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三国——详解东兴之战

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历史篇> [第109回]

作者：温骏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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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9回 诸葛恪之死

司马代魏过程中经历的三场叛乱，都发生在淮南前线。无论叛乱者主观愿不愿意，吴国的存在与态度，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在第二叛和第三叛之间，魏国与吴国之间发生了两场大的战役，对吴国内政及淮南的权力格局造成了深远影响。这两场战役也是司马师和诸葛恪二人的博弈。司马懿估计没想到，自己和诸葛亮斗法多年，下一代还是姓司马的和姓诸葛的在斗，只是战场东移了。

两个新上位的当权者，都希望用一场大胜来坐稳位置，司马师比诸葛恪早一点上位，更先完成准备工作。只是对吴战线漫长，到底怎么打是个问题。为此司马师下令对吴战区的几位主将献策，看谁的方案更合理。被划入对吴战场州部包含：青、徐、扬、豫、荆五州。青徐两州自臧霸时代起，在军事上就被归在一起，所以总计有四个主要将领，分别是都督青徐诸军的征东将军胡遵；都督豫州诸军的镇南将军毌丘俭；都督荆州诸军的征南将军王昶；加上都督扬州诸军镇东将军诸葛诞。这次讨论亦因此被称之为“四征献策”

这些将领献的进攻方向不尽相同，最终被采纳的是诸葛诞方案。具体来说以又称东关的濡须坞为主攻方向。诸葛诞的方案能够胜出，是因为他那位族侄诸葛恪帮了个忙。之前说到过，孙权在立孙亮为太子后，在建业城对岸的涂水建了一条大堤，蓄水成陂，扩大天然防御面。这条大提也成为了淮南一叛的导火索，让王凌借机去向司马懿请兵。其实早在二十年前，孙权在东关的位置上也筑过一条大堤，取“东关兴盛”之意命名为东兴堤。

公元229年，孙权将都城从武昌迁回建业，次年开始，连续几年在淮南用兵。东兴堤就是在公元230年出征合肥前筑的。濡须坞是依山畔水建在濡须水边上，两侧都是条状丘陵，筑坝在技术上来说是可行的。而濡须水又是巢湖通往长江的水道，这样的话就可以在冬季保持巢湖的高水位，连带抬高南淝水水位，让吴国水军在冬季也能进抵抗逍遥津。

那次战役由于满宠准备充分，没怎么打就退了回来。不过当时的东兴堤其实是个一次性工程，吴军需要先把船只开入巢湖，然后再筑坝蓄水。拿下拿不下合肥城，船只撤回来都得把堤给扒了，否则没有办法回到长江水道。后来满宠索性放弃合肥旧城，向北三十里再筑新城。这样的话再筑东兴堤，对北取合肥这个计划来说就没意义了，孙权也就没有再做尝试。

孙权死后，诸葛恪重拾这个计划，于当年冬十月水浅之时开始动工（公元252年）。诸葛恪这次做并不是为了北伐，本质是像堵塞涂水那样，进行战略防御。巢湖面积一旦扩大，魏国在巢湖周边的县，尤其是据守濡须水北口的居巢县就会被淹没。换句话说，不把巢湖水位上涨北伐手段，单纯用它来给魏国捣乱也是有意义的。

无论这次修复东兴堤的目的是什么，对魏国都是有害无益。濡须坞的战略意义自是不必多言，如今东吴又试图改变这个要点的地理结构，司马师遂采纳了诸葛恪推荐的这个主攻方向。同时以王昶为西路军攻南郡，毌丘俭为中路军攻武昌牵制吴军。其余诸军在司马昭的统领下合力攻东关。由于东兴堤是战争的导火索，这场战争一般被称这“东兴之战”。又由于战场在是东关，也被称为“东关之战”。相比前者，后一个名字会更容易让人定位战场的位置。

东兴堤筑好后，等到来年雨季，就能自动发挥水淹居巢的作用，所以诸葛恪筑好堤之后并没有留在东关，而是先回到江东整理内政。司马师显然不可能等到水涨再来进攻，当年十二月便由司马昭领步骑七万，南取东关。诸葛恪这边见魏军来袭，亦组织了四万军队北上迎敌。

