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分化严重：穷孩子入学率40%，富孩子则是80%

　　【本文节选自《我们的孩子》，作者：[美] 罗伯特·帕特南 译者：译者田雷、宋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经出版社授权在网易新闻平台发布，欢迎关注，禁止随意转载。】

　　幼儿教育

　　现如今，在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母亲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会选择做全职妈妈，比如本德镇的帕蒂和亚特兰大的西蒙娜，而另外三分之二的母亲因为要外出工作，所以如同许多高中教育程度的母亲一样，必须寻求某种幼儿日托服务。许多调查都已经表明，教育程度高的职场妈妈会送孩子进入高质量的托儿所，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她们付得起费用。高收费通常自有其道理，高质量的托儿所会更好地培养孩子们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发育。当然，关于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到底有多强，这种先发优势是否会随着孩子开始读书而逐渐消退，目前来看都存在争议。不难想象，在孩子发育的过程中，好父母永远是第一位的，其意义要远远大过好的日托教育一－但问题在于，好事成双，那些幸运的孩子总是既有好的父母，也能上高质量的托儿所。

　　同样地，日托教育的阶级差异也越拉越大，至少当我们观察职业化日托中心的入学机会配置时，就能发现阶级鸿沟之所在。过去15年以来，受教育程度高的母亲会为她们0~4岁的孩子选择更正规的专业托儿所，而受教育程度低的职场妈妈则不得不将孩子托付给亲戚（经常是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甚至干脆放任孩子无人照看。当然，有些托儿所提供的服务差强人意，反而是许多祖父母可以尽心尽责地照看孩子，但总体来看，专业的托儿所可以提供更高品质的育儿教育。简言之，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为他们的孩子选择品质更高的日托服务，与此同时，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母亲则无心，或者有心也无力。“

　　如果观察年龄更大的孩子，当他们到了4~6岁的阶段时，教育上的阶级差异甚至变得更为显著：在大学毕业的母亲中，70%的妈妈会为孩子安排专业化的、有实体机构做支撑的托儿所，相比之下，在高中教育程度的母亲中，同比数据只有40%。近年来，虽然0~4岁阶段的儿童在日托教育上的阶级差异持续扩大，但4~6岁年龄段的阶级差异却保持着稳定。父母若是受过良好的教育，则向来不吝于投入更多的经济资源，将他们4~6岁的孩子送到更高质量的专业托儿所。但近年来，上层阶级的父母已经把这种经济优势进一步提前，为他们0~4岁的孩子投入更多的教育资金一一而晚近的脑科学已经证明，这一阶段恰恰对儿童的发育至关重要。

　　当我们观察正规的学前班教育时，上述的阶级鸿沟甚至还要扩大。根据美国早教研究所的报告，“统计4周岁孩子的学前班（包括公立和私立的）入学率，即可发现，家庭的经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入学率。孩子如果出生在经济收入最低40%的家庭，入学率大约在65%，而收入最高20%的家庭的同比数据为90%。如果统计3周岁的孩子，由于公立学前班很少为此年龄段的儿童提供入学机会，则在中低收入的家庭中，孩子的入学率大约在40%,而收入位居前20%的家庭的同比数据是80%”。简言之，无论我们运用何种指标来衡量父母对儿童发育的投资，孩子如果是来自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裕家庭，则他们领先的可不止一步，而且这种差距现在还越拉越大。

　　父母承受的压力

　　为人父母者必定要面对种种日常琐事，从跟着孩子身后收拾整理，到协调有所冲突的日程，缺乏隐私，以及没有时间自处或者和伴倡相处，这都会造成生活中的压力。不仅如此，父母还不得不同生活中的常见压力作斗争，尤其是要直面工作的挑战。当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家庭承受的日常压力有轻重缓急之别，但大量的研究已经显示，父母承受过度的压力往往会造成迟钝并且粗暴的教育风格，最终受害的还是孩子。生活的压力会造就更严苛、更没有责任感的父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经济压力会扰乱家庭关系，促生消极无为或者反复无常的父母，最终会加重孩子们所承受的慢性压力。

