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什么因素让新中国外交政策选择一边倒？实在是迫不得已

新中国即将建立，如何选择我国的外交政策，毛主席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曾经说到：

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很多读者可能不太理解老一辈的良苦用心，和他们的格局。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深知新中国建立初百废待兴，需要各种经济援助与合作，如果就玩出各种花样进行封锁、要挟。

在当时，也有第三方面的一些人士提出“向美、苏两面靠”，他们从商业利益出发，认为向两面靠可以拉住西方国家，争取经济援助，缓解新中国恢复经济的诸多困难。

究竟采取哪种外交政策？国际和国内都非常关注。而我党在外交关系上划了一条红线必须“断绝对国民党支持”，双方才可以发展外交关系，这一政策一直沿用到至今。有关国家也在为使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而作着各种各样的尝试，也包括脚踏两条船。

毛主席在通盘考虑新中国的对外方针。如何对待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十分敏感而又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而毛主席不愧是国际关系处理高手，在研究国际关系过程中，针对美国战后的对华政策和它的全球战略，形成著名的三个理论：

•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理论；
• “两大阵营”的理论；
• “中间地带”理论。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理论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解放战争前，他就在中国进行观察和分析，在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杰克·贝尔登就分析战争发展的趋势将会怎样？当时在华的其他美国观察家对蒋介石与中共打仗的结局大致有3种估计，杰克·贝尔登也认可这三种可能形成的结局：

少数美国和西方军界人士认为，蒋介石不出一年就会击败共产党的军队。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如果没有外国势力的干涉和援助，国民党不能那么轻易打败共产党，双方的战争将持续三十年甚至五十年。

绝大多数人认为，蒋介石即使不能完全消灭共产党，也能把他们赶入山中，打通铁路线，重新统一中国，谁也不能与谁争雄。

当时的蒋介石和他的团队更相信第一种结局，所以才迫不及待的发动内战，但是杰克·贝尔登进入解放区之后，主人以上3种看法都是缺乏常识的见解。根本就不了解人民军队的力量，因为只看到蒋介石武器精良、人数众多这占优势。没有掌握极普通的中国人的心理。忽视了人心向背的力量。

贝尔登认为，中国内战绝不会像美国观察家分析的那样发展，形势将会变得有利于中国共产党。

贝尔登的分析与毛主席的战略判断结果极其近似。

在中共七大，毛主席透过问题的表面发现事物的本质，对美国繁荣后面隐藏的危机作了大胆的预言。毛主席说：

美国资本主义从现在看是“向上”的， 历史上也未曾见过生产在战争中的大发展，超过它战前生产的两倍。

1928年繁荣期间，美国的生产总值为600亿美元，现在，有人说是2000亿， 如果说过去600亿是两个指头，那么现在若为2000亿就差不多是七个指头。它的生产有这样大的发展，所以说美国资本主义是向上的。

毛主席指出美国现在的繁荣，带有特殊性，美国的经济危机很快地就要到来了。为什么这样下结论呢？他的论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0年功夫就发生了很大危机，那时美国总统吹牛说美国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不会发生经济危机。结果演讲了之后，不到三周，危机就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发展到1500亿到2000亿。假如美国前线有1000万士兵，2000万生产武器的工人，他们回去后，生活岗位如何解决？美国共有1亿3000万人口，有6000万工人，两个人中间就有一个工人，这6000万人口我看怎么解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美国的危机，是没有办法由资本主义本身来克服，必须由无产阶级革命来进行克服。

毛主席得出结论：美国有繁荣和强大的一面，又有危机和衰落的一面。从此出发，在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问题上，他们既有气势汹汹一面，又有虚弱和无能的另一面。

毛主席把与美蒋斗争的形势概括为四句话：

• 人民民主胜利开辟了道路；
• 敌人目前还有一定的力量，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
• 所有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 我们的首要的任务是壮大人民力量，分化敌人内部。

此后，在延安干部会议的演讲中，毛主席再次重申这样的观点：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不害怕它的威胁，如果美国一定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那么我们随时奉陪。他还写下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的文件，在中央部分领导同志中传阅。

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搭乘飞机来到延安。毛主席坐在一棵苹果树下的土台上，会见了斯特朗。谈关于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轰炸苏联的问题时，毛主席就提出了：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标志着毛主席当时不仅在意识形态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中与美国政府当局展开了全面斗争与对抗的时代。这是他针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而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成为鼓舞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彻底革命的科学理论，在后来的实践中被无数事实证明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两大阵营”的理论

把世界分为“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这两个阵营，是毛主席1947年12月25日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中共中央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在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毛主席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蒋介石和各国反动派所没有设想的那么强大，进行了辩证分析，并由此得出了“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的结论。

毛主席的“两大阵营”的划分理论，为他观察战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提供了分析问题的依据，也是中国共产党执行“一边倒”的政策、坚决倒向社会主义的一边的标志，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间地带”理论

