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鬼”李贺千古流传，因乾隆作祟，他的作品无缘《唐诗三百首》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年仅27岁的李贺，回到老家河南府福昌县昌谷乡（今河南宜阳），没过多久，他便因病去世。

李贺的一生虽短暂，但是他与李白，李商隐并称为“唐代三李”，一生更是留下无数千古绝唱。

比如“天荒地老无人识”、“天若有情天亦老”等等名句，都是出自李贺之手。就连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谈到李贺时，也对这位唐代诗人赞不绝口，称他为“诗鬼”，与“诗仙”李白形成截然对比。

奇怪的是，清乾隆年间成书的《唐诗三百首》，却没有收录任何一首李贺的诗句。那问题就来了，为何与李白齐名的李贺，其作品却无缘收录《唐诗三百首》，这是否与《唐诗三百首》成书时间有关系？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每逢笔者读到李贺的诗句，便会由衷佩服这位唐代大才子，他为何能写出如此具有意境的诗句？

李贺真是让人扼腕叹息的天才，年纪轻轻便英年早逝。不过，现阶段遗存的李贺作品，其中每首都是经典之作，相信这点应该是毋庸置疑。

然而，得到许多名人大家认可的《唐诗三百首》，却为何没有李贺的一席之地？

先给同学们简单介绍下，《唐诗三百首》的作者以及成书背景。《唐诗三百首》的作者本名叫做孙洙，号“蘅塘退士”。他出生于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卒于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享年68岁。

《唐诗三百首》还未出现之前，当时市面上大约流传了近600种唐诗选本。包括王安石编著的《唐百家诗选》以及大名鼎鼎的《全唐诗》。

到了清朝末年，反倒是默默无闻的《唐诗三百首》，却取代其他版本的唐诗选本，成为唐诗教材。比如钱锺书、毛泽东等人都曾回忆过，幼年时把《唐诗三百首》当作必读经典。

由此可见，《唐诗三百首》是具有极高的权威性。翻看《唐诗三百首》不难发现，杜甫、李白、王维、李商隐，这几人的作品多出现在《唐诗三百首》里。

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后人对这几位唐朝诗人，也是再熟悉不过。可就与苏轼一样，李贺的经典之作，却无缘收录进《唐诗三百首》。苏轼的《大江东去》无缘收录进《宋词三百首》中。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出现了这种差错呢？

按照近现代文人学者的考究，他们认为，《唐诗三百首》，成书于乾隆时期，具体点的话，是于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编成。

当时，大清朝国力强盛，正是“康乾盛世”的最后巅峰期。由于李贺是个离经叛道之人，他一生充满了对君权，还有儒家正统的蔑视。

说得更通俗点，李贺有些曲高和寡，他的一些作品藏有极其犀利的攻击与反动性。似乎《唐诗三百首》的作者孙洙，也不希望以一己之力，挑战乾隆的权威。

选择收录作品时，孙洙也没有考虑李贺。另外，李绅所著的《悯农》，也是一首千古绝唱的经典之作。

这首《悯农》主体内容是讥讽当权者的不作为，所以孙洙也没有将这首大名鼎鼎的《悯农》收录进《唐诗三百首》。

再回过头来看看李贺其它作品，比如《过华清宫》里曾明确写道，李隆基与杨贵妃曾在华清宫寻欢作乐。经历安史之变后，李隆基狼狈不堪逃到蜀地，不顾百姓与大唐的安危。

同学们想想，李贺这首诗明着暗着都在讽刺唐玄宗李隆基，认为他是个胆小如鼠的昏庸皇帝。与之同理，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执政时期，屡兴文字狱，孙洙若非吃了熊心豹子胆，他也绝不敢在《唐诗三百首》中收录李贺的作品。

孙洙需要收入那些歌功颂德，或者带有中立性的唐诗。诸如《悯农》、《过华清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不可能收录进《唐诗三百首》中。

倘若孙洙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这些批判写实的诗句收录进去，被别有用心之人告发，那么他将吃不了兜着走，很有可能小命不保。

正是因为康熙、乾隆等人大兴文字狱，打压其他学派，才导致孙洙编写《唐诗三百首》时非常掣肘，只能收录一些违心之作。

笔者认为，专家们这则看法非常正确。然而，李贺一生颇有吊诡之处，其作品太过奇异，也引起诸多争议。

李贺的作品，至少在古代是呈现两极分化的评价。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对于封建时期的文人而言，李贺的作品非常精妙，每首都有可读之处。可是这些作品，只能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品，不可能对其大加传播。

由于李贺写作风格太过离经叛道，他的诗句只能被一些小众派文人奉为经典，自是不可能收录进《唐诗三百首》。

总而言之，由于篇幅所限，《唐诗三百首》，包括其他唐诗选本，并不能把所有经典唐诗全部收录其中。李贺之所以未能在《唐诗三百首》中占据一席之地，也是由多方原因促成，这不能影响李贺被后人铭记。

“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我想用这首诗来点评李贺的一生，是再恰当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