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皮西方伪史：印刷魔术变幻出来的“西方古典作品”！

文献伪造促成“民族主义轴心”

诸玄识

（一）印刷术变现出来“西方古典”

印刷术由中国传入西方，造成了假手稿、假文献泛滥成灾；最臭名昭著的是在15世纪后期，（意大利）维泰博的安尼乌斯发现“残片”，据此写成了“圣经普世的古代人类”；批量印刷出版，丕变历史观念。尽管安尼乌斯杜撰历史已被揭穿，但它竟然成为现行西方的“世界史、国别史”的基础。

以下所说的是另外一桩伪造：它虽然肇端于差不多与安尼乌斯同一时空、同一缘由，却在现代世界上演了一段最惊心动魄的插曲〔塔西佗→伪作（包括《日耳曼尼亚》）→德意志民族主义（世界战争源之一）〕。

“15世纪是一个欺诈的时代（The fifteenth century an age of imposture）。”这是美国律师和历史学家约翰·威尔逊·罗斯所言。他于1870年代发表专著，揭露所谓的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其人其书，均为伪造，其中写道：

这是一个欺诈的时代，它显示在印刷术的发明和滥用上。那时的西方人也都很容易轻信谎言。所谓的“古典”缺少充分证据，甚至全无证据。为了金钱和名利竟然搞出了最伟大的知识成就！〔引者按：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米里亚姆·费尔顿也称：“近代早期的欧洲是个欺诈的时代（Age of Impostors）。”“欧洲已有很长的伪造历史，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竟有如此巨量的假的艺术品、艺术著作、钱币、文献、信件和所有种类的文件，这不能不引起震惊！”〕

正是通过印刷术这一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整个的骗局就爆炸开来（the whole imposture exploded）。至于印刷术本身，它是一种高贵的艺术。是谁、是哪个国家发明了印刷术的？是荷兰人，还是德国人？是德国的斯特拉斯堡的贵族曼特尔，还是美茵茨的古腾堡？这都是不确定的。〔引者按：20世纪以前的西方学者几乎全都不知道印刷术来自何方〕。

（二）教皇重赏之下“发现”塔西佗手稿

伪造文献的诱惑很大，尤其是那些传闻中“古代智者”的手稿，搞到手就是一本万利。在教皇致力于“复兴知识”、为此出重金奖励的情况下，人们都想方设法获得古希腊、古罗马作者的东西。这实际上纵容了伪造者之不择手段，这样一来大批“手稿”就像变魔术一样，从四面八方涌现出来（Manuscripts turned up, as if by magic, in every direction）。

有的来自修道院的书房，阴森角落反而变得出名；有的来自偏僻乡野的枯井里，爬着蜗牛，例如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的“手稿”；有的来自阁楼，粘着蜘蛛网和灰尘，例如卡图卢斯的“手稿”。〔这两位“古罗马人”，按照成说：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约活动于公元前1世纪前后，是一位历史学家，著有二卷本的《罗马史》，记述了自神话时代到公元30年的罗马历史，现已不完整，书中包括对拉丁文学发展过程的论述。卡图卢斯（Gaius Valerius Catullus，约公元前87-约前54年），古罗马诗人。现在所有卡图卢斯的诗歌版本均源自14世纪在维罗纳发现的抄本〕。

只要“手稿”看上去很旧，就能够被当成“古典”；如果是“残片”，那就更具有复古的潜力。1513年春天，出身于美第奇家族的列奥十世提高奖励，让其官员去收购新问世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献”。

快到两年的时候，列奥十世的管家安杰洛·阿科莫迪（Angelo Arcomboldi），也就是负责收购、收藏的“古籍”的官员，令人惊奇地获得了两批塔西佗的“手稿”——《编年史》！〔依照成说：塔西陀（Cornelius Tacitus, 55年？-117年？），罗马帝国执政官、雄辩家、元老院元老，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与文体家；其主要著作有《历史》和《编年史》等等，从14年奥古斯都去世，提比略继位，一直写到96年图密善逝世（现存有残缺）〕。

每个人都惊讶，每个人都非常急于知道，在哪里以及如何获得的？阿科莫多迪编出的故事是，他在位于威斯特伐利亚州的韦尔（Wevey）的威斯河岸的本笃会修道院图书馆中，在藏品架上找到了这个“奇货”。

该“手稿”被仔细保护，它是“残片”，上面有霉味，已经变色，真像古董，而正常的“发现”状况都是这样的。通过这部新发现的书，塔西佗的天才就为后人所知。教皇的财政部向这位贪婪的“发现者”付了500枚金子。

（三）15世纪原创的“塔西佗作品”

另据披露：在19世纪末，法国专家奥沙尔（P. Hochart）和英国专家罗斯（J. Ross）分别宣布其研究结果，塔西佗的历史实际上产生于15世纪，它被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波焦·布拉乔利尼原创，以后又被多次改写和补充。罗斯和奥沙尔异口同声地谴责波焦·布拉乔利尼的伪造行径。从那时起，西方历史学的这件丑闻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布拉乔利尼是如何“原创”古代手稿的呢？坚信所有的“古籍”都是近代伪造的巴利道夫（R. Baldauf, 瑞士语言学家），揭露布拉乔利尼偷取瑞士的教会藏书，把它们改造成古人作品。瑞士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菲斯特写道：

著名的瑞士圣加仑修道院，曾是基督教的中心之一。巴利道夫对其馆藏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有被波焦‧布拉乔利尼和他的一位朋友野蛮行窃的痕迹（traces of the barbaric library raid）；他俩都是受过教育的罗马教廷的高级仆人，在这里拿走了大批的被认为是古代的书籍。