东吴敢筑堤，就会想到魏军来破坏。筑堤的同时，诸葛恪在濡须水两岸依山各筑了一座山城，取名东城、西城，各以千人常驻护卫东兴堤。其中西城督为全琮的侄子全端。全琮在三年前已经去世，留下的政治遗产和军队，已经全面移交给了下一代。东城督则为留赞的儿子留赞担任。留赞原是凌统旧部，凌统性格刚烈不怕死，挑选的人也是如此。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江东闹过一场黄巾军。当时二十岁的留赞在吴郡做郡吏，战场上亲手斩了黄巾渠帅吴桓，自己的腿也受伤残疾不能伸直。天下大乱，留赞很想建功立业，不愿就此苟活，便自己用刀割开脚筋，让家人把腿拽直重新长好，再长好后算是能勉强行走。凌统听闻这些事迹，特意前去邀请留赞入自己麾下。

东兴堤横截河道，两端又有山城守防，魏军不可能从两侧上堤，于是先头部队就在胡遵的调度下，在水面上架设浮桥，由胡遵领军上堤。魏军这次南下不光是为了破坏堤坝，更是为了拿下整个濡须坞防线。为此，魏军并没有急于破堤，而是以之为依托向东、西两座山城发起进攻。由于是仰攻，直到东吴的援军抵近也没有拿下来。

这边诸葛恪乘船带着援军北上至东关之后，并没有从南面对东兴堤发动进攻。诸葛恪的战术是分兵向西，绕到东兴堤北面与魏军接战。这样做是因为如果从正面攻击的话，魏军接下来肯定会抢占东兴堤两侧高地的制高点，这样形成相持状态的话，吴军很难解东兴堤之围。不如乘魏军立足为稳，把战场推进到堤坝之此。这样就算是不能取胜，还能退回来据险对抗。

这支绕至敌后的吴军前锋由老将丁奉、吕范的次子吕据，以及留赞、唐咨四人统领。唐咨这个人比如特别，按现在的行政规划他是连云港人。这也是当年的徐州和现在的江苏，唯一的海港城市。曹丕执政时，这一地区曾发生民乱。唐咨就是民乱首领之一，失败后乘海路投奔吴国，被任用为将。说起来要是没这点地缘优势，还真是无路可逃。

东关东面这座山叫濡须山（现名太湖山），西面这座叫七宝山，各自延伸都有数十里。隔着山，你也不知道对面曹军的布防情况。丁奉觉得沿陆路绕行速度太慢，如果敌军让抢占了有利地形，打起来对己方是很不利的。于是跟其他将领说自己带着本部兵马三千，单独去寻找战机。其他人继续沿陆路穿越七宝山去与魏军接战。

丁奉有自己的计划，他的计划就是走水路。具体说其他部队是沿着先行进到七宝山北麓，然后东行前往东兴堤之北攻击魏军，丁奉则是到了北麓之后，寻找船只由巢湖水路去往东兴堤。有东兴堤堵着，吴军带来的船是进不了巢湖的。不过大船进不了，小船也就是魏军伐吴多次使用的“油船”，却是可以携带陆行的。如果丁奉不是正好找到了船，应该就是利用这些小船，让自己的这三千人进入了巢湖。历史记载，丁奉使用的船只上甚至还安有风帆，借助正在盛行的西北季风，两天就从上水方向抵达了东兴堤东北部的徐塘。

抵达东兴堤时，丁奉发现自己堤上魏军人数不算太多，于是决定不等大部队前来会合，自行发起攻击。战前丁奉为士卒鼓气道：“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由于堤上魏军的攻打方面是东、西两端的山城，警戒援军的方向也是在堤坝南边的水道。在南面没有发现敌军出现的情况下，并没有进入戒备状态，将领们还在摆宴饮酒。

