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刑逼供
，始于
罗马法
，却最终深植于
苏格兰
。
酷刑成为处理疑难案件的常规方法，特别是在迫害巫师的行动中，
苏格兰
的做法酷烈至极，远超
意大利
和
西班牙
的宗教裁判所。酷刑被推向可怖的残暴之巅，远远越过了其他各地对它的限制。
1652年，当英格兰的司法事务特派员们坐镇
爱丁堡
时，在被带到他们面前的刑事罪犯之中，有两名已经在
苏格兰
教会（the Kirk）面前供认过自己罪行的巫师。
他们是六人一组的余孽，另外四个人死于刑讯逼供之下——比如手绑于背后，再拎着拇指吊起、鞭刑、灼烧脚部和头部、将点燃的蜡烛放入口中、让他们穿上吸满醋的马尾毛织品“好剥下他们的皮”等等。
另外一个女性被扒光衣物赤身裸体，放在一块冰冷的石头上，再盖一张粗砺的毛织物，就这样放了28个日夜，只喂她些水和面包。
记载此事的日志作家们还说，“法官们下决心过问此事，下令查明相关警长、官僚和行刑者是谁，以便为此等暴行向他们追责”。
作为16世纪最深刻的
西班牙
学者，
胡安?路易斯?维乌斯
（Juan Luis Vives，1493—1540）首先发出谴责的声音。
这位西班牙人曾斥责这样的
酷刑为
“
无用而且灭绝人性。
”
这个时代的另一怀疑论者
蒙田
（Montaigne），也毫不犹豫地给它盖上了
“
本人所反对之事
”
的大印。
蒙田
（1533-1592年），是
法国
人文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30多岁开始隐居法国乡村（后来曾被迫担任公职），致力研究和写作。尤以其典雅旁征博引的散文著称。
他说：“说实话，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危害性的方法；为了逃避如此深重的苦难，我们有什么不愿意说、不愿意做的呢？由此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一个法官为了不致使无辜之人冤死而对囚犯用刑时，他却会用酷刑将无罪的囚徒置于死地……
为了避免此人无辜受戮，而对他施加比死刑更严重的伤害，难道有何公正可言吗
蒙田
进一步借
傅华萨
（Froissart）的一个故事闻名了自己的立场。
故事讲的是，一个老妇人向巴雅泽（Bajazet）控诉一位士兵抢夺她的粮食。面对被告者的否认，土耳其首领立刻割开这名士兵的胃查看。他被证明有罪。——但是，如果他是无辜的，后果岂不是不堪设想？
1624年，博学的
约翰?格拉夫
在他的
《法庭改革》
（Tribunal Reformatum）一文中极力主张将酷刑废除。
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他有亲历荷兰加尔文派教徒迫害阿米尼乌斯派（Arminianism）的恐怖经验，而且他的书受到了充分的瞩目，多次重印。
1657年，
弗里德里希?凯勒
（Friedrich Keller）在
斯特拉斯堡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发表了一篇论据充分的论文，敦促将它
弃置不用
。尽管在1688年重印时，他给标题加的前缀显示，他基本不敢为这不受欢迎的学说承担责任。
随后，当
法国
编写
《1670年特别法典》
时，各地拥有最崇高品性和最大量经验的
地方法官们
都坚定地给出了他们的意见：
酷刑毫无用处，它极少能成功地从被告口中逼出真相，应当被废止
。
到该世纪末，学者们开始讨论这一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数
奥古斯丁?尼古拉
。
他所依靠的不是辩驳技巧，而更多地是以热忱和学识来驳斥这整个制度，特别对它在巫术案件的适用加以批判。
1692年，
冯博登
的著作中也提到了此事，并猛烈抨击其滥用行为，不过，还是承认它在许多种案件中的用处。
不久之后，
拜勒
（Bayle）在他的《字典》（Dictionary）中用他惯用的含沙射影方式谴责了酷刑的存在。
1705年，在
哈雷大学
，
波美拉尼亚
的
马丁?伯哈迪
，一位博土学位的候选人，在他的就职论文中，大力主张将其废除，而其院系主任
克里斯蒂安，托马斯
（Christian Thomas）称其言之有理，尽管对迅速变革的可行性表达了怀疑。
伯恩哈迪
声称，在他所处的时代，
荷兰
已不再采用它，而对于在
乌特勒支地区
废除，他认为归功于这样一个案件：
一个盗窃犯在依例受刑并招供时，诬赖了一位鞋匠，就只是为了报复这位鞋匠曾拒收了一双靴子，最后导致其被处死。
伯恩哈迪
冒险地用果断决绝的言辞斥责这种制度。
然而，他的主张太过宽泛，实际上直到1798年建立尼德兰共和国时，这种做法才被正式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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