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戏团的江湖末路

　　作者 | 啊窥

　　山西运城闻喜县，一家三口被抬上救护车。

　　男子断了一根手指，耳朵掉了半截；女人身上被抓破的伤口鲜血淋漓；他们13岁的儿子脖子肿大，喘不上气。

　　主治医生看诊时，夫妻俩声称是被恶犬所伤。

　　他们没想到，事发现场的视频当天就在网上流传开来。

　　视频里，突然失控的老虎腾空而起，将笼里的驯兽师，也就是受伤男子扑倒在地，连爪带嘴疯狂撕咬，几秒后又转而攻击他的儿子……

　　围观群众连连惊呼“快打快打！”

　　有人冲上去挥舞棍棒恐吓老虎，过了好一阵这家人才终于脱险。

　　显然，这是一个家庭作坊式的马戏团。

　　至于他们为何撒谎，表演用的老虎是租借还是合法驯养，是否有相关证件……这些都难以知晓。

　　因为12月11日当天夜里，一家三口就火速撤离医院ICU，留下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接受媒体采访时，医生劝这家人尽快就医，以免后续感染风险加重，危及生命。

　　涉事现场，在那块印着“演绎巅峰奇迹”的背景板周围，还遗留了马戏团的生活用品。

　　周围的好事群众叽叽喳喳交换着这桩新闻里的细枝末节。

　　然而在网上，没人关心这三个人姓甚名谁，大家都整齐划一地吐槽：

　　“活该！马戏团就不应该存在。”

　　世界的确变得太快了。

　　在马戏最辉煌的年代，人们都对那个用彩色帐篷圈出的奇幻空间报以无限热情，希望从中获得一些冲破日常经验的感官快乐。

　　现如今，在各种新型娱乐方式的冲击，以及动物保护协会持续不断的抗议下，传统马戏节节败退，再没了往日的光芒。

　　千篇一律的杂耍、反天性的驯兽表演、土味浓厚的服化道……种种槽点汇聚成原始粗陋的江湖气息。

　　而能被主流审美体系接纳的马戏表演大多像长隆那样，与国际接轨，融合多种艺术风格，有极致奢华的尖端舞美科技。

　　现场的视听感受，远非民间草台班子所能企及。

　　大势已去，转型困难。旧世界的艺人，仍有很多不愿放弃这门传承多年的古老技艺。

　　没人知道，他们还会在边缘游荡多久。

　　苦难底色

　　以娱乐大众为目标的马戏，本质上是频繁灾难催生的产物。

　　“马戏之乡”埇桥地处中原，历史上曾是军事要塞。战乱频发，加上黄淮流域十年九涝，当地常年是万户萧疏的景象。

　　人们为了求生出门乞讨。在乞讨的路上，开发了马戏、魔术、杂技、琴书皮影等一系列卖艺项目。

　　学马戏辛苦，危险系数又高，进入这个行当的大多是穷苦人家的孩子。

　　6岁就被父母送进吴桥杂技艺术学校的陈超，对学艺生涯最大的感受是：“苦啊。”

　　杂技学校实行全封闭化管理，所有学生需要寄宿。

　　清晨五点，天际刚露出一丝白光，急促的铃声响过后，老师会挨个房间敲门叫起床。

　　睡眼惺忪的孩子，到户外水池旁边洗漱。

　　吃过早饭，早上7点多，立马投入到紧张的杂技训练中，每天练习大概12个钟头。

　　前三年都是基本功训练。只有打牢基础，才能跟老师系统学习更高阶的杂技表演。

　　压腿、下腰、劈叉……即便最基础的动作，对韧带尚未打开的小朋友来说也很艰难。

　　在老师的辅助下，孩子们呲牙咧嘴地完成，疼痛让很多人嘶喊落泪。

　　他们过早领教到生活的苦头，极目四望没有退路，只能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寻找一个可以拉伸的未来。

　　同届学生里，陈超有着远超年龄的胆量。

　　2006年某档旅游节目来学校拍摄，陈超因为敢在现场表演高难度的爬杆动作赢得出镜机会。面对主持人的采访，他轻描淡写地回答：“练习了很久，就不疼了。”

　　2008年，通过6年的学习，陈超顺利从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宁夏杂技团演出。因为跟团发展空间有限，2010年，他从宁夏返回河北吴桥，和父母一起跑江湖，去全国各地巡演。

　　在马戏团里，父母不仅充当管理角色，还兼职表演。父亲陈华热衷车技表演，独轮车表演是其强项；母亲孙九菊自幼学艺，拿手戏很多，但因为上了年纪，这两年更多是给陈超打辅助。