发起弃舟登堤之前，丁奉让手下都把衣甲脱了，光着膀子，甚至让大家放弃长矛之类的长兵器，只带着短刀、盾牌准备跟敌人肉搏。此时正值寒冬，还下着雪。这种情况下，你不往前冲冻也得冻死。冲上去不能打胜抢了敌人的衣服，也得冻死。。这本来是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死打法，没想到却意外收到了麻痹敌军的效果。等堤上魏军发现一群人冒着大雪，光着膀子、拿着短兵器往堤坝上爬的时候，还以为是帮疯子（最起码没当正规军看），只顾着讥笑而没有提升警戒级别。

上堤之后的吴军，大声鼓噪着向魏军发起了玩命冲锋（被冻过的人都知道，冻得哇哇大叫是常规操作）。本来还在看笑话的魏军，转眼间就被这群遭了魔一样的吴军给冲垮了。丁奉这边杀得热闹时，留赞、吕据他们也从陆路赶到了。堤坝上的魏军见马上要被包饺子，纷纷想从浮桥上逃生，落水者不计其数。吴军这边几路兵马一汇合，战场的形势即刻呈现出一边倒状。外围魏军同样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也只剩下逃命。一场仗下来，魏军这边死伤数万，包括桓阶的儿子恒嘉，以及孙权最恨的叛将，韩当的儿子韩综都被斩首。

东关这边败了，偏师出击的毌丘俭、王昶亦只得烧了营寨撤了回来，司马师的这次南征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反观在这场二代之争中取得胜利的，则极大提升了自己在吴国的威望，让他有了信心主动发起一次北伐，而且时间就放在第二年三月。要知道东兴之战是在十二月打的，次年二月前线吴军才撤回江东，等于几乎没有休整便要打第二仗。

不管什么形式的帝位更迭，人心必然会有所浮动。稳妥的做法应该是先休养生息，把人心稳定好，各方都认可新上位的君主或者权臣时再对外开战。诸葛恪实际上是在孙权病重时，就已经接手了吴国政务。虽然大家都认为诸葛恪是最合适的人选，孙权还是担心他会刚愎自用。于是诏令除了生杀大权自己要过问一下之外，所有政务给由诸葛恪处理，相当于给一个试用期。整个试用期诸葛恪做事也是井井有条，赢得一片赞誉。

孙亮刚继位时，诸葛恪还出台了很多利官利民的措施，减免税赋之类的常规操作自不必多言，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官员们深恶痛绝的监察制度给取消了。孙权后期为抑制豪门做大，特别重视对官员的监察，设中书典校郎一职由酷吏吕壹担任。陆逊、顾雍、朱据等重臣都被他检举告发过。虽然吕壹本人在几年前已经被孙权杀了平民愤，但这项制度还在。

可以说诸葛恪完全掌权后的所有做法，都解决了之前的痛点。以至于他每次出巡，百姓都壅塞道路想一睹他的风采。如果照这个样子继续做下去，剩下的就只是选择做诸葛亮第二，还是司马懿第二了。可惜的是，孙权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孙权最担心诸葛恪刚愎自用，贸然北伐。他自己北伐那么多次都没有成功，不相信后面人能做得更好。诸葛恪修东兴堤这件事，其实也是孙权的遗命，目的就是为了防御，断绝诸葛恪轻敌冒进的想法。

诸葛亮在刘备死后准备了五年，才发起第一次北伐。诸葛恪一直认为诸葛亮过于保守，自己比叔父更优秀。正所谓福兮祸所伏，东兴之战的胜利，让诸葛恪甚至都不愿意再多等几个月。他回到江东的目的，只是为了动员更多的兵马。在一片反对声中，诸葛恪带着二十万人马开启了他当权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北伐。

这次北伐的目标，是孙权打了五次都没有能拿下的合肥。二十万是吴国有史以来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不是三路出击，只攻新城一个点。至于牵制魏国的任务，诸葛恪则寄托在姜维身上。这年正月，执行保守防御政策的蜀汉大将军费祎刚刚被魏国刺杀，新上位的姜维一直是个激进的北伐派，二人一拍即合。

