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世界慕课大会在北京召开。慕课，即英文“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词首字母组合(MOOC)的音译，其来到中国已八载。慕课的概念在2008年被提出，2012年在美国爆发式增长。自2013年起，慕课在中国得到飞速发展，并被视作高等教育的一场革命。不过，时隔8年回头看，我们最初对慕课趋势的预判，并没有完全实现。
比如，依托互联网传播知识并没有对传统大学的招生和人才培养构成可观的影响，高校中大多数老师仍坚持以传统方式进行知识传授，慕课的受众甚广但覆盖面并不均衡，等等。作为8年来一直深度参与其中的一线教师来说，笔者曾感觉到，慕课似乎正在被忘记。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及蔓延，让慕课有机会被置于新的发展环境下重新审视，以至于包括笔者在内的教育人士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2020年是慕课的“第二元年”吗？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国上线的慕课数量已超过3.4万门，考虑到一所综合性大学每年开课数量大约1万门次，这个数据已相当可观。蛋糕虽大，但结构性矛盾不可不察，简单说，就是“红海很红，蓝海很大”。人文素质课、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重复建设现象比较突出，而专业课、研究生课和跨学科课则比较稀缺。对此，亟须做好顶层的导向设计，加大优质在线资源定向供给。此外，人工智能、VR和AR技术的发展态势，也要求“下海者”主动探索更适合“00后”认知规律和个性化学习需求的新形态，逐渐替换当前“短视频 练习题”的固有模式。
慕课数量可观，学习者规模同样庞大。我国慕课学习人数达5.4亿人次，其中约一半为社会学习者。建设慕课的初衷之一，就是拟搭建知识的桥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公众开放大学围墙内的课程，推动教育公平。现在看来，关于这点已达成阶段性目标，但不平衡依旧存在。不少信息素养高的学习者充分享用了“互联网 教育”的红利，但更多对此不够敏感的公众却并未从中受益。传统由经济社会地位造成的“知识鸿沟”，在加入技术这一变量后，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值得我们警惕。
此外，围绕慕课形成的市场生态也不容乐观。8年间，有30多家主要的慕课平台得以生存下来，但大多仍处于跑马圈地的状态，尚未形成良好的市场生态。若要推动在线教育行稳致远，必须解决平台的自身造血问题。这需要政府、高校和企业三方协作，具体来说，国家提供政策等支持，企业提供高品质服务，高校则提供知识产品及学习认证等配套内容。
原本，按照对待教育信息化的态度，高校授课教师群体可大致分为三类：欢迎并期待教育理念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少量拥趸派、对此变化并不敏感的大量“逍遥派”，和主动屏蔽由此可能带来收益的少量“保守派”。疫情的出现，将这三类人同时拉入在线教学的场域。笔者的一个观察是，“逍遥派”中至少有一半授课教师通过亲身实践，体验到在线教学的便捷和对学习成效的促进作用。及时加强对在线、融合和混合式教学的总结与培训，或能进一步为高校内推进课程改革凝聚共识，打好基础。
后疫情时代，高校教师很难再回到疫情之前的教学模式，慕课和传统教学如何更顺畅地融合，是留给我们的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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