比较高。

一方面，稽查局选案机制对涉税违法案件线索的搜集甚至可以概括为“无孔不入”，涉嫌虚开刑事犯罪的，将随案移送依照税务稽查程序调查取得的证据。另一方面，发票协查制度的存在也使得稽查局在虚开刑事案件的查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稽查局在查办税收违法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委托有管辖权的税务局稽查局异地调查取证，即对发票违法案件进行协查。因此，一旦开票方被认定虚开，受票方主管税务局稽查局将可能第一时间介入案件，对受票方企业进行调查。

由于虚开刑事案件由税务机关稽查后移交的案件数量较高，且虚开犯罪涉及的发票开受、对公账户资金往来情况、资金回流情况、虚开税款数额、抵扣税款数额、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数额等关键事实，司法机关均需要借助税务机关力量侦办，且税警联合办案机制也带来税务机关深度参与虚开刑事案件办理。基于上述分析，企业应高度重视税务稽查程序应对，将沟通、风险化解端口前移，在稽查程序中通过专业税务律师介入，与税务机关积极有效沟通，以最大程度在行政程序中化解风险，避免虚开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