　　除了家族传承，也有靠自发性的热情进入这行的。

　　1998年，在离村子四公里以外的庙会上，9岁的李荣庆第一次看到马戏团演出。

　　300多斤的大缸里坐着一个体型庞大的观众，杂技演员仅凭一双腿就能蹬动；

　　还有类似武侠小说里的轻功——演员借助秋千架在空中翻跟头，劈一字马。

　　李荣庆被震住了，回家后哭着喊着要学，不久后就辍学了，成为那家马戏团的学徒。

　　“春雷马戏团”，当时是东光县唯一的马戏团。团长姓张，座右铭是“要想人前显贵，必须背后遭罪”。

　　李荣庆给他当了三年学徒。每天早上四点起床，五分钟洗漱，超时打三棍子，在院子里先跑两公里热身、回来后压腿、翻跟头，把两只手按在两个砖头上让身体倒立。倒立一个小时才能下来。

　　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李荣庆学会了一口气翻二十个跟头，在十个叠起来的椅子上倒立、空中飞人、走钢丝等难度颇高的杂技本领。

　　村里一起去学杂技的孩子不少，但坚持下来的没几个，因为实在“不是人过的日子”。

　　张团长为人严厉、细致，李荣庆在舞台上手指没有并拢，或者眼睛没有精气神，都被劈头盖脸训一顿。

　　偷懒的时候也免不了挨打，但李荣庆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不吃苦怎么学本事？”

　　他将近而立之年，仍然能上场表演“空中飞人”，认识他的人说，这就是因为基本功扎实，因为他当年的苦都吃到位了。

　　富贵险中求。

　　马戏团的高空节目大多不带安全绳，这甚至已经成了表演的一个噱头，主持人会在扩音器里反复向观众强调这一点。

　　但技术再高超的演员，也不可能百分百规避意外的发生。

　　2018年4月，世界顶尖的太阳马戏团演员YannArnaud，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表演时不幸坠落身亡。

　　随后的录像中，可以看到Arnaud在空中表演时，突然失去了对绳索的控制，他竭力想抓住绳索，但最终还是被重重摔在舞台上，当场没了气息。

　　在很多保险公司，马戏杂技这种高危职业都属于拒保行列。就算找到对应保险，保费也会比普通职业高很多。

　　不愿出这个钱的从业者，只能自求多福。

　　李荣庆干马戏二十年，身上骨折的地方有十几处，腿骨曾经断成4截，他还从叠起来七八米高的椅子上摔下去过，那一回断的是掌骨。

　　因为疫情停摆半年后，今年7月，陈超首次接到演出任务，地点在浙江金华。

　　那阵子阴雨连绵，场地湿滑，演出前的排练过程中，马匹意外跌倒，陈超被重重摔在地上。

　　跌下马的那一瞬间，他能隐约感受到左肩膀骨骼中有几声细微的声响。直觉告诉他，这是目前为止经历过的最大伤病。

　　“不要动，让我先缓一会儿。”为了避免二次伤害，陈超嘱咐身边人员。

　　疼痛感压迫着他的呼吸，让他全身肌肉紧绷。几分钟后，众人小心翼翼地将他搀扶起来，送进当地医院。

　　最终陈超折了5根肋骨，肩膀也进行了植入钢板的手术。

　　之后能不能继续登台表演，还是个未知数。

　　来自宿州的李尹，就是因为不断叠加的伤病断了杂技表演的念想，转而把心思放到动物身上。

　　家里的动物都是他一手驯养出来的。外人看起来一模一样的猴子、狮子、老虎，他却十分熟知它们各自的脾性。

　　但再熟悉的动物也有不按常理出牌的时候。

　　有好几次老虎挥舞着爪子扑过来，他都觉得死神就在几米开外的地方打转。

　　大起大落

　　和马戏艺人的从业经历一样，马戏的发展史也相当跌宕。

　　“田间地头，牵羊遛猴。”

　　先是饱受黄泛水灾、战乱之苦的人们在乞讨过程中练就了一些杂耍把戏。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埇桥区的蒿沟、桃沟、柳沟一带，以顾传标、吴清云、王怀玉、尹清川为代表的民间杂技名人，尝试将马、猴子、狗等动物表演引入演出，取得很大成功，并被业内盛誉。