比较让人无语的是，虽然现在坐船已经不能直抵合肥城下，需要再陆行三十里才能到新城，但吴军北伐绝大部分路程还是要依托水路的。换句话说，三个月前魏军损失了几万人，都没有能扒开东兴堤，因为诸葛恪这次的北伐被吴人自己给扒掉了。进军的路上，诸葛恪还命令吴军沿途驱赶魏国百姓入吴。不过诸将认为，魏国百姓见吴军北伐，早就被跑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分兵去抓人，不会有什么收获，还是应该集中兵力先把合肥新城包围住，然后提前准备好与魏国的援军交战。这个意见诸葛恪倒是听进去了。

此时正在总结失败经验的魏国，刚刚完成一次调防，将诸葛诞调防至淮北，毌丘俭从淮北调到淮南做扬州都督，扬州刺史则还是久在江淮的文钦。文钦跟毌丘俭关系融洽，不象跟诸葛诞、王凌这两个前上司那样关系紧张。这对于刚刚遭遇一场大败的魏军来说，算是个好消息。当时在驻守合肥新城的则是涿郡人张特的三千人，张特的官职只是一名牙门将。以当时的军制来说，牙门将是负责领一营兵，也就是一千人的。当时城内还有乐方及另一名没记录下来姓名的将领领军。没有更高一级将领的情况下，总归要有个主事的，所以主将就暂时由张特代理了。

以合肥新城的重要性来说，留一个牙门将做主将显然是不够的。最大的可能是受这次调防影响，淮南原本的主要将领都被诸葛诞带走，而毌丘俭还没来得及重新布防。虽然没有主将，但见吴军北伐，从寿春派个主将包括部分援军入驻应该还是做得到的。只是吴军势大，光靠淮南一地驻军无法救援，毌丘俭和文钦快马上书，让司马师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司马师给出的命令是固守寿春，等待由司马孚统领的援军来援。放弃新城力保寿春并不是新的作战方案，当年满宠就想这么做过，好处是拉长对手的补给线。不过当年新城刚筑，曹叡没有同意。这样做同时意味着合肥新城和里面那几千人被战略放弃了。张特的任务只是尽力拖住吴军，为援军抵达寿春争取时间。然而意外却发生了，这个意外不是张特降得太快，而是他坚持不降，生生的把二十万吴军拖了三个多月，最终还逼退了诸葛恪，就像当日以同样兵力在陈仓城拒守，逼退诸葛亮的郝昭一样。

合肥新城不大，但因为是魏军经略江淮的重心，营造的非常坚固。当日孙权每每以十万兵都拿不下合肥城，这次诸葛诞不再三路出击，而是把拳头握紧，只打合肥新城这一个点，就是认定这样做一定能拿下新城。二十万人拿不下一座城，吴军这边的士气受到了严重打击。雪上加霜的是，天气日渐炎热，疫病又开始流行。症状上看应该是疟疾。当时的人已经意识到是饮水问题导致疾病传播，并且容易在大暑天出现，但却不知道这是粪口传播所导致的。以后有谁穿越回去，记得告诉他们把水烧开了喝，并且把如厕地点设在远离饮用水源的地方，不光能挽救很多生命，还有可能改变历史。

见此情景，将领们纷纷劝诸葛恪这次就算了，乘魏军援军未集结完毕之机，先退回去。然而这次举倾国之兵北伐对诸葛恪来说意义重大，如果就这样灰头土脸的回去，不仅东兴之战提升的威望会损失掉，劳而无功还会授人以柄。因此坚决不同意回去，甚至以将领们虚报生病军士数量为由要斩将立威，连朱异都因此被夺了兵权。

不敢再提撤退之事的吴军，拼着最后一口气攻城，堆筑土山，架设各种攻城工具强攻。合肥城里的张特承受能力也到了极限。打了九十多天，城里的四千人已经损失过半，这当中不光有战死的，也有因疫病而死的，眼看就要被破城了。而司马孚的援军虽然已经到了寿春城，却因为预设的战场是在寿春，就坐在那里不出兵，旁观吴军在合肥城下跟张特缠斗。

张特和郝昭能坚守那么久，除了自身意志以外，跟曹操定的军法也有很大关系。边地诸将都有家属留在后方，高级将领的儿子还会授予官职在京，这些家属客观上都是人质。一旦投降敌军，就会被连坐。律法倒也不是不近人情，只要你能被围攻百日，并且没有救援的话，就算是降了亦可保家人平安。

