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郑小瑛：生命就是一曲交响乐

　　2021年1月1日和2日，91岁的指挥家郑小瑛将在上海的东方艺术中心为上海人民献上两场新年音乐会。与癌症斗争二十多年，音乐之于她，就是一剂良药。

　　“比较特别的是，音乐会下半场的歌剧《茶花女》《卡门》经典选段，将是用中文演唱的。这是我想恢复‘洋戏中唱’的一次尝试，也是我的‘贼心’不死。”

　　电话中，她中气十足，丝毫听不出她已经与癌症斗争二十多年了。音乐之于郑小瑛，就是一剂良药。郑小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位女指挥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如今，年过九旬依然活跃在一线的交响乐和歌剧舞台上。性格直爽，她炙热的脾性和澎湃的专业精神让业内同仁赠予雅号“穿裙子的卡拉扬”。对待生命，她潇洒慨然：“如果有一天倒在指挥台上，那才是最浪漫的事。”

　　新民晚报“上海时刻”出品

　　“我不是大小姐，我是干活的”

　　这位中国的“穿裙子的卡拉扬”性格倔强，用她自己的话就是：“能得到别人的认同，这最好；不认同，那就做出来给你看。”倔强也是某种遗传基因。1929年9月27日，郑小瑛出生在上海。父母没有按照家族辈分排行给女儿取名，而是用了父亲的姓和母亲的名。这是他们不顾反对、追求爱情，坚持婚姻自主的结晶。郑小瑛的父亲郑维是福建永定客家人，是清华大学第二期庚子赔款公费留美生，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农业经济系硕士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商科博士。郑小瑛的母亲温嗣瑛出生于四川重庆，受“五四”思潮影响，执意要去上海念女子体育高等师范班，学习新式体育。这在那个女孩子足不出户、笑不露齿的年代，乃是大逆不道。可性格倔强的温嗣瑛硬是瞒着家人买了统舱船票，背着行李独自登上了去上海的轮船。毕业后，温嗣瑛回重庆当上了中国第一代女子体育教师。据说她当时还让女学生穿上灯笼裤、背心裙走上操场，在留声机播放的音乐伴奏下，跳西方舞蹈，轰动山城。郑小瑛谈到母亲温嗣瑛时，坦言：“我独立好强的性格，与从小接受妈妈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郑维、温嗣瑛与幼时的小瑛

　　抗战期间，郑小瑛一家从上海搬到了重庆南岸老君洞半山腰的镇江亭。当时曾有媒体以“民国大小姐”为主题，专门拍摄采访郑小瑛。郑小瑛说：“我不是大小姐，我是干活的。”母亲温嗣瑛因参加妇女运动结识了何香凝、史良等一众民主爱国人士。史良就住在郑小瑛家的楼上。史良曾给8岁郑小瑛写过这样一段话：“你有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爸爸，又有为家庭和社会服务的干练妈妈，他们是男女国民的模范，你要学习他们，担负起中华儿女应有的责任来，才是真正的救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郑小瑛至今还保存着写有这份珍贵题词的纪念册。

　　1948年12月24日，郑小瑛决定去解放区，“只有一腔热情，觉得对民族要有一点担当。”与当年母亲的选择一样，她也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半个月后，郑小瑛安全到达解放区，才向家里报平安。在解放区，郑小瑛参加了大艺术家崔嵬领导的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这个上海姑娘到了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地方，8个人围着一盆菜，蹲在地上捧着大碗吃饭，旁边就是只有半截墙遮挡的厕所。

　　拿着喇叭吆喝的指挥郑小瑛参加的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解放后成了武汉中原大学文工团。1952年，文工团保送郑小瑛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郑小瑛6岁学习钢琴，音乐天赋极高。1955年，苏联指挥家杜马舍夫在中央乐团开办合唱指挥训练班。因对报名学员不甚满意，就又到中央音乐学院亲自挑选了一些人，其中就有在作曲系学习的郑小瑛。转年，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创建，郑小瑛任主课教师。1960年郑小瑛赴苏联深造，毕业证书上这样写着：郑小瑛1960年至1963年间在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管弦系歌剧交响乐专业进修，导师是功勋艺术家安诺索夫教授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教授。郑小瑛在苏联指挥演出了多场音乐会。1962年10月3日，郑小瑛在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丹钦科命名的剧院指挥演出了难度极高的歌剧《托斯卡》，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舞台的中国指挥。就这样一位女指挥，放下了身段，一生执着于古典乐在中国的普及工作。

　　那是1979年的秋天，歌剧《茶花女》在北京西郊五道口工人俱乐部上演。这是这部西洋歌剧禁演十多年后的首次演出，担任指挥的是郑小瑛。台上灯光暗下，身穿黑丝绒演出裙的郑小瑛登台。音乐响起，台下观众仍在聊天、嗑瓜子、吃花生。指挥棒划出起拍，场内仍未安静，乐队不得不放大音量来盖过喧哗。凄婉的序曲演奏得铿锵昂扬，演奏者面带苦笑，观众倒是哄堂大笑。郑小瑛说，幕间休息时竟有观众跑到乐池边和她打招呼，“怨不得这么齐呢，敢情这儿还有个打拍子的呢”，“喂，打拍子的阿姨，你们这光唱不说的叫什么戏”。