　　1949年以后，郑纪荣、李同仁等马戏先辈在民间马戏大棚的基础上，成立了大众动物表演团。随后，埇桥马戏艺术逐渐“井喷”。国营马戏团、民营马戏团并立，固定演出场馆与流动马戏大棚共存，表演形式逐渐蔓延至全国各地。

　　早在50年代，陈超的曾祖父就靠杂技和马戏赚到第一桶金，置了家业。

　　在那时候的人看来，跑江湖比老家种地有出息多了，不用看老天爷脸色，一大家子都能养活。

　　在不可细说的那十年期间，咖啡馆、剧院、马戏团等休闲娱乐场所都遭了殃，马戏和杂技演出更是被扣上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帽子。

　　组织上几乎没收了陈超曾祖父走南闯北大半生攒下来的全部家当。

　　老爷子愤懑难当，把家里最后一点存款扔进灶台，点火烧了。“那把火足足把一锅水给烧开了”。

　　等到父亲陈华闯荡江湖的时候，正值改革开放。

　　那是许多老一辈马戏团团长眼中最好的时光。

　　马戏产业重燃生机，不少民营马戏团走出村庄，组团到外地演出，近半数马戏团发展成为职业马戏团。

　　“当时人们都愿意干这一行，整个团有30多人，有钱挣，有饭吃。”

　　一年到头，除了秋收时节回家收庄稼，陈华和演出人员基本都漂泊在外，天气冷了南下江南诸省，天气回暖，就北上内蒙、东三省。

　　转场靠4匹马并驾齐驱拉着沉重的板车，上面堆积着各种演出道具和生活物品。

　　“年龄小的孩子坐马车，大人们一般骑自行车，车架后面再载一个人，就这样我们结伴跑江湖”。

　　为了节省开支，演员们纷纷就地取材。找个自行车车圈，在上面绑几把刀子，几个人轮番从绑着刀子的车圈钻过，一个节目就成了。

　　在经济高速发展，文化生活仍旧匮乏的90年代，马戏表演迎来它的黄金时期。

　　1991年，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盼盼的原形，大熊猫巴斯在春晚上的动物表演大获成功，它戴着眼镜，举重、投篮、骑自行车无所不能，画外音不断鼓动观众，掌声如潮水般响起。

　　大熊猫盼盼和原型

　　安徽人李杰回忆他去外地一家公园表演马戏，“队伍能排几十米长。”

　　那时一张门票一元钱，他按门票抽一成。月工资普遍不过百的年代，马戏团生意红火时，一天收入竟高达四千。

　　群众排山倒海的热情一度让陈华难以招架。

　　“帐篷都要挤爆了，那周围的网子都能挤破！”尤其到了北方的盛大庙会，马戏和杂技现场会被围得水泄不通。农村文娱活动乏善可陈，很多人更是挤破脑袋也要看一场表演。

　　“每天能够连续演出10场，场场爆满，但是不买票挤进帐篷的观众要占小一半！”

　　碰上格外穷横的，团员还得拿着搭建帐篷用的钢管防身。

　　为了增加利润，解决员工工资问题，很多国有动物园开始邀请马戏团入驻。

　　能够摆脱风餐露宿的生活，免受颠沛流离之苦，“这是马戏艺人都向往的地方。”

　　1993年，受到广州动物园的邀请，36岁的黄迎志没签合同，就带着人和动物浩浩荡荡地来了。

　　表演每三十分钟一场，中途休息二十分钟，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六点，循环演出。所得利润五五分成。

　　“3块钱一张门票，一年差不多有60多万游客。尤其是节假日期间，我们都需要限定游客数量，每天不能超过一万三千人。”黄迎志说，“当年我给动物园贡献130多万。”

　　马戏团门前的几株小叶榕就是那时种下的，供游客等待时乘凉。树下的长椅坐过许多焦急的儿童。为节省检票时间，黄迎志招了四名检票员，表演时间也从最初的半个小时，缩减到20分钟。因为盈利丰厚，还曾有动物园的售票员伪造马戏团盖章，出售假票牟利。

　　新世纪到来不久，陈华的马戏团生意遭遇了一次滑铁卢。

　　那段时间，许多歌舞团找到了财富密码——跳脱衣舞。

　　为了抢占市场，歌舞团争相在庙会等场合开始“三点式表演”，打色情擦边球。

　　男女老少的注意力都被他们吸引了，不少杂技团和马戏团因此歇业或者倒闭。

　　再后来，由于打黄扫非力度越来越大，脱衣舞歌舞团演出只能躲进夹缝，没几个敢继续在公共场合表演。

　　少了歌舞团的恶性竞争，陈华的马戏团生意又渐渐回暖。

　　他不会想到，未来还有更大的劫难等着整个行业。

　　危机四伏

　　胡春梅，这个名字是全国马戏从业人员的噩梦。

　　在中国农业大学，她本来读的是水利专业。后来因为看了一部非洲的人象冲突纪录片，对动物产生浓厚兴趣，于是留级转到动物医学专业。

　　毕业后，她成为一名调查志愿者。从2014年起，全职负责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下的“拯救表演动物项目”。