城快被破的时候，张特就用这个理由写信给诸葛恪，让他再多等几天。同时说城里剩下的那一半人还不愿意投降，自己要做工作。为了让诸葛恪相信，张特把自己印授跟降书一并送去做信物。诸葛恪一看这个理由合情合理，想着不差这么几天也就信了。为了显示自己的度量，印授还是还给了张特。

利用吴军停止攻城的间隙，张特连夜把破损的城墙修补好，并筑了第二层内墙。这完全就是复制郝昭的路数，纯粹是个缓兵之计。等一切都做好，吴军准备受降时，张特的回话就变成“我但有斗死耳！”（我但求决一死战），诸葛恪见状只能再强攻。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本来吴军这边就是憋着最后一口气攻城，已经要把城破了。因为等着受降，大家的心情本已放松。现在又要攻城，而且对方还加固的城防，再打就打不下来了。

看见再拖下去真有兵变的可能，诸葛恪这边再不愿意也只能下令撤军。在寿春城坐镇的司马孚，本来是在以逸待劳，等着在合肥新城失过血的吴军北上再战的，见张特居然顶住了，还逼退了吴军。遂下令以文钦为前锋，绕到吴军归路上去截击，毌丘俭诸领各军南下掩杀。一战下来，吴军被文钦部斩首万余。诸葛恪意在立威的新城之战，彻底又变成了一次送人头行动。这样一看，孙权每至合肥，一听到曹魏援军南下就先跑路的做法，虽然样子不好看，却反而是个保存实力的好办法。说到底，吴军离了水战斗力就会锐减，注定只能偏安一隅。

这场司马家族跟诸葛家族的战争，对东吴的政治生态影响深远。事实上，无论是司马师的南征还是诸葛恪的北伐，都有点操之过急，也都有人劝过。核心意思都是应该先重民生，积聚力量缓图之，只是二人当时都没有听进去。东兴之战后，司马师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新城之败后，诸葛恪却不愿意承担责任安抚民心。

诸葛恪也知道自己在一片反对声中出征，损兵折将不好交待，便不想回建业，先是江心岛上驻留了一个月，然后决定沿长江而上，到浔阳去屯田。无奈这件事情总是要有个交待的，建业那边的诏书一封接着一封，诸葛恪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回去了。回去归回去，态度还是不能软。一到建业城，诸葛恪就把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朝廷选任的官员全数罢免，重新选调。主政风格也越来越严厉，动不动就斥责。

这样用高压手段，无非是不想让人追究自己失败之责，并非长久之计。对内不想服软的诸葛恪，希望用一场胜利来挽回人心，因此在积极谋划第二次北伐。这次他准备由广陵而上进取青徐。然而眼下几成全民公敌的诸葛恪，先得有命活到这天才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个道理诸葛恪怎么会不懂。担心被人刺杀的他变得疑神疑鬼，甚至更换了自己的卫队。这个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小皇帝孙亮和当初力挺上位的孙峻的确准备动手了。

诸葛恪再担心自己的安全，作为丞相+将军也不可能总一直躲着不面君的。最终还是被孙峻以皇帝赐宴为名，诏至殿上诛杀。孙亮这年才十一岁，事情很显然是孙峻的主导和策划。诸葛恪被杀之后，连带三族都被夷灭，应验了诸葛瑾当日的担心。孙峻则顺势成为了东吴新一代的权臣。事实上孙峻当日推诸葛恪上位，是因为自己资历不够，无法与之争锋，可以说一直在等待诸葛恪犯错取而代之。

魏国和东吴一样，在幼主上位时都必须在宗室和士族中选择代理人，平衡二股势力的关系。隐忍是司马懿的特长，一开始让曹爽冲在前面把人都得罪完后，自己再出来做好人收拢人心。相比之下，诸葛恪还是显得城府不够。他这一死，东吴以后的权柄就此落入宗室手中。好处就是东吴没有出现魏国那样，被外臣取而代之，改朝换代的情况，反而成了三国中最后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个国家。只是这说到底也没什么意义，三国相争了那么多年，天下最终还是姓了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