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案例看代孕纠纷法院裁判规则

案例一：少女卖卵致重伤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19日对外发布一起案例：一名年仅17岁的少女梁某，经朋友介绍，以1.5万元的价格出卖卵子赚钱，并由中介邓某、赖某所在的公司安排对其进行取卵手术。期间，邓某、赖某陪同梁某进行面试、体检、打促排卵针等，后梁某被带至一无名别墅进行取卵手术。经鉴定，梁某双侧卵巢破裂，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事后，赖某、邓某的家属曾分别代为赔偿梁某损失25万元、18万元。法院以非法行医罪判处邓某有期徒刑一年；判处赖某有期徒刑10个月。

案例二：代孕妈妈被客户退单孩子无法上户

47岁代孕妈妈吴川川2017年在怀孕三四个月检查出来患有梅毒，其被客户退单，怜惜胎儿拒绝流产跑回老家产女，然而却无法为孩子上户。

代孕案例三：富商代孕生八胞胎

【富商借试管婴儿代孕生八胞胎 代孕五胎为超生】去年１２月，广州一富商夫妇借助试管婴儿技术孕育８个胚胎。妻子自身植入３个，又找来两位代孕妈妈植入另５个胚胎，诞下４男４女“八胞胎”。广东省计生委近日表示，除母亲所生３个孩子外，代孕妈妈所生的５个孩子为超生，将向这对夫妇征收社会抚养费。

案例四：企业行贿 花340万为官员代孕生两个儿子

王保安交待，其在和关成善、彭某聊天时多次流露出没有儿子的遗憾。“关成善、彭某夫妇为了感谢我，抓住我想要儿子的心理，投我所好就提出要给我用代孕生子的方式生个儿子，我同意了。”

根据判决书，2012年初彭某通过网络广告找到第一家代孕机构。彭某和该代孕机构一共签过两次代孕协议，第一次签的是单次的，就是最后成不成功代孕机构不负责，第二次签的是包生男孩的。在此期间有两次没有成功。后来大概在2015年1月代孕母亲怀孕了。2015年9月28日男孩子出生。最后代孕费各项共计166.5万元。

另外，2013年底，彭某联系了另外一家代孕机构，表示想要一个男孩。代孕期间几次胚胎移植没有成功，大约在2015年4月代孕妇女怀孕，2016年1月18日孕妇在燕郊冶金医院剖腹生下一个男孩。

王保安交待，彭某安排其多次在北京、山东潍坊取精并按照其要求找了提供卵子的女孩，期间失败了几次，但最终在2015年9月28日和2016年1月18日为其生下两个男孩。

另外一个，赵汝林找人代孕生子

根据通报，审查调查表明，赵汝林涉及如下“七宗罪”：

违反生活纪律，追求低级趣味，长期接受有偿性服务，为生儿子传宗接代假离婚、找代孕

案例五：揭秘湖北“代孕村”！“我女儿和儿媳妇都做过”

虽然代孕被当局明令禁止，仍有不法中介以丰厚报酬，利诱乡村妇女成为代孕母亲，衍生出“代孕村”。不过怀孕有一定风险，有代孕母亲因频繁怀孕，导致旧伤口被撑破而送命。

报道称，有内地记者今年3月到湖北潜江七里村调查，发现该村妇女代孕成风，有村民更称：想赚钱的年轻妇女都去代孕了。原来该村早在十年前，已有妇女到城市从事代孕母亲行业，当中以年轻妇女为主。由于务农所赚的钱太少，不少妇女都甘愿铤而走险，“靠代孕来钱多，还来钱快”。

报酬方面，村民又爆料指代孕母亲每诞下一名孩子可获十五至二十五万元（人民币，下同）不等的报酬，双胞胎的报酬更丰厚，因此有年近五十岁的妇女也冒险代孕。不过，有些代孕母亲生过一、两胎就不育，也有些妇女生了三、四胎仍继续代孕。

村民指出，为了成功怀孕和保胎，代孕母亲都要注射有助孕素之称的黄体酮，“屁股有打得肿起来的，打完这个地方全是硬的，一天一针，连续打七十五针”。即使如此，仍有人未能成功保胎，甚至要多次接受人工受孕才能诞下小孩，令身体元气大伤。

报道称，怀孕不是零风险，因此代孕衍生不少问题和意外。曾有代孕母亲接受多次流产手术，最终要切除子宫，导致终身不育。另有一名三十多岁的代孕母亲成功诞下孩子，当再次怀孕时，其之前造成的伤口意外被撑破最终送命，家属却只获数万元赔偿。

村民又透露，为中介寻找代孕母亲的人，亦能从中收取佣金，“中介一年介绍二十几人，从这里介绍过去，介绍费就是十几万”。其中一名村民曾替中介介绍两名代孕母亲，因此获得一万元介绍费。