　　脖子上套着锁链的黑熊被吊立在墙角，它不得不用两条后腿站立，并发出低吼；体型健硕的老虎像只大猫一样被驯养员指挥着，用铁棍戳几下就乖乖地举高前爪，立起身体，做出“投降”的姿势。

　　还有断了半截尾巴的猴子、缺了上犬齿的狮子、患脚病后皮肤溃烂的大象……

　　这些触目惊心的画面来自短片《圈套：动物表演背后的真相》。是“拯救表演动物”项目团队以拍毕业作品为由，到“马戏之乡”宿州用镜头记录下的。

　　近年来，胡春梅团队积极响应志愿者举报，监督动物园和流动马戏团里的动物表演，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公开其表演的时间地点和举报电话，甚至举着手牌到马戏团场地门口宣传表演背后的伤害，呼吁大家拒看。

　　2010年，中国国家林业局下达通知，禁止虐待性动物表演。同年10月，住建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园管理的意见》，要求停止城市动物园及公园的动物表演。2013年发布的《全国动物园发展纲要》，禁止动物园进行动物表演。

　　这都是动物保护组织人士拯救表演动物的“尚方宝剑”。

　　2016年，胡春梅团队对马戏团的监督行动达35次，发现其中19个动物演出存在问题。这些有问题的演出，最后有的被管理部门进行了处理，有的被驱赶或被要求整改。

　　对志愿者来说，在难以抓到马戏团虐待动物的证据时，举报流动性表演手续不全则容易得多。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马戏团作为经营性演出单位，以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为演出对象，需要办理营业性演出许可证、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野生动物运输许可证，以及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检疫证明和合法的营业执照、税务证等一系列许可证明文件。

　　整个流程走下来，怎么着也得预留两个月。

　　而一般的短期商业活动，想提前两个月确定表演时间和场地几乎不可能。来不及搞定审批手续的马戏团一旦“铤而走险”，就容易撞上枪口。

　　2016年在沈阳演出前夕，李荣庆因为国豪马戏团的野生动物运输证过期被捕。

　　起初他以为“交个罚款”就好，结果却因为“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

　　刚入狱时，李荣庆夜不能寐。

　　他想起2003年，村里几个流氓来挑衅，“马戏团的是不是会点东西？是不是很厉害？”为了打消误会，澄清杂技和功夫是两回事，他率先示弱：“我们打不过你们”。但仍旧挨了刀子。后背三刀，手背一刀，腹部一刀，共五刀，刀伤刺穿了五脏六腑。

　　接下来几年，他每个月都要住院，输液管从鼻孔插到胃部进食，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挺过来以后，李荣庆以为世上再没什么事能击倒自己。

　　但他到底还是低估了命运。

　　十年的沧海桑田，家中老父老母都不知道能不能见上最后一面。去年闹过离婚的媳妇就放手让她走吧。但儿子呢，因为他的原因，估计以后不能参军也不能当官了，他会恨自己的父亲吗？

　　“青丝变白发，整日长嘘叹”这样的打油诗，李荣庆写了一首又一首，没想到第二年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生效。其中规定，运输、携带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出县境，无需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

　　李荣庆运输的动物，当时有合法驯养繁殖许可，按照修订后的法律，他“不再具有刑事违法性”。

　　告别了牢狱之灾，动物们也被森林公安归还。但无论狮、虎还是熊，回到他身边的动物大都体重飙升、动作迟缓，不再适合表演。

　　更大的失落在于，他发现自己热爱的行业，已经被逼到岌岌可危的地步。

　　2017年5月21日晚，李荣庆崇拜的“玲玲马戏团”在纽约长岛举行了唯美而落寞的谢幕演出。

　　因为观众大量流失，难以负担高昂的运营成本，这个世界知名马戏团不得不结束它146年的历史。

　　随着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化，全世界目前已有36个国家、389个城市禁止或限制动物表演。在英国，还曾有成千上万名儿童加入“拒绝‘邪恶马戏’”运动。

