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胡适敬告抗日将领宋哲元，不要做汉奸卖国贼

著名学者胡适，在1936年6月7日《独立评论》上发表《敬告宋哲元先生》一文，胡适诚恳的希望宋哲元先生要彻底明白他自己的立场，希望宋哲元先生用明白的语言向我们的“友邦”“邻国”表示他的态度，希望宋哲元不要做汉奸卖国贼，一切脱离国家立场的人，决难逃千万年的遗臭！

胡适为什么要敬告著名的抗日将领宋哲元呢？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宋哲元即率第29军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坚决表示：“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

长城抗战中，二十九军“大刀队”名扬天下，“喜峰口抗战大捷”的战绩轰动全国，宋哲元获得“青天白日勋章”成为著名抗日将领。正如胡适在文章中所写的，“宋哲元先生在一般民众的心里，是冯玉祥将军的忠实信徒，是国民军的最高代表，是喜峰口作战的好汉”。

宋哲元是西北军冯玉祥的五虎上将之一，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冯玉祥下野，西北军的残部一直由宋哲元率领发展壮大为29军，成为华北地区最有实力的军阀。

《塘沽协定》及《何梅协定》签订以后中央军撤出，宋哲元作为地方实力派同时被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看重。日本侵略者谋划华北五省“自治”,想制造第二个“满洲国”，南京国民党政府还不想和日本翻脸，同意在华北成立特殊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

宋哲元发誓：“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宋哲元利用“冀察政务委员会”为29军争取到了地盘经费以及最大的利益，遵照“舍小利而保大权”的方针，提出对日交涉“只要大权能归我们所有，地方上的小利即或为日方稍微染指，为顾全大局计，亦未尝不可”。

宋哲元要利用蒋日之间的矛盾，在夹缝中求自保、图生存。日本侵略者看重的就是军阀的私心，而胡适最担心就是这些军阀的私心，从张作霖到孙传芳，他们的失败都是由于用过其长，被一班短见的宵小拥戴到“予智自雄”的地步，终归倒塌下来，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以胡适敬告宋哲元，凡是存心破坏统一的人，都是存心遗臭万年的 人，我们决不可姑息这种人，必须用全力扑灭这种卖国求荣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是汉奸，在中华民族史上永永是国贼。

日本侵略者有意拉拢宋哲元“充当日军之傀儡”，领导“华北自治”，所以才有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打着中日亲善的旗号，处处虚与委蛇，宋哲元还是有底线的，”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学生抗日救国大请愿，以“打倒宋哲元”为口号，宋哲元派出军警镇压。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日子，一万多学生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并会合一万多市民召开大会，通过“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

爱国学生主要是难以容忍宋哲元这样的抗日将领与日本眉来眼去态度不明。宋哲元妥协退让如果能换来抗日的战果，也不失为一种策略。可是宋哲元终究还是一个军阀，保存实力第一，地盘有了武器有了经费也有了，偏偏扩军不备战，寄希望于日本和平岂不是与虎谋皮，结果就是卢沟桥事变一败涂地。

谁能想到长城抗战中英勇的29军仓促迎战，平津一天就丢失了。不是29军不能打，而是宋哲元的战略错误，简直就是张伯伦绥靖主义的翻版。

时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说过，掌握平津冀察地区的宋哲元等，从自己利益角度考虑，“只要有一线希望也不愿意开战。”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借口士兵“失踪”，挑起“七七事变”。蒋介石命令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7月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全国备战，并令第26路军孙连仲等部4个师归宋哲元指挥，开赴保定、石家庄，支援第29军作战。

大战关键时刻，宋哲元依旧对日本充满幻想，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新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一边忽悠宋哲元，另一边加紧调兵遣将。

妥协换不来和平，能战才能和，可是宋哲元没有备战思想，南京曾经给宋哲元拨巨款修国防工事，却被挪作他用。宋哲元为了显示和平的诚意，居然还命令撤除巷战防御工事，还按照日军要求将第三十七师调离北平，当各地陆续汇来大批的抗战劳军捐款时，宋竟通电谢绝。

宋哲元20日上午发表祈求和平的书面谈话：“本人向主和平，凡是以国家为前提。此次芦沟桥事变之发生，决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所言。甚望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让。彼此相信，彼此推诚，促进东亚之和平，造人类之福祉。晢元对于此事之处理，求合法合理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家大事只有静听国家解决。”

日本侵略者磨刀霍霍，宋哲元却准备刀枪入库换取和平。正如胡适文中所说的，”含糊的辞令，模棱的态度，都是作茧自缚的方法“。

1937年7月28日凌晨，日本发动全线进攻，南苑的29军军部遭到日军主力攻击，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阵亡，南苑丢失，29军防线被拦腰砍断，形势岌岌可危，宋哲元通电“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最后却撤退到保定。

宋哲元亲笔书写的关于“七·七”事变过程的文章《我军抗敌经过》中也承认，“固为敌人之蓄久计划，亦为哲元之处置失当，实应受国家严重处分，刻下廿九军军事已委冯师长治安代理，并已蒙中央批准，哲元近日以来精神不振，拟稍事休养，再图报国，诚恐用人不明真相，特此掬成报告，伏希亮察”

卢沟桥事变，宋哲元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对日本侵略心存幻想主动避战，爱国主义和军阀割据思想纠结在一起，最后完全陷入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