代孕纠纷法院裁判规则

案例六：代孕中止后，代孕母亲所获利益是否应予返还
郑某与严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2018）赣1121民初3180号
裁判主旨：
1.意向父母与代孕母亲签订的代孕合同无效。
2.代孕母亲依据代孕合同所获得的利益不成立不当得利。
3.代孕母亲所获利益，在除去实际开支及个人损失部分外，剩余的利益酌情返还。
案件事实：郑某因其妻难以再次受孕（已育有两个女儿），遂萌生请人代孕念头。2016年郑某与严某达成代孕意向。郑某与严某于2017年5月签订协议，双方约定协议期间不得在对方未发生违约的状况下中止协议约定内容，否则私自中止方属于违约；严某在服务期间因代孕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郑某承担，另需付3千元/月生活补助费；此次代孕费用共35万元。
协议签订后，郑某于2017年5月、9月分别支付严某代孕费8万元、生活费1.8万元；代孕费7万元，生活费9千元。
2017年8月，严某接受试管助孕，并成功怀孕。严某怀孕后，郑某请人为其抽血并送至境外机构鉴定婴儿性别，得知严某所怀的是双胞胎女儿后，郑某就拒绝支付任何费用。严某随即离开医院，不久自然流产。
后郑某向法院起诉，要求严某返还不当得利17.7万元。
判决结果：判决被告（代孕母亲）酌情返还5万元，驳回原告（意向父亲）其他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
1.原、被告签订代孕协议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2.实践中并不是所有没有合法原因取得的利益都适用不当得利，以下几种情形不构成不当得利：（1）明知无给付义务或为履行道德义务而给付;（2）不法给付；（3）提前清偿未到期的债务或偿还已过诉讼时效的债务。所谓不法给付是指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公序良俗的给付行为，本案原、被告签订的代孕协议即违反法律规定，违背公序良俗，故被告依据代孕协议获得的利益不成立不当得利。
3.结合原、被告的过错程度，原告已育有二女的情况下，主动寻求他人代孕，不排除其求子的愿望。在得知严某所怀系双胞胎女儿时，原告产生放弃的想法，符合逻辑，原告的主观过错程度显然更大，承担主要责任。
案例七：妻子找人代孕时未提供卵子，其与孩子不存在亲子关系