“中间地带”理论与“两大阵营”的划分理论是联系在一起的。针对二战后出现的“美苏必战”的论调，毛主席认为，在美苏两国之间的大量中小国家未被征服之前，美国还无法进攻苏联，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由此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毛主席指出：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那么远，中间还有欧洲、亚洲、非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美国反动派连这些国家都没有征服的时候，怎么谈得上进攻苏联。尽管美国在太平洋控制的范围。美国利用各种借口，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建立军事基地。建立这些军事基地，就是为了反对苏联。

实际上，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并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不久之后，这些国家将会醒悟过来，认识到谁是真正的压迫者。美国反动派终归有一天，也会发现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

毛主席认为，广大中间地带国家的人民斗争，对于世界形势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不是美苏的力量起着关键作用。

美苏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争，他们之间各自的意图是无法左右，而取决于中间地带的人民的革命斗争。当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美苏之间必然达成某种妥协。他们之间的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结果。

毛主席提出对美三个理论短短一年，战争的形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行将垮台，而中国共产党人就要领导新中国了。

此刻，他们面临的一个问题，要不要与美国人建交？

从利益上而言，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要好，从我党的自身利益和中国的发展着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至少不发生全面对抗，对于巩固人民政权，利用西方国家的外资进行经济建设，等等，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在统一战线内部的“第三方面”人士希望与美、苏保持对等关系，原因之一也是看到了不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交恶的商业利益。在我党内部，希望不与美国全面对抗，而与美国进行经济交往的想法也是有的，后来毛主席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公开讲“可以与美国做生意”。此时发生的在中美外交史上有着一定影响的“华德事件”的前前后后，也反映出中共在对美关系上一开始并不愿与美交恶。

1948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沈阳。此时，中共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外交机构采取了友善的态度。后来公开的美国外交文件披露当时的情形，也看到了我党的善意：

“共产党的意图是承认我们，并允许我们作为美国官方机构行使职责的”

美国外交官司华德认为中共有求于美国，希望得到美国的承认和援助，这也代表了当时美国政府的主流想法。事件发生之际，美国对华政策已经由全力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变为尽快从中国“脱身”，这一政策虽然认定国民党的失败已经确定无疑，继续对蒋介石提供援助，不是一种好的外交，并且中断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撤回美国军事顾问团。但是，不支持蒋介石政府并不等于不支持其他国民党人领导的政府，更不等于支持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在中国执政。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基于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的判断，为了保留与国民党后的中国进行交往的余地，因而对中共采取了新的策略，有条件地承认中共领导的联合政府成为其政策选项之一。

中共中央密切注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它认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攻人民政府，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即：

一方面，美国还在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继续与人民解放军为敌；

另一方面，在革命阵营进行渗透，在革命内部组织反对派，竭力使革命就此停下来，以便于不损害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

因而，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沈阳之前，东北局提出如何处置留在沈阳不撤的美国等西方国家领事馆应问题时，中共中央发出明确指示：

如果美、英、法等国不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就不承认他们的领事。所以，非常有必要利用军事管制，封锁和孤立他们在沈阳的外交机构，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只要坚持这样做，日子久了，他们自然会被迫撤走。

具有高度独立自主精神的毛主席，把握住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对处理内政外交的大局。也就是新中国外交方针要确立什么样的基点。当时，毛主席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外交方面考虑比较多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是得到国际上对新中国的承认；

其二是为恢复经济取得外国的必要援助；

其三是保障新中国的安全。

警惕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生人民政权的破坏，对确保政权的稳定压倒了对向美国寻求经济援助的渴望。

总结

就这么说吧，实际上毛主席等领导人是愿意把意识形态搁在一边，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当时世界上两大阵营的老大分别是苏联和美国。

这两个国家对新中国的态度，直接影响其他国家对华外交的最终选择。在两个大国中，实现使美国承认由中共领导的新中国的目标异常困难，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

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分歧，美国领导人是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的。它决不允许它的传统盟友中国与它的竞争对手苏联成为意识形态的同盟者，它也不能允许它的传统盟友中国的执政党是向来不喜欢美国民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

所以，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为不可避免时，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转向防止中共与苏联走到一起。它所采取的对中共较为缓和的策略目的也是在中共与苏联接近时给以牵制，但美国在那个时期又无法放弃国民党，因此，触及了我党当时设定的外交底线。如果美国不能承认新中国，新中国要迅速取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必须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毛主席在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明确地说：

“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

即使是这样，也要区别对待同其他国家包括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展外交关系问题。坚持政治和经济分开，可以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因此，在对外关系上还是留有很大的余地。

后来，经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不懈努力，本可以再次缓和新中国与美国有关系，但由于美国内部的政治风向再次发生变化，美国和新中国最终还是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