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常识性的误解。
我们只能说，我们视为经典，经常诵读的李商隐作品中，无题诗数量比较多。
李商隐留下作品六百余首，真正以“无题”相称的不过十六首而已。即使加上以诗歌开头二字为题的十首诗，如《锦瑟》、《如有》等等，也不过二十多首，和李商隐的所有作品比起来，不过是极少数。
实际上写诗不写标题，是自古以来的做法。
最初的诗，即使到了诗歌状态已经成熟的《诗经》，里面的作品依然是没有标题的，大都是后来者取诗的前两三字而命名的，如“关雎”，“蒹葭”之类。
真正成熟的诗歌名字起源于战国时期的《楚辞》，多是内容或者乐章名，如《天问》、《九歌》。汉初开始出现了“徒歌”——只用于“诵”的诗句，文人思想开始独立了，不再依附于音乐而存在，所以写的东西也开始有自己的标题。到了汉魏之交，《赠丁仪》，《赠王粲》这些就与后世诗题接近了。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题的出现，命名方式主要体现为从不同角度来提示诗的内容或用途。这也是盛唐诗歌顶峰时期的命名方式，《登高》，《春望》，《夜雨寄北》这些都归于此类，不过标题也慢慢走向精细化，如《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等，把事由说得就越来越清晰了。
所以晚唐的李商隐，却写出这么多“无题”精品，就让人觉得有些意外了。
其实为诗拟标题，是一种故意为文的引导，这也是为什么到了曹植时代，标题才真正出现。实际上写诗的朋友都知道，只要不是命题作文，有感而发，取标题是写诗之外的另外一道工序。
文采好的，标题可以和内容天衣无缝，互为补充。文采差些，则标题多此一举，枯燥乏味。对于真正以诗来记录心情的朋友来说，写明时间、事由便已足够，甚至很多时候，诗写完了，标题都没取——这取决于诗人对作品的重视程度。
你把作品当回事，就会认认真真取标题，誊录，留下回味。可很多情感深邃，情绪饱满的诗人随手都是诗，人家并不是很在乎。
我们日常生活中写诗不也经常没有标题嘛。
李商隐自然是文采奇高之人，有一部分作品懒得取标题非常正常——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写标题是为了让读者提纲挈领，在进入诗歌欣赏的时候心里有个底。
李商隐的诗歌作品，我们多读一些的话，就会感受到诗人只是专注于彼时的情感描绘和塑造——他让读者感受到他的感觉，可是他并不真心想让你读懂他，知道这种感觉从何而来。
因此读懂他情感来由并不重要，我们跟着一起感动就好了，至于为什么感动，李商隐不见得愿意说。
这也是李义山故意忽略标题的原因之一。
很多人囿于逻辑、文理，总认为没有中心思想，便不是好诗文。而李商隐所作的诗，就是把自身逻辑全面隐藏，故作朦胧，但是他的文字却又让读者不得不爱——为什么中国文学史中义山独大，因为他是文学修辞中最妖的一位，关键是让我们觉得他唯美，并不反感。
如果曹植是文学诗歌修辞史上的开创者“老子”，李商隐则是修为已入化境的“庄子”。
故意不让主题可辨，正是他朦胧派作品中所选择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有标题的诗为大多数，但是这些无题诗才是李商隐作品的精华——为什么我们有义山诗大都无题的错觉？因为这些无题诗正是他的情感寄托所在，也是他开创朦胧派的基石所在。
就好像苏轼作为豪放派词牌创始人，其实他的豪放词也不过十几首，在他的词牌作品中占比率极少，但是开创意义却特别大，甚至决定了他个人词牌风格的划分。
李商隐的无题诗，正是起到了这个作用。
无题虽无题，篇篇是精品。
我们都有题，句句是垃圾。
这是一种阅读错觉，李商隐的无题诗数量并不多，但是精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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