孙某与来某亲子关系确认纠纷一案（2015）杭拱民初字第666号
裁判主旨：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
案件事实：原告孙某与被告来某之父原系夫妻，双方协商一致雇人试管代孕生育后代。代孕事宜过程被告均由原告安排。2008年8月，被告来某出生，产妇登记姓名为“孙某”，产妇体格检查血型为“O型”。家庭户口簿记载：孙某为户主，来某之父系户主之夫，来某系户主之子。2011年7月，孙某与来某之父协议离婚，来某由其父抚养并随父生活。
孙某于2015年4月起诉来某，请求确认其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
判决结果：原告孙某与被告来某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
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本案中，孙某请求确认其与被告来某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并提供医院报告予以证明，并申请对其与来某亲子关系进行鉴定。被告法定代理人来某父亲拒绝进行司法鉴定，并承认来某与孙某没有血缘关系，庭审明确来某据以出生的卵子不是来源于孙某。因此推定孙某与来某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
案例八：自然受孕的代孕母亲，是孩子母亲，拥有孩子的探望权
谢某与高某探望权纠纷一案2018渝05民终3328号
裁判主旨：
1.自然受孕的代孕行为，代孕母亲为孩子生母，享有探望权。
2.在此情形下，分娩的孩子为非婚生子，享有与婚生子同等的权利。
3.本着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原则，如探望行为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应当暂时中止探望的权利。
案件事实：高某与陶某系夫妻。高某与谢某于2015年3月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达成的代孕协议；代孕方即日起，每个月工资为4千元，代孕总补偿金为30万……代孕方在甲方按协议付清所有费用后，不得再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并需于交接孩子时，亲写一张放弃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的弃权书。
此后，高某以直接受孕的方式让谢某怀孕，谢某生产一女，取名高某2。自2016年1月至2016年8月期间，陶某从中国民生银行卡内转款384500元至谢某处。
高某2自出生至今由高某抚养，谢某未见过高某2。谢某多次要求探望高某2，均被高某及陶某阻拦。谢某向法院起诉，要求行使对高某2的探望权。
判决结果：认定作为生母的谢某享有探望权，但对其诉讼请求暂不予支持。
法院认为：
1.《合作协议》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对双方没有法律约束力。高某2因自然受孕，由谢某分娩，故认定高某2系谢某、高某之女。谢某作为高某2的亲生母亲，在高某2由高某一方直接抚养时，谢某享有对高某2的探望权。
2.高某2属于非婚生女，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依据《婚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高某2自出生开始一直由高某1与陶某抚养，陶某是高某2的养育母亲，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纵观本案，继母陶某与高某2、高某已然形成一个完整家庭。
3.《婚姻法》第三十八第三款规定，父或母一方探望子女的权利，应受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约束，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应当暂时中止探望的权利。因高某2年龄尚小，需要稳定的家庭环境。本案双方在探望问题上无法调和，存在一定的对立冲突，在此情况下不适于探望。故谢某的探望请求暂不宜支持。
案例九：通过他人代孕生子 女方可以与该子女有抚养教育行为 建立建立继父母子女关系
无血缘关系的代孕子女，继母是否享有抚养权
陈某诉罗某监护权纠纷一案（2015）沪一中少民终字第56号
裁判主旨：
1.代孕所生子女的亲生母亲，应根据“分娩者为母”原则认定为代孕者。
2.认定代孕子女与继母形成拟制血亲的条件：非生父母一方有将代孕子女视为自己子女的主观意愿，对代孕子女有抚养教育之事实行为。双方成立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3.代孕子女的监护权归属应兼顾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4.认定成立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并不代表法院对代孕行为的认可。
案件事实：罗某与陈某婚后通过购买他人卵子，并由罗某提供精子，委托他人代孕，生育一对异卵双胞胎即罗某丁（男）、罗某戊（女），两名孩子出生后随罗某、陈某共同生活。
2014年2月罗某死亡，陈某携孩子共同生活。2014年12月，孩子的祖父母提起监护权之诉。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曾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祖父母与两个孩子血缘关系鉴定，结果：不排除祖父母与孩子之间存在祖孙亲缘关系。法院另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陈某与两个孩子之间血缘关系鉴定，结果为：排除陈某为两个孩子的生物学母亲。
判决结果：驳回祖父母的诉讼请求，陈某依法享有两个孩子的监护权。
法院认为：
1.代孕子女法律上的亲生母亲，应根据“分娩者为母”原则认定为代孕者。
2.我国法律规定的父母子女关系包括自然血亲关系和拟制血亲关系。拟制血亲虽本无血缘关系或无直接血缘关系，但从法律上确认其与自然血亲具有同等权利义务。陈某与孩子的关系应认为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其成立具备两个条件：主观上非生父母一方有将代孕子女视为自己子女的意愿，客观上非生父母一方对代孕子女有抚养教育之事实行为。
3.关于孩子的监护权归属，司法实践中应尽可能最大化地保护子女利益。从双方的监护能力、孩子对生活环境及情感的需求等方面考虑，将监护权判归陈某更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4.认定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并不意味着法院对非法代孕行为予以认可。之所以作出这一认定，是基于陈某抚养了孩子这一事实；本案并非代孕协议纠纷，而是代孕所生子女的监护权纠纷，故首要任务是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无论对代孕行为如何否定与谴责，代孕所生子女当属无辜，其合法权益理应得到法律保护。
案例十：婚外情侣美国代孕生子 费用共同负担
赵某与陈某合同纠纷一案（2019）京02民终13918号
裁判主旨：
1.跨国代孕生育行为存在规避国内法律法规的意图，不被我国法律所认可。
2.代孕合同因有悖于公序良俗，相关约定确认无效。
3.代孕事项的意向父母双方作为合同主体，在缔约过程中过错程度等同，已经发生的代孕费用应当各负担一半。
案件事实：赵某、陈某系婚外情侣关系。2017年11月赵某想通过委托美国机构代孕的方式生育子女，陈某提供精子。2018年2月，赵某在美国完成取卵手术，并形成胚胎。2018年3月，赵某回国后与陈某发生矛盾，后双方于8月中止了在美国洛杉矶代孕事宜。至此，赵某因代孕事宜，支付相关费用共计100余万。
后赵某向法院起诉，要求陈某负担全部有关代孕费用。
判决结果：陈某与赵某（意向父母双方）就代孕事项已产生的费用100余万元各自承担一半。
法院认为：
1.我国现有法律未明确界定代孕行为的定义与法律后果。《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因此，在国外进行代孕生育，双方均存在规避国内法律法规的意图与行为，其行为不被我国法律所认可。
2.《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亦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公序良俗原则适用于人身关系，本案所涉代孕协议的评价，超出当下社会所普遍承认的伦理道德范畴，应认定无效。
3.代孕协议相关法律问题亦关系着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商业代孕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并非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本案争议不仅涉及到将金钱补偿作为合同的补救措施，也关系到代孕母亲根据代孕合同条款履行义务及相应抗辩的权利。因此，应认定双方有关代孕行为的约定均为无效。
4.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双方在代孕协议订立和履行过程中均有过错，双方过错程度应为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