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表哥在外地打工时，被一个小老板欠薪1万多块钱。
他独身一人，找了当地的好多部门，最后写了诉状，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要不要找律师，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自认倒霉，放弃了打官司的想法。
一万多块钱的案子，恐怕都没有律师愿意接手，即使最后赢了，可能这点钱连律师费都不够。
现实就是这么纠结，让人无可奈何。
打不起官司，对许多弱势群体来说，再正常不过。
当然，律师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也需要赚钱，需要生活。
但在秉持职业操守和体面赚钱生活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至关重要。
有位在广州打工的农民工，由于工伤导致颈6椎爆裂性骨折，颈脊髓损伤并全瘫。
他们委托律师打官司时，签订了一个事后收费的代理合同。
双方约定，先由律师事务所垫付相关费用，待判决后再从赔偿费中支付律师费，收费标准设定了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如果赔偿80万到90万元之间时，拿出5%提成作律师费；
第二种可能，如果赔偿90万以上，农民工只收90万元，其余全部归律师事务所；
第三种可能，如果赔偿在90万至95万元之间，只付4.5万元律师费。
最后结果是赔偿了180万元，律师事务所按约定心安理得拿走90万元。
然后，农民的妻子无法理解，用命换来的钱，律所为何拿走那么多？
于是，她开始不停地反映问题，但没有任何结果。
现在，引起舆论关注后，才被当成一个事来看待。
有人说，农民工没有契约精神，要是没有律师，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也有人说，律师拿那么多钱确实不应该。
如果说任何人都有契约精神的话，那么农民工也没必要请律师打官司，工程方直接按良心赔偿就是了。
问题在于，律师与农民工签订的那个合同，到底是公平无欺，还是趁人之危？
从约定的三种可能来看，农民工索取赔偿的心理价位及法律范围内的保底赔偿，就是在90万左右。
当然，通过对法律的合理运用，赔偿上升的空间也不是没有。
这种上升空间究竟有多大，农民工是没有能力预测的。
律所则不同，它是一个专业机构，有相当丰富的实务经验，预判这种可能性的能力很强。
就算对赔偿金额无法准确预判，但无上限地设定自己利益，也有趁之危嫌疑。
于法讲不通，于理也说不过去。
联想起海南的那些律师，一个个向张家慧行贿，吃了原告吃被告，成为夹在中间的诉棍和掮客。
这些年，做律师赚钱，但并不是每个律师都赚钱。
有位朋友，大学毕业后做了律师，干了没几年辞职改行。
用他的话说，不是自己专业能力不行，是良心上过不去。
任何职业都不能唯利是图，都需要明白什么钱该赚，什么钱不能赚，或者什么钱不能赚太狠。
农民工用命换来的钱，律所就豪横地拿走一半。
这是赤裸祼的诈骗，但凡有点良知都不会如此残忍。
法律的净空，需要看得见的公平。
而公平能不能直抵人的内心，则需要良知加持。
希望能够公开这家律所的合伙人和当事人，让他们接受社会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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