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林则徐在《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诗中的两句。林则徐一生为官生涯中，想必最为大家熟知的成就就是禁烟。但其实当时的满清朝廷，还有不少官员也对于鸦片深恶痛绝，试图禁之，左宗棠也是其中之一。
晚清时期，中国鸦片泛滥，已经到了伤及国之根本的地步。清政府虽然一再下令禁止鸦片，也多次派遣官员在各地禁毒。但是由于朝政腐朽，当权者无能，地方官员耽于享乐，对朝廷的命令阳奉阴违，可以说从上到下已经如同蚁蛀朽木，禁毒令成为一纸空文。
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已经有了两个大型鸦片产区，云贵川地区为种植和产出鸦片最大的地区，其次，就是陕甘地区。西南地区产出的鸦片质量最好，西北的鸦片由于其烟劲浓厚，所以质量也非常不错，很多人认为和云土(云南出产的鸦片烟)的质量也相差无几，陕甘的鸦片产量甚至一度占到了全国产量的五分之一。
从太平天国起义开始，西北便渐渐烟毒泛滥。自从东南地区沦陷之后，从朝廷送往西北的军饷物资便就此断绝，没有办法再送过去了。西北的地方官员为了挽救地方财政，不得不向朝廷提出申请，请求放开烟禁。
罂粟这种植物，可说是全身都是宝。除了可以用于制作鸦片，罂粟籽可以用于榨油，就连罂粟杆都可以作为燃料使用。而且，罂粟生命力极其顽强，在很多地方都能生长，哪怕是再贫瘠的土地上也照样生长得茂盛无比。所以西北一开放种植后，鸦片便像毒液一样，迅速渗满了西北大地。
左宗棠当年赶赴陕甘平乱，然而刚刚踏入潼关便大吃一惊，以刚勇彪悍著称的西北民风，居然已经全然不同！西北民风一改彪悍本色，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有七成人吸大烟，乡间有三成人也吸大烟。由于长期吸食鸦片，多数汉民精神萎靡，颓废不堪。西北百姓向来彪悍，然而此时的他们却不堪一击。就算是看到敌人手持长枪长矛杀到了门口，也常常因为无力躲避而放弃抗争。
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西北遭遇大旱，随之而来的便是大规模的饥荒。左宗棠在西北积极赈灾，但是他发现当地，很多因为饥饿而死亡的大部分都是吸大烟的人。而更令人感到气愤的是，很多灾民领到了救济款之后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先去买烟土。这一切都令左宗棠感到禁毒势在必行。
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左宗棠收复了新疆。随即他便立即决定在西北禁烟。在鸦片战争之后，各地官员对于烟毒泛滥，已经基本无力管控，也没有胆量去管控。所以左宗棠此时在陕甘率先禁烟，冒着极大的风险。但是他既然已经下定决心，便很快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禁烟的举措。
左宗棠令人编写了一份《四字谕令》，将此谕令印刷成小册子在城市里乡村间广为分发。并且每个月都会数次派人到处检查。以督促上下官员严格禁烟，一旦发现有禁烟不力的官员，便会将之革职查办。
不过光是查禁，只是治标不治本。左宗棠非常清楚，百姓对鸦片如此迷恋其最大原因是因为利润，如果可以找到能够代替鸦片的经济作物，再加上有利的查禁措施，那么禁绝鸦片也并非不可施行。甘肃地区的土地适合棉花生长，而且烟花的利润也很高，甚至于超过了罂粟——《左宗棠西北禁烟之功效》中记录过：“一亩之收，佳者竟二十余斤，每斤千丈，其费功力翻省于罂粟果刮酱也。”
左宗棠的政策非常见效，仅一两年后，西北的粮价便大幅度下跌，抽大烟的烟民也变少了，因此鸦片商贩也被迫降价处理烟土。只可惜左宗棠的禁烟并未持久，他离任之后，继任者很快便让鸦片继续泛滥于西北。
鸦片之害，世人皆知。我国历史上的两次鸦片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创伤。那是充满屈辱和痛苦的年代。山河破碎，家不成家，国不成国。我辈见此悲剧，誓要铭记在心，不让历史重演。
《左宗棠西北禁烟之功效》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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