　　本书讲述的所有人生故事都阐释了一个道理，父母的经济困难会导致高压教育，而高压教育则导致孩子表现不佳。始自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无疑又让众多家庭雪上加霜，但正如图表3-6所示，过去三十年间，父母所承受的经济压力有增无减，更重要的是，还表现出了稳步扩张的阶级差距，由此对为人父母之道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关于图表中的经济焦虑程度是如何测算出来的，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一系列有关家庭收入和债务的问题，然后对受访者的回应做定量处理。)2007年时，第一夫人劳拉·布什曾在一次白宫访谈中谈到了美国孩子中日渐成型的阶级鸿沟，“如果你的工作岌岌可危，居所也是朝不保夕，你当然就没有什么精力可以投放在孩子身上”。第一夫人这一席话，当时只道是平常，但却预判了行为经济学的最新研究结论：2013年，两位行为经济学家山德希尔·缪雷恩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和埃尔达·沙菲尔（Eldar Shafir)出版了他们合著的《匮乏的人生》（Scarcity),其论证就同劳拉·布什的观点不谋而合。两位作者在书中写道，假如长期生活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大脑思考、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受损，好比电脑如果同时运转太多程序的话，系统速度就会被拖慢，因此如果同生活在充裕环境中的幸运者相比，匮乏的人生通常也是低效的人生。我们经常会想当然地认为，贫穷的父母在教育孩子时缺乏技巧，也没有关心和耐心，往往一言不合就动手，但我们没有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这样。事实上，这都可以归因于贫穷的父母已经承载了太多的生活重负，精神极少获得松弛。“为人父母者必须要心有余力，”两位作者写道，“做父母的要在思虑周全后再做出决定，要甘于做牺牲，同孩子们的约定必须得到恪守，亲子活动要提前做好安排，可以时常同老师会面，认真对待老师反馈的意见，还要能为孩子提供或获取指导意见或其他帮助，然后监护孩子。对任何人来说，无论他手里握有多少资源，都绝非易事。但要是做父母的生活捉襟见肘，那么做称职的父母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鸿沟现在看起来最可能影响到孩子认知能力的发展。相比之下，父母所承受的生活压力则会扰乱孩子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包括心理健康。”让现状更加糟糕的是，在同等教育和家庭收入水平之上，单亲家崖更容易经受前文所描述的生活压力，这也使得单身爸爸或单身妈妈

　　更难劳心劳力地照顾孩子，难以为他们提供事无巨细的支持。因此可以这么说，美国现如今在经济上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事实上加刷了有钱家长和贫穷家长之间的教育鸿沟。我们在本章关注的是直接方式。

　　隔代抚养

　　今天的美国，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下文同）在孙辈生活中经常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远非半个世纪前的祖父母所能及，原因也很简单，现如今的祖父母身体更健康，口袋里也更有钱。但我们还是要意识到，这一总体趋势在上层家庭和下层家庭中也有不同的展开。简单地说，下层阶级的祖父母所能贡献的主要是时间，以此替代父母的经济资源；而上层阶级的祖父母所贡献的主要是金钱，由此补充了父母的资源。

　　全美境内，4%的孩子主要由他们的祖父母抚养或照看，伊利亚就是其中一例。而这种隔代抚养的模式主要集中在下层社会，如果出生在今天的美国，父母满足如下五个条件：特别年轻、尚未成婚、贫穷、受教育程度低、没有工作，那么这个新生儿就很有可能要同他的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更糟糕的是，他们的祖父母往往也是贫穷的，没读过什么书。从1970到1997年，越来越多的祖父母充当起孙子女的主要抚养者，人数比例在不到三十年中翻了一番，而且几乎全部的增长都集中在贫穷的少数族裔家庭。

　　正是因为下层阶级家庭的崩溃，才导致这种全职祖父母的出现，他们取代父母承担起了教育孙子女的任务。祖父母的隔代抚养提供一种非常宝贵的人身安全网－比如说，如果统计那些同祖父母住在一起的单亲家庭孩子，有别于那些典型的单亲家庭孩子，则他们患抑郁症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在下一章中，我们将遇到生活在橘子郡的两姐妹罗拉和索菲亚，她们的幸运之处就在于：吸毒成瘾的母亲撒手人寰后，外祖父母接管了她们。祖父母的补位让孩子不至于流落街头，但他们能做的通常也仅限于此，不过是用贫穷的、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监护人替代了贫穷的、受教育程度低的青年监护人－－换汤不换药。（小孩子如果可以得到来自祖父母的照顾，那么显然要好于流落街头；但如果他们的亲生父母还是有能力照顾他们，那么隔代抚养不见得更好。）伊利亚的悲惨童年就是鲜活的例证。祖父母补位，提供隔代抚

　　养，此前多见于有色人种的家庭，但现如今在贫穷白人中间也如同星火燎原。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上层阶级的家庭内，祖父母的隔代抚养并不常见，而且也没有呈现出增长之势。原因很简单，上层社会中鲜见支离破碎的家庭。

　　现在的上层阶级祖父母要比上一代的祖父母更有钱。这也就意味着，上层社会的孩子不仅能得到来自父母的雄厚经济支持，更有祖父母为之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讽刺的是，这些孩子反而比那些穷孩子更有可能获得来自祖父母的经济馈赠，虽然他们事实上并不需要这笔钱。简言之，如果把祖父母这一辈的因素考虑在内，则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的阶级鸿沟就会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