被布拉乔利尼所伪造的塔西佗“历史”，在内容上是基于14—15世纪在欧洲所发生的真实事情，被放置到了“古代”；而且在17—19世纪又被精心编辑，而成了现在这个版本。布拉乔利尼还把李维的“手稿”卖给了阿拉贡的阿方索（Alphonse of Aragon, 公爵），得到了充分的钱，在佛罗伦萨买了别墅。

〔依照成说：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 1380-1459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知名学者、文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在1453-1458年间任佛罗伦萨共和国执政官。布拉乔利尼最大的贡献是于1414年发现了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这本书对于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的建筑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布拉乔利尼还于1417年在德国一个修道院找到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诗人和哲学家卢克莱修创作于前1世纪的哲理长诗《物性论》〕。

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 1380-1459年）。

卢克莱修《物性论》是真的吗？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教授哈维尔·马丁内斯主编《伪造和假的古典文学》中指出，卢克莱修《物性论》是文艺复兴时期伪造的，在19世纪末，亨利·艾希施泰特（Heinrich Eichstädt）认为，整个的卢克莱修作品都是被后来的作者改进和润色而成的。

维特鲁威《建筑十书》是真的吗？

《英国皇家建筑研究所期刊》（1899年）称：对维特鲁威（ Vitruvius, 《建筑十书》作者）的调查，包含一个重新陈述；那就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由歌德的朋友、议员舒尔茨（C. F. L. Schultz）所提出的——他的论文的主题是，《建筑十书》的作者，并非是（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的这个名字的人（维特鲁威），而是后来的伪造品（a forgery of a later date）。

另据英国《伯灵顿杂志》（1968年）揭露：“……问题是维特鲁威究竟如何被相信。……维特鲁威这个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的建造师是否真正存在？或是那部著作被人用这个名字伪造的？现在可以考虑解决。在19世纪早期，德国作家舒尔茨议员提出的论证是，维特鲁威实际上根本不存在；……（那本书）是后来的一位有学问的人参考希腊文、拉丁文和阿拉伯残片，虚构出来的。”

（四）罗马行省与欧洲帝国主义

“塔西佗”在欧洲不断发酵，以致产生了弥天大谎和滔天大罪。

在18—19世纪，英国为它自己的“历史”镶嵌了一个光环——“不列颠尼亚（Britannia,古罗马省）”，它同构于德国历史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 古罗马省）”；不一样的是，德国有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而英国则完全依靠“考古”来重建。

英国古文物学家赫伯特承认：“伪造被用于在不列颠尼亚的意图是，为他们的历史建立一个神话般的起源（Forgery was employed in Britannia for the purpose of setting up their fabulous origins）。”又搞出一本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依照成说：《日耳曼尼亚志》，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著（公元98年）。记述了公元1世纪左右的日耳曼部族的分布情况。篇幅不长，但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中世纪时，这部书基本在欧洲遗佚并且被忘记。1455年，唯一一份手稿在德国的黑斯费尔德大教堂被发现。这部书被看成是有关日耳曼地区的可靠来源〕。

附录

百度百科介绍塔西佗：

普布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陀（Publius或Gaius Cornelius Tacitus，也译作塔吉突士，55年？—117年？），罗马帝国执政官、雄辩家、元老院元老，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与文体家，他的最主要的著作有《历史》和《编年史》等等.

塔西陀年轻时为了将来从事政治或法律事业，曾在罗马学习修辞学，和普林尼一样可能是师从著名的修辞学家昆体良。在77年或78年，他和朱利娅·阿格里科拉结婚，他的家庭生活没有什么记载，只是可能他喜好游猎和户外活动。他从事政治生涯可能是在弗莱维尼斯王朝第一个皇帝维斯佩申时代开始，成为元老；到了泰特斯皇帝时代大约在81年或82年他成为财政官；此后在政界他一路顺风，公元88年成为行政长官，同时是一个负责预言书和世俗运动会的类似教士团组织的成员。他已经成为一个出名的律师和雄辩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公开演说才能和他的姓很不相称，“塔西陀”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静默”。

从大约89年到93年，他在外省工作，也许是指挥一个罗马军团，也许是从事地方行政工作，不过这些年的工作很令他反感，并使他产生强烈的反对独裁暴君的情绪，这些情绪一直贯穿在他的著作中。在公元97年，皇帝涅尔瓦在位期间，他被选为执政官。在此期间，由于他在拒绝担任皇帝的前日耳曼总督维基尼乌斯·鲁富斯的葬礼上发表的演说，他作为演说家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第二年，他写作了《阿格里科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后来他就从政坛中消失了一段时间，直到公元100年，皇帝图拉真在位期间，他和小普林尼一起揭发非洲总督马里乌斯·普里斯库斯腐化，普里斯库斯被证实有罪，几天后普林尼写到塔西陀“运用了他全部的雄辩才能”。

在后来他脱离政坛的一段时间内，他写了最重要的两部作品：《历史》和《编年史》。根据在土耳其发现的碑文记载，112年或113年，他担任了罗马帝国亚细亚省总督。《编年史》中记载116年他的生命“到此结束”，但可能他到125年才去世。他是否有孩子是一个未知数。《奥古斯都历史》记载后来275年在位的罗马皇帝马尔库斯·索尔奈利乌斯·塔西陀是他的后代，但《奥古斯都历史》一书中有许多虚假的地方，因此可能不是真的。

目前塔西陀只有5部作品：

《阿格里科拉传》（De vita Iulii Agricolae）

《日耳曼尼亚志》（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

《对话集》（Dialogus de Oratoribus）

《历史》（Historiae）

《编年史》（Ab excessu divi Augu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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