　　演出结束，郑小瑛一个人坐在曲终人散的观众席。她翻着谱子，一个小时过去，一行都没看进去。她想让更多人听懂古典乐。从那之后，指挥郑小瑛有了另一个身份：讲解员。于是，每次演出开场前20分钟，郑小瑛就拿着喇叭到剧院门口吆喝，请观众提早入场听讲座。起初只有二三十个听众，后来有一两百人，甚至有人多次买票只为听郑小瑛的讲座。有人拿着节目单，边听讲座边做笔记，甚至有人专门带砖头大小的录音机来录制讲座内容。这便是著名的“郑小瑛模式”。

　　80年代的她

　　“这次上海新年音乐会也会采取‘郑小瑛模式’。不过，如今是信息时代，‘郑小瑛模式’也要与时俱进，得利用一下网络。”郑小瑛说，她最近在网络音频平台上开了一档节目，在每期20分钟左右的节目中介绍有关古典音乐的内容。她的讲解，没有高深的技术名词，浅显易懂。郑小瑛觉得这才是更长久的东西，至少可以留给孩子们。

　　戴着假发，也要上台挥棒

　　1997年下半年，退休后的郑小瑛打算去厦门筹建一个乐团。那个时候郑小瑛的饭量突然明显减少，整个人消瘦得厉害。老伴刘恩禹劝她去医院检查一下。11月初，郑小瑛独自一人去医院检查，结果对她如晴天霹雳。郑小瑛患了直肠癌。“我当时紧张是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做，特别是我想让世界能听到有中国特色的交响乐和歌剧。”郑小瑛最担心的是，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手术后，为了能及早恢复，她每天在老伴刘恩禹的搀扶下，咬着牙关，在医院的走廊上缓慢移动，一步，两步，到几十步，到一百步，到一千步。郑小瑛说，她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她重新站在指挥台上，没有。

　　1998年4月，郑小瑛出院。5月，便飞赴爱沙尼亚的塔林，指挥爱沙尼亚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因为化疗，郑小瑛头发全部掉光，她戴上了假发，指挥了两场中国交响乐音乐会。当她指挥乐团演奏根据中国古典名曲《霸王卸甲》改编的协奏曲时，刚劲有力的手势下，古战场上金戈铁马的激战，何尝不是她生命的搏斗。

　　郑小瑛一直有把中国作曲家黄安伦写的四幕大歌剧《岳飞》搬上舞台的想法。1997年底，郑小瑛因癌症在进手术室之前，特意叮嘱好友、词作家徐庆东：“我如果出不来了，你要记得，一定要把《岳飞》排出来。”所幸手术顺利。术后，郑小瑛寻根谒祖，第一次来到她父辈的祖居地——福建永定。为祖坟扫墓后，她参观了永定的土楼，一下就被土楼独有的建筑风格和历史震撼了。郑小瑛当时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能用现代的交响乐来表现古老的土楼文化，这不是更能让世界知道它的价值吗？在郑小瑛的推动下，9个月后，作曲家刘湲创作的5乐章的交响曲《土楼回响》首演。此后郑小瑛指挥厦门爱乐乐团，把这部作品演到了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加拿大、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创下了我国交响乐套曲演出场次之最。郑小瑛笑言这是她的“土楼环球梦”。

　　2015年黄安伦歌剧《岳飞》于天津大剧院首演，86岁的郑小瑛在演出前讲话2005年末，76岁的郑小瑛在福建龙岩演出，身穿标志性白衬衫黑外套的她大步流星从舞台左侧入场。还未登上指挥席，脚底一滑跌到一米多深的场下。地板砸出一声响，所有人都被震得从椅子上站起来。郑小瑛被扶到台边。她稳了片刻，继续登台指挥。开场前，她声音响亮地宣布：“请大家放心，一场虚惊。”身姿依旧挺拔，只是头发有些乱。指挥完一个小时的音乐会，郑小瑛浑身疼了两个月。现在回忆起来，她展眉大笑：“摔跤后我自己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我活了。”“洋戏中唱”则是如今郑小瑛口中“贼心不死”的“人生最后一搏”。她说，西洋歌剧用原文演唱，就将绝大多数的中国听众拒于千里之外。她希望能在更多的歌剧院里恢复上演中文版的西方经典歌剧。几年前，郑小瑛曾试着在国家大剧院用中文演出作曲家马勒的《尘世之歌》，她希望以此获得关注和讨论，可惜和者盖寡。而这次在上海，郑小瑛还将尝试她所提倡的“洋戏中唱”。郑小瑛生命的活力可以说是源自于歌剧，也源自于她的执拗，“我就是要把自己所有的光和热都燃烧在歌剧这件事上”。（沈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