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军仅次于陈诚的二号人物，著名爱国将领，有一记录至今无人可破

18军仅次于陈诚的二号人物，著名爱国将领，有一记录至今无人可破

罗卓英是第18军的第2任军长。他在第18军的发展历程上，同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跟其他任何一支部队的第2任首长一样，罗卓英是陈诚最信任的人。凭借他跟陈诚保定军校第8期炮兵科同窗好友的关系，打从陈诚担任第11师副师长的时候起，他就一直陪伴在陈诚左右，为陈诚出谋划策。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陈诚是第18军乃至于整个土木系的奠基人、精神领袖的话，罗卓英就是第18军乃至于整个土木系的推动者、扩充者，实际的操盘手。正如一说到第18军，就不得不说到陈诚一样；一说到第18军，同样必须说到罗卓英。

尽管罗卓英没有陈诚一样的地位与气魄，能够决定尔后军长的继任者人选以及整个土木系高级将领的任命，但凭借他在该军的地位以及他与陈诚的亲密关系，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他觉得谁能够胜任军长以及土木系其他任何高级将领的职位，一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到。

不过，纵观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对第18军军长乃至土木系其他高级将领的任命上，除了黄维的第3任军长是他推出来的，他再也没有介于其事，说明了此人确实小心谨慎，以及坚决维护陈诚作为第18军乃至土木系精神领袖地位的良苦用心。在这一点上，说明这个人十足聪明：他深知，维护陈诚的地位其实就是维护自己的地位。

毕竟，陈诚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赢得了蒋介石的欢心，成为了蒋介石的心腹爱将，这为第18军扩充实力提供了一道可靠的保护伞；他罗卓英自己，虽然一样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但如果离开了陈诚，也很难得到蒋介石的彻底信任。

纵观罗卓英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指挥所属部队对日作战的行动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多谋，善于吸取别人意见，但决心容易动摇；带兵要求以身作则训练严格，但对下属要求过松。这样的人，在独当一面时往往可以大胆作出决策，一旦与人合作共同指挥时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难以决定，致使作战过程中常常贻误战机，导致败绩。

其次，无论罗卓英在指挥部队对日作战的时候打过多少败仗，出现了多少失误，他能够坚持抗战，不逃避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仍然表明他是一个不错的爱国将领。

1939年3月，日酋冈村宁次率4个师团的兵力进攻南昌。3月17日，敌以一部在空军掩护下猛攻吴城镇，罗卓英命令守军阻挡敌人的进攻。守军与敌人激战七天七夜后，终于不支，弃守吴城镇，致使该镇落入日寇之手。21日，中国军队之永修、虬津阵地亦被日寇主力攻破。敌机械化部队遂分头南犯，先后攻陷靖安、安义、奉新，进而全力猛攻南昌。罗卓英指挥守军与日寇激战至27日，因实力悬殊，伤亡巨大而命令人马放弃南昌。

南昌失守，严重影响到西南战局，蒋介石极为愤怒，将前敌总司令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撤职查办，旋即命令其戴罪立功，迅疾收复南昌。

4月下旬，罗负责全面部署并指挥第9战区的国民党军对南昌实施反攻，试图夺回该市。21日晚，罗卓英统率三军，兵分三路：一路由上官云相指挥陈保安第29军沿赣江西岸北进，正面攻击南昌；一路由第1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指挥，以第58、第60军向靖安、安义、奉新地区之敌进攻，并以一部进入南浔线、乐化地区，截断敌人后方联络；一路由俞济时指挥第74军东渡赣江，进攻南昌东面地区之敌，以分兵合击之势对南昌进击。

战斗打响后，由于中国军队未能按照罗卓英的部署完全切断南浔铁路，使日寇得以增援，加之在反攻南昌的关键时刻，遭日寇反击的第79师师长段朗如违令畏缩，至误良机，使第一次反攻未能取得应有进展，不得不暂停下来。

5月1日，罗卓英调整部署，指挥人马发动第二次反攻。这一次，虽说第58军之新编第10师奉令向张公渡挺进，截断了南浔线，却终因日寇借助其空炮火力支援，顽强扼守南昌外围阵地，并进行反击，致使中国军队伤亡十分严重，无力攻坚。5月9日，全线停止反攻。反攻南昌以失败告终。从此后，为了牵制日寇，迫使其不能西进，罗卓英集团放弃了对城市的争夺战，改为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游击战。

在这次会战中，有一件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罗卓英可以全权指挥国民党五大主力之另外一支主力部队第74军的作战行动，成为第一个可以指挥两支国民党主力部队对日作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几年以后，也就是1945年5月，第74军第2任军长王耀武也享有这种殊荣，不仅指挥他自己的第74军，而且指挥第18军参加雪峰山会战，并最终打赢了这次战役。但是，那时，罗卓英早就指挥第5军在缅甸战场上与日寇交锋过，成为唯一一位指挥过第18军、第74军、第5军，三个王牌军对日作战的军事将领。

不仅如此，因为其后在印度成立的新编第1军、新编第6军基本上是从远征军第1路军脱胎出来，实际上，罗卓英等于是指挥了新编第1军、新编第6军对日作战。这样一来，罗卓英就成了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唯一指挥过国民党五大主力部队的人。这个记录无人可破。