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西来说”，在西方学术界由来已久。
而其产生重大影响，则源于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考古发掘。
长期以来，安特生在我国舆论中，可谓一位毁誉参半的学者。
他揭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序幕，发掘了河南渑池仰韶村等众多遗址，发现并命名了“仰韶文化”，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
由于他的发现，西方学术界“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不攻自破。
可以说，安特生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之一。
然而，在其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安特生却提出了著名的“仰韶文化西来假说”，在国际上影响很大。
这一假说长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质疑和批判，并最终被彻底否定。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安特生更被批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其学说被斥为是在为西方的“种族优劣说”找根据。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安特生才逐渐被重新回归为一位学者，为中国考古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不过，直到今天，仍有一些学者认为，安特生的学说“完全是出于民族的偏见”；
而其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影响，也一直未消声匿迹，甚至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但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先生撰文指出，长期以来，“我们把‘中国文化西来说’当成安特生始终一贯的学说（进行）批判，是不公允和片面的……安特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据陈先生介绍，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其实主要是“彩陶西来说”）只是一种假说；而且在不同时期，随着其占有资料的不断充分，其认识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在1923年以前，由于看到仰韶彩陶与安诺及特里波列等近东和欧洲彩陶近似，安特生先是提出它们可能同出一源；
之后根据其他专家安诺早于仰韶的意见，认为彩陶可能是由西向东传播的，经新疆、甘肃传入河南。
但这仅限于彩陶“西源论”，并未涉及到其它方面；而且这只是一个尚待证实的假说，安特生并未肯定它。
为了验证这种假说，安特生用两年时间调查了甘青地区的史前遗存。
1924年，安特生受德国学者李希霍芬的影响，提出了“中国史前文化新疆起源说”，认为河南、甘肃发现的史前文化，是在新疆发源并成长起来的，然后从新疆迁徙到黄河流域，先到甘肃，最后扩大到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带。
1932年，安特生仍坚持中国彩陶与西方彩陶之间的相似；
由于在仰韶期之前中国没有发现过彩陶，在当时看来彩陶几乎是突然出现的，他也仍坚持彩陶西来的假说。
但他已经认识到，中国彩陶在质量上高于西方，对“西来说”发生了怀疑。
同时，根据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对甘肃和河南出土人骨的鉴定报告，使安特生进一步认识到，无论是甘肃或是河南的史前人类，都是中国人的祖先。
1943年，安特生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通过比较，他得出仰韶期彩陶同近东无关的结论，至于仰韶彩陶的源头，他也并没有追溯到西方；
相反，由于马厂期彩陶与安诺及特里波列彩陶的近似，而马厂期晚于仰韶期数百年，代表一种衰退期的特征，所以安特生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是彩陶的给予者而西方是接受者。
不过，这也只是一个假设。
而安特生最后的结论是，在当时资料有限的状况下，对中国彩陶的源流以及与西方彩陶的关系问题存而不论，留待将来资料丰富以后再加以解决。
可见，我们对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是有所误解的，事实上，他后来几乎是否定了自己当初提出的假说。
今天，中国文化是独立起源和发展起来的看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但关于中国史前文化与近东史前文化的关系问题，却仍是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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