　　动物保护者坚持不懈的举报，加上各种新型娱乐方式的冲击，国内传统马戏的领土快速萎缩。

　　宿州埇桥马戏团数量从高峰期的300多家锐减至100余家。

　　幸存的马戏团大多也是靠前几年的积蓄苦撑。偶尔能谈妥的项目，因为市场供大于求、小团竞争激烈，不得不把利润压得非常低。

　　晃管、高空立绳，冰上芭蕾……压箱底的绝活全部拿出来，门票也就十几二十块。

　　2017年9月1日，广州动物园要求黄志迎的马戏团撤场，计划建设开放式的科普活动场馆。

　　在此之前，双方已经合作了24年。

　　这件事让一众从业者对马戏行业未来的信心直接降到谷底。

　　黄迎志能够理解“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但动物园连缓冲的时间都不留，态度之强硬让他生出了作为民间艺人的卑贱感。

　　“我年轻的时候是他们请来的，为什么现在要没有尊严的走？”

　　2017年9月9日，黄迎志面向公众直播时，谈到马戏的式微，这些年对动物园的贡献，自诩内心强大的他甚至淌出了眼泪。

　　半年后，一封《全国300家马戏团体给国家住建部长的公开信》在网上掀起波澜。盖公章签名、公开手机号来“表决心”，是这些马戏团长们为数不多的自救方法。

　　他们在信中痛陈困境：

　　“将没有捕食经验的动物放归山林无异于“送死”。而在没有演出收入的情况下，仅动物的日常喂养都是一笔极大的负担。”

　　老虎狮子天天吃牛肉和鸡架，还要喂钙片，各种维生素，小崽子生下来都是喝的进口奶粉…….很多驯兽师发自内心觉得自己对动物比对亲生儿子还好。

　　“孩子不听话，家长还打他几下呢？动物天生有野性，鞭子轻抽两下也正常,你不训它根本表演不了。”对于外界指控已久的体罚，这行的人也有自己的理解。

　　除此之外，他们还给“拯救表演动物项目”写了投诉书，语气比公开信更激烈，隔几句就有一个硕大的感叹号：

　　“黑恶势力、非法募捐敛财、煽动聚集不明真相的群众……使得全国马戏团体惶恐不安难以生存！”

　　当“非遗”遇上动物保护，那种困兽犹斗的绝望情绪，从笼子里的猛兽转移到马戏人身上。

　　他们、它们都在痛苦地寻找出路。

　　另一种可能

　　来中国之前，阿斯兰也是个疲于奔命的民间艺人。

　　他出生于乌克兰马戏世家，在父母辈的耳濡目染下对马戏产生兴趣。

　　投身这行，意味着高频次的流动迁徙。欧洲国家地域小，马戏更像一次性消费品，一个地方演了没几天就得赶紧换阵地。

　　那些年，阿斯兰一家人几乎踏遍整个欧洲，还去到俄罗斯、加拿大、日本、东南亚各国。

　　路途最遥远的一次，赶了两周才到达目的地。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他必须马上开演，结果因为热身不够，演出过程中不慎坠马扭伤膝盖。

　　舟车劳顿,居无定所的日子过久了，身体疲惫之外，心灵也极度缺乏归属感。

　　因此，一家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找一个能够常年演出的地方。

　　这个愿望在中国得以实现。

　　长隆集团创始人苏志刚每年都会去世界各地为大马戏“采购”节目。

　　目睹了阿斯兰和团员在高速奔跑的马匹上完成翻跟斗、捡拾物品、叠罗汉等高难度动作后，苏志刚极力邀请他们加入长隆。

　　2005年，阿斯兰一家人跟他来到广州，一待就是15年。

　　每天早上 8点训练、下午 4 点备场、晚上 7:30 开演。每周休息两天。

　　除了恒定的表演场所，长隆还提供马匹，动物休息，训练的场所，也有足够的资源支持他们探索更高阶的技艺。

　　背靠着这样的平台，阿斯兰感觉生活的一切褶皱似乎都被熨平了。

　　2009 年，他的大女儿出生。7年后，小儿子降临人世。现在他们都在长隆周边的学校念书，同时也接受马术训练，相当于长隆的预备役人才。

　　以马戏团为据点，在广州繁衍生息的外籍演员还有许多。

　　他们来自20多个国家，横跨四大洲，大多已经扎根广州10多年。

　　和民间传统马戏团的“小、散、弱”不同，长隆把各类型优质艺人集中到一起，规模化运作。经过20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广州的一张文化名片。

　　国际大马戏门票定价400多，是一般小马戏篷的20倍，但却从来不缺观众，每场几乎都座无虚席。

　　在内容形式上，传统动物表演占的比重已经很小，更多的是演员用自己的身体，超越自身的某种可能性，甚至打破某种隐秘的自然法则。

　　惊心动魄的表演，配合史诗般的恢弘场面，再加上声光电烟火水幕的精妙结合。现场的观众，很难不被这种危险与优雅并存的艺术所震慑。

　　将马戏带到这样的高度需要花费多大成本？

　　首先，我们所看到的能够容纳8000名观众的现代化国际马戏大剧院，就是2000年投资数亿元的成果。

　　正是在这座场馆里，长隆开始了探索马戏表演艺术的更大空间和可能性。

　　从最初的世界马戏荟萃集锦，到主题马戏《月球侏罗纪》，再到情景马戏《森林密码》和《魔幻传奇》。

　　长隆马戏演出经历了五代更迭。

　　比如打造《森林密码》时，公司给了艺术团团长李驰一个符号——热带雨林。

　　接着他专程跑去泰国普吉岛，看舞台剧《幻多奇》找感觉。然后把演出的界限打破，加入娱乐和艺术的元素，同时以岭南文化作为根基，最终提炼出《森林密码》的主题。

　　根据提出的创意，集团到世界各地去“采购”最优秀的节目和演员。

　　一条巨大的马戏产业链就这样从广州延伸出去。

　　长隆的“洋为中用”让人们看到马戏艺术破局的可能性。

　　但对条件有限的草台班子而言，这条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难以效仿。

　　艰难转型

　　陈超接手马戏团后，做了很多升级尝试。

　　花上万元置办音响和剧场吊灯，将马戏团的红色门头车改造成“房车”，还购买了可以容纳1000多人同时看演出的豪华帐篷。

　　为了保证演出质量，陈超常年聘用杂技学校的学生。演出之余，他还在抖音发了不少短视频，但评论点赞寥寥，偶尔还会被评价“辣眼睛”。

　　“北上广有长隆这样的高端马戏，但四五线小城还是应该有我们的容身之处。”

　　在李杰看来，民间马戏团参与商演是大势所趋。

　　他曾经服务河南一家楼盘的销售活动。现场观众扫楼盘二维码，就能免费进大棚里看演出。

　　一天三场表演，场场爆满。

　　这样的活动一年大概十次左右，一场演出二十多万，去掉成本，一年能挣个十万，“跟外出打工也差不多。”

　　李荣庆出狱后曾经尝试改行。

　　他去工地开火车拉水泥，但老是出现幻觉，干了二十天就把别人反光镜撞没了。

　　思来想去，他还是舍不得马戏团。那是他唯一擅长并喜欢的事情了。

　　凑齐行头以后，他接到一个大活，带着动物驱车1800多公里，从老家河北沧州赶到了四川泸县。

　　因为一个徒弟锁骨受伤，时隔6年后，李荣庆亲自上场表演童年令他心动不已的“空中飞人”。

　　他顺着绳梯向上爬，一直爬到将近10米的高空。用上臂的力量撑起全身的重量，在空中一圈又一圈旋转。

　　围观群众仰着脖子，发出阵阵惊呼。

　　顺利的开场给了他很大信心，他兴冲冲地准备再编排几个新节目。

　　然而第二天，状况就来了。

　　请来的4位外籍演员被要求不能上台了，因为请马戏团来的房地产开发商，没给外籍演员办好当地的演出许可。

　　这4人中，两名俄罗斯姑娘负责串场跳艺术体操，是李荣庆临时雇来的。两名坦桑尼亚演员表演高椅倒立之类的高空杂技，已经跟他签了一年的长约。

　　午饭时间他接了15通电话，应付接踵而至的各种问题。甲方的尾款迟迟没有到账，外籍演员的去留，他的卡车占了道需要挪开，各种各样的机构要来查他的许可证……第三天的演出推迟了半小时才开场。

　　还好，他在朋友圈发的求助信息有了回应。朋友帮两个外籍演员联系到了另一个地方的演出。

　　考虑到“多待一天就浪费一天的钱”，他转身就对他们说“再见”了。

　　当年意气风发的时候，为了将自己的马戏团打造成国际化的大马戏团。李荣庆曾自学英语，以便“跟外籍演员沟通”。

　　如今，背过的单词基本忘了，只记得最简单的：

　　“你好”，“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